為什麼你沒看見大猩猩

看完《為什麼你沒看見大猩猩》，討論各種日常錯覺，包括注意力、記憶、自信、知識、因果與潛能。本書有個網址上載一系列影片，大猩猩影片是其中之一。

作者指本書的目標是︰

我們的目標是想告訴你，日常錯覺如何操縱我們的思絰、決策以及行動，同時我們也希望能說服你相信︰這些錯覺深深影響你我的生活。我們相信，一旦考量過這些論點和證據，你將會對自己的心智與行為產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而我們也希望你的行為能根據這些來調節應變。因此，希望你能採用較為批判的態度閱讀本書，並敞開胸懷接受你的頭腦運作方式很可能和你所想像的大異其趣(p. 32)。

注意力錯覺是以為自己意識到的事物比實際多︰

這項大猩猩研究，或許比其他研究更戲劇性地展現了「注意力錯覺」(illusion of attention)的強大影響力︰我們所經驗到的視覺世界遠小於我們自以為能意識到的(p. 27)。

書中例子包括看不到近在眼前的打鬥、核子潛艇撞到漁船、交通意外、飛機著陸失事、免提聽筒仍會令駕駛者分神、放射科醫生看不到放射影像異常之處等。注意力錯覺很難避免，畢竟在大部份情況下，沒有注意意外的事不會有大問題︰

我們缺乏證據來支持我們缺乏注意力。這就是注意力錯覺的根基。我們只能意識到我們注意到的意外事物，而無法意識到那些我們沒注意到的。也因此，所有我們能掌握到的證據，都是我們對周遭世界的良好感知(p. 62)。

對於人腦，注意力基本上屬於一種「零和遊戲」︰你對某件事物愈是專注，你對其他事物的注意力勢必降低。也因此，不注意視盲乃正常行使注意力與感知能力的一種不幸但必要的副產品。如果不注意視盲是人類視覺注意力的天生局限，那麼我們或許根本不可能減低或是消除它。基本上，試圖消除不注意視盲，就好比要求人們快速拍動雙臂來看看能不能飛起來一樣。人體結構無法讓我們飛行，就像人類心智結構無法讓我們有意識地感知周遭所有事物一般(p. 63)。

記憶力錯覺是知自以為的記憶運作方式要實際有異，「我們以為自己記得的」並不等同「我們真正記得的」，這與大腦的記憶方法有關︰

記憶不會將所有我們感知到的都照單全收，而是將我們的「所見所聞」與「既有知識」做出相關聯結。這些聯綠能幫助我們辨明哪些資訊是重要的，而再去回憶其相關細節。這些聯結提供了「回憶線索」(retrieval cues)，讓我們的記憶更為流暢。在大部分情況下，這類線索很有用，但是也可能產生誤導，因為它們會讓我們 把記憶力的精確度給膨脹了。我們無法輕易區分什麼是「我們真正記得的」與什麼是「我們根據聯想會知識而重建的」(p. 74)。

書中有一例子說兩夫婦同時看見劫案，打電話報案時兩人記憶的細節明顯不同，但兩人都自認為自己沒記錯。還有電影很明顯的「穿崩」情節，負責檢視的場記無法避免錯誤，但能從錯誤中學習有甚麼應該注意。有個心理學實驗在第一景轉到第二景時將角色換掉，受驗者也未能察覺。

記憶也會忘記故事情節的來源，誤將故事當成自己的經歷︰

雖然我們相信自己的記憶是我們看見、聽見的精確內容，事實上，這些紀錄卻可能十分貧乏。我們所提取的記憶裡，充滿了故事要點、推論和其他的影響；與其說它像是一段原創的演奏，不如說更接近一段由熟悉旋律即興重複的樂段。我們錯誤地相信我們的記憶是正確且精準的，而是我們也無法將「實際發生」與「事後引介」的記憶項目分開來。......在科學文獻裡，這種記憶扭曲被稱為記憶來源性錯誤(failure of source memory)(p. 91)。

記憶也會令人在改變偏好時，重寫自己先前說法的記憶，以為自己沒有改變。

人們以為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會造成「閃光燈式記憶」(flashbulb memory)，所有當時的細節都會印在腦海中。 心理學家奈瑟與哈許(Nicole Harsch)在挑戰者號爆炸後翌日要學生填一份如何知悉事件之類的詳細問卷，兩年半後再要求同一班學生填寫類似問卷，發現學生的記憶已大為改變，然而︰

即使有這些錯誤，受測者卻對他們在多年後的記憶充滿信心，因為那些記憶是這般鮮活—— 記憶力錯覺又再度發功了。受測者填完問卷之後，再經過一次最後的訪談，然後奈瑟與哈許才將受測者在事發次日親筆撰寫的問卷，拿出來給他們過目。許多人都非常驚訝，沒想到原始報告與現在的記憶會有這麼大的出入。事實上，當他們看到原始的報告時，他們通常不但沒有猛然醒悟是自己記錯，反而堅信現在的「記憶」才是正確的。

你所記得的那些豐富的細節，常常是錯誤的——但是它們感覺起來很對(p. 103)。

如果你記得你如何經驗並學到某件事，而非只記得你經驗並學到了什麼事，你會更容易相信自己的記憶是正確的。就像我們視線感知上的鮮活程度，會讓我們以為自己能注意到超過真正注意到的事物，我們所經歷到的流暢、鮮明記憶，對於記憶力錯覺來說，具有火上加油的效果(p. 109)。

將情緒感受與正確與否混淆的還有自信心錯覺，例如大部分西洋象棋手覺得當前積分低估自己的實力；醫師診斷時要看參考書，看來自信不足，就覺得醫師能力也值得懷疑︰

自信心錯覺具有兩項截然不同但是相關的特質。首先，就像這些棋手，它會讓我們高估自己的程度，尤其是與他人相對的能力。第二，就像克里斯的看診經驗，它會讓我們把他人所展現的自信(或缺乏自信)當成一個有效的信號，來評估對方的能力、知識程度以及記憶正確度。如果自信與它們真的息息相關，那麼將不會有問題；但是實際上，自信與能力有可能天差地遠，依賴自信心來評斷能力，會變成一個巨大的陷阱，可能造成嚴重後果(pp. 115-116)。

書中提到幽默感較差的學生對自己幽默感更為過度自信，邏輯推理能力、文法技巧亦然，但作者認為這項發現也不一定是壞事︰

「無知會造成過度自信」這項發現，事實上很令人安慰。它讓我們知道，當我們在研讀或練習某項技能時，不只能改進該項技能，我們也比較能夠評估自己在該項技能上的實力。不妨這麼想︰人們在剛開始學習某項技術時，因為技術層次還太低，自信心通常會超過真實水準而產生過度膨脹。隨著技術精進，他們的自信也會增加，但是增加的速度比較慢。到了最後，當他們的技術達到高水準時，他們的自信程度就會與技術程度相符了(或者說，至少接近相符)。最嚴重的過度自信，不是發生在我們已經擁有高超技術之時，而是發生在技術還不熟練時(pp. 121-122)。

在團體討論中自信心也會主導討論方向，有研究發現，絕大部份小組最終答案來自第一個說話的人，雖然第一個說話與是否正確沒有關係。集思不一定會廣益，有時只會令成員更有安全感，令自信膨脹，更有信心作錯誤決策。

以自信判斷他人能力或許也與大腦演化相關︰

問題在於，那份自信也許是一種具有個別差異的人格特質——每個人表現信心的基準線可能具有很大的差異。要是事先不知道某人在眾多情境下的自信度，你將無法判斷他在某個特定時刻所展現的信心，是來自他的知識，或只是個性使然。

......在一個小規模、關係緊密的社會，譬如演化出我們腦袋的那種社會，自信是一個正確得多的知識與能力指標。當團體或家族成員一輩子都相處在一起，每個人幾乎都認識互動的對象，也都知道如何調整彼此的信心基準線差異，再加以詮釋對方的行為。在這類情況下，依賴信心來判斷完全行得通。......但是很不幸，如果你把這種很有用的機制，用到你幾乎不認識的人身上，例如法庭裡的目擊者，則可能成為一種極危險的錯覺(pp. 140-141)。

心理學實驗以模擬情境發現，不確定嫌疑犯特徵的目擊者特別過份自信，更重要的是，扮演陪審團角色的第二組受測者，在目擊情況較差、證人卻高度自信的案件中受到最強烈的不良影響。

知識錯覺是指人們自以為知道得比實際知道的多。書中提到有位心理學家要受測者畫出腳踏車圖畫，人們都以為自己頗熟悉腳踏車，但得出的圖畫卻與腳踏車有很大差異︰可能是沒有鏈條、鏈條在兩輪之間、車架把前後輪連在一起、腳踏板與鏈條內部沒有相連等，畫出來的腳踏車根本無法行走。人們經常使用某些機器或工具，以致以為自己非常了解它們的運作原理，事實上並非如此。

同樣的錯覺也出現在估算大型建築計劃中，雪梨歌劇院、波士頓大隧道計劃、巴塞隆那聖家堂，最初都嚴重低估計劃的難道與花費。作者指︰

讀到這裡，各位可能已經感受到本書所討論的日常錯覺都有一種特定模式︰它們全都在美化我們的心智能力。譬如說，我們並不會對盲目、失憶、愚蠢或是無知產生錯覺。日常錯覺讓我們誤以為，我們所能感知、記憶的都超過實際上所感受、所記得的，我們全都優於平均水準，而且我們對於外界和未來的了解更是超乎常理可循。日常錯覺之所以這麼頑強與無所不在，或許就是因為它們能讓我們把自己美化得超過客觀應有的程度。「正向錯覺」(positive illusion)可以激勵我們每天醒來都樂觀面對挑戰，要是我們始終都知道自己的真正心智狀況，恐怕就不敢面對那些挑戰了(p. 161)。

知識錯覺令人們以簡單模型分析，就以為自己了解複雜的股票與樓市︰

要看出我們的簡單模型是否與該複雜系統相符合，並不容易，但是要看出以下三件事卻很容易︰(一) 我們對這些簡單模型有多了解；(二) 我們對複雜系統的表面元素、概念與詞彙有多熟悉；(三) 對於該複雜系統的資訊，我們意識到多少，又能輕易取得多少訊息。於是，我們會把自己對上述這些事情的知識，當成一個象徵，代表我們對該複雜系統的整體了解——這個不合理的推論，很快就會讓我們陷入困境(pp. 168-169)。

作者認為，越多財經資訊，產生自認為了解股票市場運作的錯覺，掩飾自己缺乏深度知識的事實，甚至有可能縮短暴漲與暴跌的周期。在廣告中加入並不相關的神經科學發現或腦掃瞄圖，也能誤導消費者自以為對那件事有更深入理解，增加廣告說服力。一般人比較喜歡「自認所知超過真正所知」的專家，而不是知道自己知識局限，說「有75%降雨機率」的專家，令知識錯覺總是揮之不去。

因果錯覺由三種偏見組成，模式知覺(pattern perception)是指從隨機事物 中，胡亂感知出有意義模式的傾向，例如食物中發現聖像、在股價中看到趨勢。透過選擇性比對(selective matching)，人們只記得吻合信念的情況，例如關節炎患者只記得陰冷下雨時疼痛，卻不記得晴天疼痛與無疼痛感的日子。

第二種偏見是兩事同時發生時，兩者一定有因果關係，不會留意這可能是由第三件事引起，例如冰淇淋銷量與溺水率呈正比關係，都是因為酷暑。陰謀論也是這種偏見引起，人們把自己對當事人的了解配合事件，推論出一個原因，卻沒注意較有可能但不起眼的解釋。要測試兩件事是否有因果關係，唯一的方法，是以實驗證明，控制其他變因，只觀察自變數與應變數的關係。作者提到分辨因果關係的竅門︰

我們有一個簡單的竅門，可以幫助你挑出運作中的因果錯覺︰無論何時，當你聽到或讀到兩個因子之間的某項關聯時，你只要想，有沒有辦法將人們隨機分配到任意一組情況中。如果答案是不可能辦到，太過昂貴，或是倫理上不允許，那麼該研究便無法稱之為實驗，而它所推論出的因果關係也就缺乏支持證據(p. 202)。

第三種偏見是人們喜歡假設先前發生事件必定導致後來發生的事件，源於腦袋渴望因果關係而非事件陳述︰

故事本身——也就是一連串的事件，雖然很有娛樂性，但它卻沒有直接的用處。很難了解，為什麼演化會把我們的腦袋設計成這般偏愛按照各事件的順序來接收它們，除非這種呈現方式能帶來好處。不像任何特定的故事，一條關於「誰引發了誰」的通則，可以是極有價值的。知道「你的哥哥吃了一塊長有黑點的水果，然後就嘔吐起來」，會促使你去推論原因(食物中毒)，一點點的知識也有可能在未來諸多情境下幫了你大忙。也因此，我們之所以這麼喜歡聽敘事，正是因為當我們只有一堆按時間順序排列的事件時，我們就會忍不住要假設其中的因果，而我們的腦袋天生渴望而且想利用的，其實是因果關係，而非一系列的事件(p. 207)。

這種偏見令人們覺得成功公司的做法令他們成功，卻忽視同樣做法卻失敗的公司，而公司總裁能大為改變公司表現。

三種偏見組成因果錯覺令美國有些父母拒絕接種麻疹疫苗，他們以為麻疹疫苗導致自閉症，但只是接種麻疹疫苗與自閉症最易被發現的年齡一致，都是兩歲左右；流行病學證據沒有發現麻疹疫苗與自閉症在數字上有關聯，更不用說因果關係；醫生發表不合科學標準的研究，宣稱疫苗與自閉症有關；個人軼事取代證據，自以為了解兒子病因的母親，在談話節目發表「疫苗造成自閉症」的看法，並因為這種自信認為自閉症偽療法有效；人們在思考疫苗與自閉症關係時，未有考慮接種疫苗但沒有自閉症、接種疫苗前出現自閉症或沒有接種疫苗但出現自閉症的例子。結果是，部分家長不讓孩子接種疫苗，族群免疫力下降，麻疹再度流行。

潛能錯覺是誤以為腦袋尚有大量未開發智力，當中包括兩點，其一是腦袋有潛能在能夠各種表現與情境中，發揮超過日常的表現；其二時這種潛能可簡單、輕鬆而快速地釋放出來，例如所謂「莫札特效應」，聲稱聽莫札特音樂就能令表現更好，後續實驗卻無法重複這種效應。作者之一克里斯就重複過類似實驗，發現可能只是靜坐或放鬆讓人表現較差。

另一廣為人知的潛能錯覺是人們只用了10%腦力，作者指出︰

這項信念牽涉的問題之多，簡直讓人不知從何說起。就像有些法條因為撰寫得太不精確，以致無法施行，這項說法真應該被宣告為「不明確而無效」。首先，目前還沒有辦法認定某人使用了幾成的腦力。第二，腦組織若長期沒有產生任何活動，那麼就意味著它已經死了。所以說，如果我們真的只用了一○%的腦力，那麼除非腦細胞奇蹟般復活，或是被移植，我們不可能增加腦力的使用比率。最後，我們沒有理由去懷疑演化(甚或是智力的設計)會讓我們長出一個九○%都浪費掉的器官。擁有一顆大腦袋，對人類的生存絕對是有危害的——為了要容納它而存在的大頭，幾乎沒辦法擠出產道，使得嬰兒有可能死於生產過程。如果我們只用了一部分的腦袋，天擇絕對會在古早以前就把它給縮小了(p. 244)。

近年流行的腦力鍛鍊遊戲宣稱能防止腦部退化，但研究發現練習能改進的是特定技能，例如做多點數獨能增進數獨能力，而不是一般的能力。電玩專家在認知項目測驗表現更好，也有可能不是因為能力的差異，而是他們知道自己在實驗中被預期表現較佳，更有動機也更專注於測驗。研究發現有氧適能訓練，例如每週步行三小時，對腦袋的益處反而更大，亦能減緩腦部灰質細胞喪失。

作者最後總結指︰

你在思考外界時，如果都能意識到日常錯覺的存在，你對自己將不像以前那般肯定，但是對於自己的心智如何運作，你會有新的洞見，而且對於人們為什麼會有各種行為，也將有新的理解方法。這些行為通常不是因為愚昧、傲慢、無知或是缺乏專注。它們是因為日常錯覺，而日常錯覺能影響我們所有人。最後，我們希望每當你要貿然下判斷之前，都能先思考一下這種可能性(p. 292)。

販賣恐懼

看完了《販賣恐懼》，討論錯誤的風險觀感如何影響判斷。首先作者介紹心理學關於兩個思考系統的發現，系統一，作者稱為直覺，較快速，但會將不相關的事串連；系統二，作者稱為頭腦，速度慢，但會考慮統計數字與邏輯。直覺有時會快速產生錯誤的判斷，雖然可以被頭腦修正，但不能完全消除。

之後書中介紹幾種直覺判斷的問題，定錨原則，作者稱為刻版印象原則，是指在不知道正確答案時，直覺會拿最近的數字來用，再由頭腦加以調整。譬如問甘地是否在九歲前去世？當然不是，但這樣問之後再問甘地是幾歲去世？猜測的答案就會比一開始問甘地是否一百四十歲後去世為低，前一問題提供的不相關數字成為「錨」，供頭腦向上或向下修正。用在風險判斷中，定錨原則就是提供一個胡說誇大的數字，即使誰都知道這是誇大，也會令判斷的「錨」提高。

典型事物原則，是指典型事物會令直覺覺得感覺正確，就會判斷這件事發生的機會很高。描述一個人單身、外向、聰明、大學主修哲學，學生時代關心歧視與社會正義，也參加反核，然後問︰這個人是銀行櫃員、社工、保險業務員、銀行櫃員兼女性主義者的機會，結果答銀行櫃員兼女性主義者比銀行櫃員的機會還高，這是邏輯上不正確的，但女性主義者這「典型事物」卻令直覺產生這比較有可能的錯覺。媒體評論的運作也是如此，藉由編造精心設計的情節，令大眾覺得某些預測很有機會發生。

可得性捷思，作者稱為範例原則，是指直覺認為越容易想起的事會越有可能發生。譬如問學生四頁小說中有多少單字是尾二字母是N，估計數目就會比問學生有多少字是ING結尾為低。有幾種範例特別容易記住︰飽受驚嚇、恐懼、新奇事物、專注與重複、甚至具體想像。而且記憶並不是那麼可靠，會受直覺運用範例原則影響判斷。例如剛發生地震後，居民總是會印象深刻加強防範，但如果十年都沒有發生地震，居民就不會那麼警覺，即使專家警告有危險也是如此。

這些直覺的偏誤會導致民眾對風險判斷與專家不同，專家認為風險就是機率與結果相乘，但民眾對風險的判斷有時與死亡率並不相關，例如一次造成很多死傷、無法自己控制、涉及兒童、後果不可逆轉、近在眼前的威脅等，都會令民眾認為有更高風險。如果是重複又不能看到即時後果的事物，因為已經習慣，就會比較不注意。例如吸煙，就算醫生警告，也不會讓直覺覺得有很大危險，多年習慣已將危機感覺淡化。

直覺的判斷雖然會有偏差，頭腦也不知道直覺判斷的原因，頭腦還是會強逼自己為這判斷辯解。當問人核能的風險高低是，回答可能只是出於直覺，但當問他為甚麼會有這種感覺時，頭腦就會強加解釋他的判斷，而沒有人知道究竟他是頭腦為直覺強辯，還是經過頭腦分析後才有這樣的判斷。

情意捷思，作者稱為好壞原則，是指想像為好的事直覺就認為不那麼危險，反之亦然。例如曬太陽是「好」事，就會覺得這樣做不太有風險；核子是「壞事」，所以核能發電與核廢料的風險就一定很高。因為感覺好也會令人降低對風險的評估，美國統計數字指過節期間火災發生數目會增加，或許是過節的美好令人們忽略了火災風險。好壞原則也會引致機率盲目，某事感覺很差，如化學物質致癌，即使機率很低也令人擔憂，也造成「就算只挽回一條生命也值得」的昂貴解決方案，而用同樣資源在另一計劃或可以拯救更多生命。

生動故事比統計數字更能引發情感，但軼聞本身不能證明甚麼，適當收集與分析資料才可以。但人本來就對數字缺乏感覺，比例反而更令影響思考，例如「可以拯救一百五十條生命的百分之八十五」，反而比「可以拯救一百五十條生命」更受人支持。直覺也沒有統計學觀念，如回歸平均值，即一個人表現異常好後有更大機會表演沒那麼好，反之亦然；還有取樣誤差，即非隨機取樣的結果不能推論到整體情況。直覺判斷的是，一個人表現異常好後表現會繼續好，同質取樣得出的結果可以代表全國。

人們也會跟從別人的意見，越重要的議題這種偏向越大。即使是沒有根據的群體觀點，也可能因應驗性偏誤而得以維持，人們會欣然接受既有觀點的資訊，而忽視、拒絕或嚴格審查相反觀點的資訊，所以只要已經相信任何觀點，就會得到證實。書中提到一項實驗列出「二、四、六」，並要受試者找出這數列的規則是甚麼，受試者可以寫下另外三個數字問是否合符規則，大多數受試者都以「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等問實驗者，然後回答規則是二的倍數。但正確的規則是︰「任三個依序增加的數字」。肯定自己觀點的證據無助於理解，受試者應該問的不是合符自己所想規則的數列，而是反例，如「五、七、九」、「十一、十四、十九」等，才可以確定正確的規則是甚麼。研究也發現人們處理肯定與否定自己觀點的資訊時，使用腦的不同部份，似乎表示應驗性偏誤是人腦的基中迴路。

共同信念的團體一起討論時更會造成團體極化，原因是人傾向與他人比較以作自我判斷，同一意見的人聚集，一個人有多正確就會變成一個人有多極端；而且，在共同意見團體中每一個人都接觸更多的肯定資訊，令自己的觀點看起來更有說服力，再加上應驗性偏誤，團體意見就更為極端。

文化也會影響人們對風險的判斷，好壞原則的好壞怎樣判別，例如曬太陽會想到龍舌蘭還是皮膚癌；範例原則中甚麼事情是範例；槍枝風險在階級論者與利己論者，以及在平等論者與社群論者之間有不同風險評估，都是受到文化影響。

企業為利益販賣恐懼並不罕見，藥廠是其中之一。它們為了令消費者相信自己健康有毛病，創造出各種疾病名稱，讓人們向醫生要求用藥。正常的生物與社會差異被說成是疾病，令近九成健康美國人變成高血壓；疾病風險因子本身也被說成是疾病，如膽固醇是心臟病的風險因子，藥廠卻將之說成心臟病的唯一原因，忽視更為重要的生活習慣因素。藥物廣告往往訴諸情感，廣告主角會因疾病令正常生活受影響，服用藥物後就回復正常，但這種方式卻無視非藥物處理方式，只是用恐懼與幸福影像讓直覺判斷購買藥物。

同樣，政治人物、非政府組織、慈善團體也販賣恐懼而吸引受眾。他們或許是真心相信自己在做好事，或許是故意誤導民眾。例如加拿大防癌聯盟宣稱人們患癌的比率正在上升，以此呼籲政府注重癌症，但他們沒有提的是這是因為人口老化，而且癌症的死亡率也在下降。一份政府傳單指車禍是加拿大兒童的頭號殺手，卻沒有提及這是因為其他死因比例下降得更快。

發表科學研究同樣面對這種引人注意與誠實報導的兩難，科學本質總是帶有不確定，但人類活動「非常可能」引致氣候變化，聽起來卻不是那麼吸引人。有些組織試圖以一份精確報告與一份概括新聞稿來平衡兩者，但記者越來越少時間編寫報導，不大可能會閱讀那份詳細報告，只報導簡化的新聞稿。

媒體報導也會扭曲民眾對風險的判斷，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乳癌，媒體總是偏向報導年輕女性患乳癌的病例，幾乎不會報導年長女性患乳癌的情況。民眾受其影響有過半認為乳癌與年齡無關，但老化卻是乳癌最大的風險因子，超過三分之二被診斷出乳癌的女性都在六十歲以上。媒體偏好報導戲劇、暴力、災難的死因，煙草、中風、心臟病的報導遠少於火災、謀殺、車禍及警察槍擊，即使前一類情況死亡率較高。這會令風險判斷錯誤，令民眾低估前一類情況的風險，高估後一類。

媒體也不太理會可能性，只會說某件事有可能發生，然而凡事皆可能，不知道機會有多大那就沒有太大用處。分母盲目的媒體會報導有多少人死亡，卻不會告訴人們這是在多少人之中；報導風險時也只提及相對風險而不提絕對風險，例如說避孕貼會令女性腿部及肺部血栓風險增加兩倍，卻不提這最多也是由萬分之三增至萬分之六，絕對風險依然很低。

除了媒體為爭取讀者而嘩眾取寵外，記者自身也比較會受新奇、情節豐富的故事打動，也會集中於切合當下已有故事的報導。例如二零零六年田納西州一所學校因為附近核電廠放射性冷水外洩而需要疏散，在核電廠事故後可能會成為大新聞，但在二零零六就只是地方報導。好的故事用字及影像也要鮮明，狂牛症就是媒體發明的用語，令牛海綿症腦病的關注大增。罕見的壞消息也受媒體偏愛，因為這種故事會引起人的原始本能注意，尤其是娛樂媒體中，片集都會出現各種罕見的奇難雜症以吸引觀眾。

媒體偏好生動的壞消息也令犯罪報導集中於個別事件，很少提及更大的背景與議題。犯罪率上升時媒體會報導更多攻擊與謀殺，但犯罪率下降，沒有罪案就不成報導。於是犯罪率上升受人注視，犯罪率下降就較少人留意，例如美國家庭暴力減少三分之二就幾乎沒有媒體報導。

集中報導謀殺也會造成犯罪印象與事實不符，二零零五年美國財產犯罪多於暴力犯罪七倍，謀殺佔有記錄罪案百分之零點一四，死於車禍人數是被謀殺人數三倍，但還是有百分之二十美國人表示他們「經常」或「有時」擔心被謀殺。新聞報導也較多報導年輕人襲擊老人及婦孺的案件，但數字上年輕人才是最有可能成為暴力犯罪受害者。恐懼犯罪與觀看更多犯罪報導可能互為因果，恐懼犯罪的人偏向觀看犯罪報導，犯罪報導也會增加人們對犯罪的恐懼。

美國校園槍擊案引起傳媒廣泛報導，令許多父母擔心子女在校園的安全，許多錢花在增強校園警備，學生要參加安全演習，但這種反應卻無視在校園被謀殺的機率極低。擔心小孩被陌生人挾持，也令孩子缺少出外遊玩的機會，像「養雞場的雞」，並對陌生人有過多戒心。

化學物質致癌自《寂靜的春天》後備受注視，但環境保護論者卻過份渲染人工合成物質的危險，忽略癌症研究者指出一般人在血液檢測中的物資並非癌症主因，而且天然的物質同樣致癌，所有已受檢化學物質，包括天然與合成物質，有一半在高劑量動物實驗中致癌。癌症最大的風險因素，正如前述，是生活型態︰吸煙、飲酒、飲食、肥胖與運動。毒物學的基本原則是，正確劑量是區分毒物與藥物之別，即使水劑量過多也會引致中毒。但人們對致癌物的劑量沒有概念，不管份量多少都認為有害，因為毒性在於劑量不符直覺。直覺不能理解十億分之一有甚麼意義，但直覺會以好壞原則下判斷。

即使希望謹慎為上，以預防原則避免未知的危害也不是那麼容易。例如食水中加氯可能會提高致癌風險，但放棄在食水加氯卻可能造成霍亂流行，那麼哪項風險才應該預防？身邊人、媒體、範例原則、好壞原則，都會影響人們的選擇，令他們切注視某種風險，對其他風險視若無睹，以自己的成見判斷，並宣稱這就是明智的行動。

恐怖行動在九一一後成為核心議題，近半數美國人擔心他們或其家人被恐怖份子殺害，但作者指出，九一一是極其獨特的恐怖行動；包括九一一在內國際恐怖行動對歐美國家居民生命的風險仍然非常小；即使恐怖行動連續攻擊美國，給美國人的風險也低於被雷擊斃或淹死在浴缸；除中東及南亞外，國際恐怖攻擊比例已下降十五年；恐怖份子不大可能取得化學及生物武器，極不可能取得核子武器；即使恐怖份子真的引爆一顆核彈，對任何一個人的風險還是很小。為甚麼人們還是感到恐懼？共和黨政府大肆渲染，民主黨為求在政治上自保也同樣附和恐怖行動的風險，因為高估風險沒人會責怪，但低估風險政治前途就有危險。

媒體也同樣誇張報導恐怖行動，對政府提供的資訊照單全收，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的報導正是如此。媒體也以創作細節渲染極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想像恐怖活動會令全球經濟蕭條及美國戒嚴，以典型事件原則令虛構情節看來更可信，而不會懷疑恐怖組織在九一一後沒有再次攻擊美國本土，可能是因為恐怖組織沒有能力再這樣做。

恐怖行動幾乎都沒有達成在政治上的目標，但卻可以促進策略上的目標︰報復、聲望與反應。恐怕行動直接報復敵人，也是「行動宣傳」，意圖在潛在支持間建立聲望，而聲望主要看敵方政府和媒體怎樣回應。恐怖行動希望的敵人反應，一般都是暴力的過度反應，令敵方「露出真面目」。對九一一的恐怖組織來說，美國宣稱的反恐戰完全符合其期望，恐怖份子變成士兵，其組織變成國家，亡命之徒變成掃蕩腐敗政府建立伊斯蘭國內的代言人。恐怖份子意圖製造不成比例的恐懼，要打擊恐怖份子，就先要打擊恐怖。假如反恐預算經過成本效益分析，也不會那麼不成比例，金錢能花在拯救更多人的項目上。

作者總結指現代比過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少暴力、更長壽、更豐足、更安全，即使頭腦、媒體及其他利益團體或個人產生不合理的恐懼仍是如此，人們應更認真思考，當頭腦與直覺不一時蒐集更多資訊再想想。事後認識偏誤令人們認為既成事實在當時也預測較有可能發生，反之亦然，造成「我們一早知道」的錯覺。這令人們判斷過去面對的風險較現在低，忽視我們現在比過去安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