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社會革命

之前看完Skocpol的《國家與社會革命》，一直懶得寫，現在還是匆匆寫幾句了事。

本書分析的是法國、俄國與中國的社會革命，社會革命是指透過激烈的社會政治衝突，產生社會結構與政治結構的迅速改造，當中階級鬥爭有關鍵作用。作者指本書的取向有三方面與舊有革命理論不同︰一、本書以一種非意志論的結構觀點分析革命；二、本書顧及以往革命理論少有提及的，國際結構與世界歷史發展對革命的影響；三、本書把國家視為相對獨立的行政及強制組織。

三國革命的起因都是國家無法應付外部壓力︰

在十八世紀末的法國、二十世紀初的俄國和十九世紀中期到二十世紀初的中國，舊體制君主政權證明是無力充分地進行根本改革或推動經濟較快地發展，無法應付和經受住強大的外來威脅。革命性政治危機之所以出現，恰恰是因為波旁王朝、羅曼諾夫王朝和滿清王朝應付外來壓力的努力未能成功。君主及其政府與農業經濟及地主階級之間的制度化聯繫，使得帝國不可能成功地應付外部競爭或入侵。結果，舊體制或者是在對更發達國家的總體戰爭的失敗衝擊下瓦解(例如俄國)，或者是由於政治勢力強大的地主階級反對君主動員資源或進行改革的努力而垮台(例如法國和中國)。無論是哪種情況，其結果都是一樣的，即原來作為社會和政治秩序唯一支柱的中央集權的行政和軍事機器土崩瓦解。由於不能得到專制君主的威望和強制權力的支持，現存階級關係就很容易受到來自下面的攻擊(pp. 68-69)。

中法兩國在帝國晚期時，相對興盛的上層地主—商人階級在行政機構中獲得與君主對抗的政治手段，兩國都受到外部更發達國家的壓力，在專制政府試圖採取現代化改革措施時，引起有組織的支配階級反抗，無意中為革命開啟了大門。俄國支配階級則較弱，無力阻止君主的現代化改革措施，但農業及階級結構阻礙俄國工業化，令俄國在一戰時面對德意志帝國時無力對抗，繼而使專制體制崩潰。

與之相對，日本在明治維新中則沒有強大地主階級反抗，改革均由官僚完成，與俄國不同，日本的農業生產率在早期工業化後顯著上升，有助為工業化提供資金，而且日本捲入國際關係的程度較低，無需面對像俄國那樣的頻繁他國戰事，故此日本沒有出現如法中俄三國的國家瓦解與社會革命。

接着作者談及三國的農民，法國的農民在革命期間造反廢除封建領主權利，但私有財產卻仍受到尊重，而俄國農民革命則是連私有地產都重新分配。兩國農民共同之處在於一定程度自主的村社，為自發造反提供組織基礎。兩者面對的國家危機不同，俄國當時面對的是隨一戰導致國家控制迅速崩潰，農民也認為「所有土地屬於上帝」，因此農民較有可能推行激烈的土地革命；而法國當時面對的是三級議會召開帶來的政治危機，鄉村秩序未有迅速失控，農民造反也是由村社中有權威的人召集與主持，故而較不可能採取激烈的行動。至於中國農民，由於缺乏村社，農民無法自發組織改變現有制度方式的革命活動，直至共產黨將他們組織起來，令他們擁有反對地主的集體力量，中國農民就開始激烈攻擊殘餘的鄉紳，因此，農民在革命是被菁英動員的群體，農民的行動也與革命意識形態無關。

作者認為，任何革命者要取得成功，首要任務是國家建設，並保衛革命成果，而為了令這項任務成功，革命意識形態也有可能改變︰

在革命危機期間，遵奉意識形態指導的領導團體受到現存結構的極大限制，而且受到革命風雲變幻的嚴重衝擊。因此，他們最終所完成的任務和所鞏固的新體制完全不同於他們最初的(也許是始終堅持的)意識形態目標。對此無須大驚小怪，因為道理很簡單︰革命危機不是歷史的總斷裂，不會突然使得有抱負的革命者所能預想的一切都有可能實現！這裡有幾個原因，首先，革命危機具有特定的形式，會造成一系列特定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性，而這些取決於在既定的環境和既定的舊體制中危機最初是如何發生的。其次，儘管革命危機能夠導致制度崩潰和階級衝突，從而迅速地改變既定社會的可能性參數，但是許多條件——尤其是社會經濟條件——卻總是從舊體制那裡「延續下來」。這些條件也造成了特定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而革命者在竭力鞏固新體制時只能在這種範圍內運作。既定的世界歷史和國際背景也有同樣的作用，整個革命改造只能是在這種背景下進行(p. 241)。

法國革命及之後一連串事件帶來的新體制，包括軍隊專業化及建立國家軍隊，官僚機構擴大、等級與職責分明，建立公共財政制度，國家的影響深入每一名民眾。作者概述法國革命的影響︰

儘管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不是革命的起因，也沒有因革命而突飛猛進，但是由於革命造成了相對有利的法律和行政架構，因此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能夠逐漸而穩定地擴展。在1789年以後的一個世紀裡，法國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工業國。然而，即使在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過程中，法國依然帶有自己的社會和制度特徵︰經過幾代人的現代經濟發展，大量的法國農民一直作為佃農和小土地所有者固守著土地；法國民族國家一直是經濟生活的一個主要力量，造成和破壞私人投資者的機會，深刻地影響著不同地區和部門的工業發展。因此，不僅是總體上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而且造成法國不同於其他資本主義工業國之處的社會政治發展方式，都可以追溯到法國革命的主要成果。的確，法國革命應當被理解為一個「大掃帚」，它掃除了領主制和因人而異的特權等「中世紀垃圾」，把農民、私人財富占有者以及國家從舊體制的桎梏中解放出來(pp. 283-284)。

俄國革命危機起因於沙皇國家迅速崩潰，因此革命者要建立新政府組織極為困難，作者認為在此情況新國家機器的制度模式「必然是下述特點的綜合體︰官僚層級制，注重專家的特權，黨對國家工作人員和民眾，尤其是農民實行高度集中的強制性控制」(p. 324)。作者指出法俄兩國革命結果相似之處︰

法國和俄國革命在政治進程和結果方面顯然具有某些重大相似之處，而且對此不難做出解釋。在這兩次革命中，基本上自發的獨立的農民造反使得反革命無法得逞，也使得自由主義體制無法穩定，還使得革命政治運動無法在農村立足。另外，在這兩次革命中，為了擊敗國內反革命和國外敵人，必須以城市為基礎的革命領導團體建設強大的國家組織。這種緊迫的需求意味著，革命必然導致更集權、更官僚化的體制(p. 325)。

至於兩國革命進程與結果的差異，作者認為這是因為革命危機最初發生的方式截然不同，法國革命危機時常備軍仍然完整，而俄國革命危機時軍隊已因大戰損耗甚多，因此俄國革命需要以更多強制與命令手段鞏固。此外，兩國農民對私人財產態度的差異，以及世界歷史上國家控制工業模式只在俄國革命時存在，也導致兩國革命後政府的形式有異。

中國革命鞏固後的新政府則較為不同，雖然國家官僚同樣擴展，以各種組織控制民眾也與俄國相似，但作者認為中國沒有簡單視農業為剝削剩餘供城市工業化發展，並不注重專家特權，而是走群眾路線，相對地平均主義，這些是中國革命的特殊成果。原因在於，一、中國重工業發展並不發達，人口膨脹導致農業部門擴展能力幾乎飽和，中共就算再粗暴剝削農民得益也不夠多；二、中共可以利用美俄兩國的分歧及自己擁有核子武器來自保，無需依靠精密機械化武器與空中保護裝備龐大現代化陸軍，故此並非必須發展重工業；三、中共以農民為基礎取得政權，與農民有較緊密的政治聯繫，因此能夠較平穩地實現農村集體化，而在動員農民參與國民經濟發展時，也必須讓農民看到實際的好處，作者想法如是。

作者總結對三國革命的分析︰

法國、俄國和中國革命的原因和後果之所以在大的方面具有相似性，是由於造成這三個革命的社會革命危機——行政/軍事組織瓦解與農民造反匯合——基本相似。革命期間的衝突和革命後果之所以有差異，在一定程度上應歸因於各次革命的危機的不同特點︰各個舊體制國家是如何瓦解的；原有的農村結構促成了何種農民造反。這些差異在一定程度上也歸因於從舊體制到新體制期間、或多或少延續存在的特殊社會經濟結構和國際形勢。

誠然，社會革命實現了重大的改造，但是，它們只是在歷史規定的國內和國際環境的範圍內影響這些改造。而且，社會革命的階級和政治衝突是在歷史上具體的體制危機中發生的。因此，應該首先理解舊體制的結構和處境，首先分析社會革命的原因，由此來解釋社會革命的衝突和後果，誠如本書的做法。革命變革就是基於這種基礎，在這種環境中實現的(p. 384)。

最後作者提到書中論點能否適用於其他國家的情況，作者認為不能，因為革命起因在各國不同歷史及國際環境有異，革命發生及因果模式也因世界歷史結構與國家權力基礎變動而受影響。具體而言，法、俄、中舊體制都是獨立帝國，這與殖民地獨立運動情況有異，外國介入依附性小國革命政權的機會較大，現代軍事體制也更遠離經濟支配階級，他們關心的是自己的仕途與組織，一旦現代軍事體制確立社會革命就越來越不可能。

不過，作者認為本書也有研究其他國家可用之處，那就是「重視國家組織及其與國際環境和國內階級及經濟狀況的關係」，「由於政權類型不同，世界歷史階段不同，各國情況不同，革命形式千差萬別。但是，側重檢視國家與國家、國家與經濟以及國家與階級的關係，肯定會有助於解釋歷次社會革命」(p. 409)。

最純潔的種族

看完了《最純潔的種族》，介紹北韓對國內民眾宣傳的種族主義觀。作者指︰

北韓的意識形態共並不複雜，它可以用簡單一句話來表達︰朝鮮民族的血統太純粹，因此過於善良，若無偉大如父母般的領袖，恐怕無法在這個邪惡的世界裡生存(p. 32)。

這種意識形態是由日本殖民時期發展而來︰

北韓作家的作品勢必深受自己畢生宣傳的意識形態影響。韓國在日本人引領下成為世界最純潔的種族，之後，到了一九四五年，韓國人卻將日本人踢出這個種族之外。韓國人的傳說始祖檀君——一九二零年代，韓國民族主義者極力宣傳卻未能成功——突然在一夜之間成為歷史事實。日本的象徵被調換成韓國的象徵。白頭山原本只是朝鮮半島最高峰，現在卻像富士山一樣具有神聖地位，成為檀君出生的地方。日本人創造的韓國歷史——從全面否定中國的影響，到不實中傷美佬傳教士的兇殘——被原封不動地傳承下來。當然這不是說北韓的意識形態只是將人們原本已經相信的事情成文化。一般而言，一九四五年不識字的韓國民眾並不會比一九一零年更具有民族主義傾向。過去曾受過日本教育的少數民眾，他們在每個村落放置收音機，教導民眾讀寫，送孩子上學——是這些人說服韓國人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純潔的種族(p. 55)。

北韓對外宣稱的官方意識形態「主體思想」，作者認為那並未受北韓當局認真看待︰

雖然主體思想被北韓政權奉為指導準則，但當局從未以實際行動支持此一普世而充滿人文精神的陳腐說詞︰「人是一切事物的主宰」，「人具有與生俱來的創造力與獨立地位」等等。我的意思不是說，如果意識形態未付諸實踐，那麼實際上它就等同於騙局。(就這個標準來看，沒有任何意識形態能免於批評。) 但主體思想根本未受到嚴肅看待，而這不令人意外；主體思想的核心觀念主張群眾應主宰自己的命運，這種說法悖逆了另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觀念，那就是韓國人是獨特而脆弱的孩童種族，必須受到領袖的保護與照顧。韓國人必須感謝領袖，即使他們明明是靠自己的勞力過活(pp. 69-70)。

北韓政府宣傳的韓國人︰

北韓人不認為自己在體格上優越於其他種族，如宣傳機構就坦承，美國人長得比他們高大。北韓人也不相信自己在智力上比美國人優越，不過金正日形容韓國人是「講理的」與「審慎的」，而宣傳機構則讚揚韓國人在面對逆境時展現出權力意志。在邪惡的世界裡表現美德，而非欺詐或強勢，意謂著會像孩子一樣容易受到傷害。事實上，歷史書籍傳達出一種世界舞臺上永遠的孩童種族形象，只想和平生活，卻不斷受到外人的苛待與污染(pp. 103-104)。

無論是軍人、工人還是農人，在官方敘事中，他們與其他人的差異只有程度之分︰他們比其他人更像韓國人——更具有美德也更純粹。儘管武裝力量——軍隊裡男性居多——越來越成為關注的焦點，但在宣傳故事裡，仍然比較常見到年輕女性的身影。之所以如此，不是因為男女平等，更不是因為女性地位優於男性，而是因為女性是貞潔與純粹的自然象徵，因此更能代表韓國的民族性(p. 110)。

神話文本不鼓勵成人的本能。蘇聯或中國主角的獨身反映主角完全主宰了自己，北韓主角的獨身則是孩童種族愉快地遵守規定。朝鮮半島女性的貞潔特別受到看重，歷史敘事呈現的女性總是一次又一次躲避好色外國人的侵襲。就連生肓場景也是一項禁忌(p. 113)。

「父母般的領袖」金日成的形象︰

中國與蘇聯的崇拜源自於他們的領袖對辯證唯物論有最精深的認識，但北韓的崇拜卻源自於金日成最能體現韓國人的美德︰他是前所未有最天真、最天然、最有感情也最純粹的韓國人——最像韓國人的韓國人(p. 124)。

金日成指導的內容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為了指導所花的時間與努力。(在許多視察的圖畫中，金日成只是一邊聆聽一邊點頭微笑。) 畢竟，要灌輸意識與紀律給孩童種族，將使這個種族變得不那麼純粹也較不純真，這一點絕對不允許發生。此外，金日成如果表現出教育者或紀律者的樣子，他就無法成為韓國人民族性的完美典型(p. 131)。

北韓的種族理論讓北韓人有額外的理由去追求一名領袖，他既具有母性能縱容自己的孩子撒嬌，又像個父親能保護他們免受邪惡世界的侵擾(p. 137)。

「親愛的領袖」金正日的形象︰

從過去到現在， 金日成一直連繫著陽光與藍天的藝術表現，但他的兒子卻總在惡劣的天候出現，或者是站在海邊，獨自面對著巨濤拍岸。在(按︰一篇北韓小說)中也是一樣，金正日的出現往往擺脫不了泥濘與雨水等字眼——提醒大家，他面對的局勢比他父親面對的要兇險得多(p. 146)。

當北韓政權強調金正日過著艱苦生活時，他們並未將他描繪成苦行者，因為這樣會使他喪失韓國人的天性。他仍然被描繪成肥胖而快樂的形象，只是程度上不及於他的父親(無論是過去或現在)所呈現的樣子。他偶爾也享受抽菸的樂趣。他的自我犧牲主要表現在他的黃褐色簡樸服裝上。著名的灰色連兜帽夾克，據說是他自己設計的，不僅出現在視覺藝術上，也出現在新聞照片中。

金正日不用為國家的困難負責，但國家的成功他卻與有功焉。金正日崇拜與金日成崇拜不同的地方在於，將軍(按︰指金正日)在非軍事領域的領導主要是以範例啟發的方式來呈現(p. 149)。

與他的父親一樣，金正日是祖國活生生的象徵；群眾藉由讚揚他完美的韓國民族性，來肯定自我。頌揚自我犧牲的影片充滿踢著整齊正步的士兵以及舉著火把的龐大群眾行列，這絕非毫無意義。對於一般百姓來說，這樣的影像甚至比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臉孔更具吸引力；透過集體對偉大母親的諂媚，群眾再次獲得...... 「對全能父母的愛」抱持著「如海洋般深廣的情感」(p. 154)。

北韓對外國人的看法︰

北韓經常被認為是「唯我主義者」，但種族的自豪感總是不斷使其意識到其他劣等種族凡存在。對北韓人來說，其他的劣等種族並非如許多外國人所認為的，指的僅只是美國。事實上，除了美國之外，還包括整個外在世界。如果孩童種族是獨特而純淨的，那麼以此推之，凡非屬韓國人的族裔，自然不能與韓國人相提並論(p. 160)。

神話文本無法解釋美國為什麼願意協商，所以只好說美國在面對平壤可怕的力量與團結之後，便「跪求諒解」或「舉白旗投降」。柯林頓總統致函向「金正日閣下」保證將遵照框架協議的規定，官方百科全書將其詮釋成一九九四年「耀眼勝利」的戰利品。敵人的膽怯不只是美國的特徵，也是亞洲以外的外國人共通的特性。(我已經提過北韓嘲弄蘇聯的「投降」。) (p. 174)

自從金正日宣布建立「先軍」政府之後，便有效擺脫了國家經濟崩潰的責任，平壤與華府關係的緩解非但未能減輕反美的情緒，反而進一步升溫。這種狀況只有一個理由能解釋︰北韓政權擔心，一旦群眾不再視美國為敵人，勞動黨統治的正當性將受到動搖，甚至北韓本身能否作為一個國家也會遭到質疑(p. 183)。

北韓對南韓的看法︰

由於北韓幾乎完全站在種族中心與道德的立場來譴責南韓，因此神話文本不僅可以放心地坦承南韓經濟的富裕，「甚至還誇大南韓的繁榮」，這種作法顯然是為往後事實的揭露打預防針。北韓的宣傳機構表示，再多的財富也無法停止南韓同胞對自由與純淨的渴望。

......當然，外表的富裕掩蓋了種族污染的世界。相對於北韓人民「如他們喝的水一樣純淨」，南韓則是各方面都遭到污染(pp. 188-189)。

因資訊封鎖日漸困難，北韓似乎難以繼續向民眾宣傳這種對南韓的看法︰

一名在南韓廣受支持的保守派總統，加上資訊封鎖漏洞太多，無法不讓北韓人知道有這號人物︰宣傳機關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種史無前例的狀況。在極度絕望下，宣傳機關居然荒謬地再次採取二零零零年之前的說法，主張南韓陷於極度貧窮之中。北韓政權的作法很可能讓自己失去長久以來在民眾心中建立的公信力，但它有什麼選擇呢？即使李明博的支持度再次下跌，絕大多數北韓人遲早都會知道南韓同胞普遍滿意自己的生活，他們根本不把親愛的領袖放在眼裡，而且他們也打算無限期地推遲統一進程。這些資訊的揭露也許無法立刻讓北韓政權崩潰，卻足以讓神話文本瓦解(pp. 196-197)。

目前北韓面臨的主要安全問題不是美國，而是另一個「韓國」的繁榮，而且這個國家的民眾傾向於無限期延長半島的統一時程。這是平壤未能與華府關係正常化的另一個原因︰一旦北韓群眾不可避免地了解，阻礙統一的不是美佬，而是自己的兄弟手足時，北韓所有的神話文本將隨之崩解。因此，站在北韓的角度來看，美國的友善...... 其實遠比它的敵意更危險(p. 203)。

作者最後總結︰

母性權威人物的流行，對「純潔」種族天性的推崇，對理性與拘束的輕視——這些都可能激勵北韓決策者做出魯莽的決定，正如他們鼓勵北韓民眾順著自己的性子，一出事就用暴力解決一樣。我們必須謹慎看待未來情勢的發展(p. 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