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帝國煉金術》，主題是東南亞民族主義與政治認同。作者將亞洲民族主義分為四類︰以擁有強大認同意識的族裔為中心、以過去存在的國家與君主建立共同意識、反帝國民族主義，以及認為國家受屈辱的「國恥恨」(Outrage at state humiliation)。
東南亞的特點在於，特別是高地與島嶼地區，不適合密集農耕與中央官僚體系發展。部份因為二十世紀老牌國家主義不多，東南亞反帝國主義較為盛行。革命派為舊帝國地圖劃分新的神聖性，原本多族裔帝國認同轉變為新共同體，為國家革命神話提供原動力。獨立之後，舊帝國繼承者或將國家神聖化以鎮壓挑戰，或延續帝國式的傳承。
印刷術對東南亞認同形塑的影響較晚，語言聚落未有因為印刷媒體出現而同質化。伊斯蘭與非伊斯蘭認同在印尼與馬來西亞仍然存在。歐洲國家在東南亞劃分的疆界，到二十世紀成為學校教育一部份，變成地圖上的固定現實與新國家主義標誌。二十世紀初的人口普查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注重種族分類，加強各種過往可能比較不重要的身份標記。歐洲當局為方便治理，在東南亞引入規範的姓名，影響當地家族政治發展。
東南亞社會與歐洲殖民者的互動可分為四類︰擴大單一族裔核心，如緬甸、越南與暹羅；保護脆弱的王權，如馬來亞、高棉與寮國；從貿易帝國到革命團結，如菲律賓與印尼；將無國家人民族裔化，如南蘇門答臘的「自由人」。
在東南亞，華人自十六世紀起就有以族裔群體生活的整體印象。明朝海禁與禁止回鄉令解除後，東南亞各地貿易城陸續建立永久華埠，有自己的儀式、貨幣與生計。歐洲人到來東南亞後，依賴華人企業家管理經濟，後者成為「不可或缺的局外人」，引起當地居民敵視。十八世紀中葉清朝放鬆國際貿易限制，大量華人前往東南亞中部。新加坡開埠後成為東南亞華人通信的中心。
土生華人與混血華人在十九世紀以混合語為母語。菲律賓的混血華人與本地人共享宗教與語言，在反帝國運動中被納入為菲律賓人一部份。印尼土生華人原本也有可能成為第一批「印尼人」，但印尼民族認同發展比中國民族主義熱潮晚，1890-1930年移入的華人大量增加，加上華人不同的教育系統，都令印尼土生華人無法重現菲律賓的情況。
在馬來西亞與新加坡，最早來自福建的土生華人，與1840年以來湧入的潮州移民無法整合，海外華人民族主義將混合語華人納入中華民族主義之中，令土生華人子女面對學習中文壓力，加上馬來西亞獨立的中文教育系統，以及新加坡單一英文教學學校系統，都阻礙多元公民民族主義發展。
東南亞各國獨立加劇有關經濟議題的衝突。菲律賓在1950年代打擊華人中沒有公民身份的人。1950-59年，印尼政府為爭取民意支持，限制華商取得商業執照與外匯。蘇哈托上台後保護華人以換取利益，在他失勢後1998年5月印尼發生排華暴動。
馬來西亞經歷當地華人分裂與共產黨武裝叛亂，獨立後採取聯邦制，馬來族裔主義佔據核心舞台。1969年，排除新加坡後的馬來西亞第一次選舉，馬來人擔心華人政黨取勝，在5月引發反對華人的暴亂。後來馬來西亞政府推出「新經濟政策」偏坦馬來人，引起永久種族分裂的社會預期，長遠削弱華人在馬來西亞體制內的權益與議價能力。
「馬來」(Melayu)一詞在十六世紀指與麻六甲相關的官員、語言風格與習俗，後來則發展為形容馬來語伊斯蘭認同，與爪哇、爪夷有互通之處。到1780年代左右，荷蘭逐漸以馬來形容商業僑民、漁民與農民人口，馬來慢慢帶有一種本質化意義。英國人萊佛士出版的《馬來史話》以東方主義與種族分類理念，將各族群複雜的歷史簡化為馬來(Malay)一個種族。
進入二十世紀，馬來亞(Malaya)演變為意指英國管理的半島南部，英國以保護「馬來種族」為由實施殖民統治。1901年馬來亞人口普查將「種族」分為馬來人、華人與印度人三類，造成種族區隔與影響馬來的想像。在1931年人口普查，殖民當局以「馬來西亞人」(Malaysian)泛指所有馬來半島與群島土著民族，馬來人(Malay)則只限於英屬馬來亞的馬來西亞人，即使是當地出生的非「馬來人」孩子，也不屬於馬來西亞人。
1930年代，「馬來民族」成為馬來新興知識青年政治熱情的根本。馬來族裔主義認為馬來有自己的族裔根源、世系、語言與邊界。1945年後，英國逼於情勢支持馬來亞聯邦，以馬來人這個核心族裔為中心，承認馬來人在教育與政府公職的特權。馬來西亞獨立後，核心族裔概念與中立公民概念對立，引致新加坡被趕出馬來西亞。1981-2003年在位的馬來西亞首相馬哈地主張，馬來人是首先在此建立國家的「天命民族」，藉此為族裔主義辯護。
在荷屬東印度城市，對馬來語混血人口來說，馬來語是通用語，與族裔沒有關係。伊斯蘭是共同認同的關鍵標記，但這種宗教忠誠本身不是民族主義。直至1920年代，唯一能描述殖民地認同的標籤是「印地人」(Indier)。留學荷蘭的荷屬東印度學生採用代表馬來—玻里尼西亞語系的「印度尼西亞」，作為一種具有全面包容性的新認同標籤。1928年，學生團體宣言「一個祖國︰印度尼西亞；一個民族，印度尼西亞民族；一個語言，印度尼西亞語」，計劃建立沒有核心族裔，但擁有固定疆界的國家。
北蘇門答臘亞齊蘇丹國數世紀維持自身獨立，直至二十世紀前期被荷蘭武力征服，當地「國恥恨」型民族主義情緒強烈。1945年10月，全亞齊烏里瑪聯合會(PUSA)為對抗當地領主階層烏勒巴朗，支持新的印尼共和國，強調亞齊抵抗外國鬥爭史是新印尼民族史一部份。印尼獨立後，統治亞齊的是不熟悉西方事務的菁英，他們在文化上與雅加達權貴疏遠。
1951年1月，亞齊被併入印尼省級結構，同情PUSA的官員被受過西方教育者取代。1953年9月，PUSA宣佈亞齊加入叛亂的印尼伊斯蘭國。雅加達出兵猛烈反擊，亞齊叛擊走入游擊戰，亞齊獨立運動逐漸走向分裂。1976年，PUSA新任主席宣佈亞齊獨立，派青年到利比亞接受游擊隊訓練。1989年，印尼宣佈亞齊為軍事作業區，血腥鎮壓亞齊，軍方暴力鎮壓一直維持至1998年蘇哈托下台。
1998年印尼民主化後，亞齊獨立運動看似蓄勢待發，但印尼軍隊繼續暴力鎮壓。2003年5月，印尼大規模調動軍警佔領亞齊，逮捕所有獨立運動談判代表。2004年12月26日，亞齊受到毀滅性地震與海嘯打擊。在印尼總統尤多約諾得到民意支持下，印尼政府與亞齊獨立運動在2005年7月達成和平協議。協議給予亞齊國防、外交、金融財政、司法與宗教自由以外一切公共事務權限，享有70%石油、天然氣與其他天然資源營收。獨立運動成員獲准組成專屬亞齊的政黨。亞齊的族裔主義就此與印尼國家主義達成妥協。
蘇門答臘高地居民被沿海居民稱為巴塔克，在1800年以前巴塔克人一直抗拒沿海穆斯林國家。南巴塔克居民在十九世紀初伊斯蘭教擴張中皈依，開始排斥巴塔克一詞，遠離北方非伊斯蘭居民。十九世紀後期，德國基督教會傳教士發行巴塔克語新教聖經，成功向巴塔克高地的多峇傳教。多峇湖北部的卡洛與西馬隆貢與蘇門答臘東岸接觸較密切，由荷蘭傳教士納入傳教範圍，形成各有自己一套文字的族裔教會。
1920年代，高地居民移居城市人數足以形成一定影響力，巴達維亞與棉蘭開始有巴塔克教會，巴塔克俱樂部、報紙、足球會、刊物與小說陸續出現。1930年荷屬東印度人口普查中，巴塔克被視為一個族群，即使已移居在外者仍列為巴塔克人。普查中巴塔克次族群包括昂科拉、卡洛、帕丹格拉瓦、多峇、帝汶(西馬隆貢)與帕帕(戴利)，但不包括南巴塔克穆斯林曼代靈人。人口普查分類令外地人相信七個次族群是科學劃分的族裔，荷蘭與後來日本、印尼當局為便於行政管理，大致上相繼強調如此分類。
二戰後，穆斯林巴塔克支持以爪哇為核心的穆斯林政黨，基督徒巴塔克支持新教徒在爪哇建立的印尼基督教黨。革命期間，許多受過日本軍訓的多峇與卡洛巴塔克人加入印尼國民軍，參與鎮壓巴塔克地區軍閥。1956年，北蘇門答臘軍事指揮官宣佈與雅加達政府斷絕關係，其支持主幹大多來自多峇巴塔克官兵。叛軍撤入多峇腹地北塔巴努里數年，成立新政府，被蘇卡諾印尼軍隊調兵鎮壓。
1950年以後，多峇與卡洛巴塔克人大舉移居地市，尋找教育、公職與商業機會。多峇人移民教育程度不高，一般作小攤販或在城市打工為生。卡洛巴塔克人移民主要動力是教育，自1970年起卡洛孩子不斷移居大城市，盡可能接受最好的教育。到1990年代，多峇與卡洛年輕人開始設法在北蘇門答臘省以外的大學就讀，以更容易進入公職服務。
巴塔克人轉型為移民社群，認同現代印尼，但仍然積極重建自身族裔認同。多峇與卡洛人的族裔認同較難以語言、宗教與出生地為標籤，轉為強調以下六項主題︰族譜、習俗、與家鄉聯繫、服裝、音樂與舞蹈、建築。印尼民主化後，多峇與卡洛巴塔克人以一種「多層認同」的方式，在印尼形式涇渭分明的族裔。巴塔克人身為印尼少數基督徒，形成一種反抗的文化意識。但巴塔克人並不反對印尼認同本身，擁抱印尼民族主義。
馬來西亞沙巴的卡達山杜順在1963年民族國家建立之後，其政治化與族裔建構才逐漸出現。卡達山杜順是馬來族裔民族主義的局外人，因馬來西亞聯邦結構而被容許少數族裔參與政治。在二十世紀期間，卡達山杜順人面對他們是單一民族還是兩個民族，以及是否同化為較大「馬來」認同一部份的困境。
天主教學校以卡達山杜順方言教學，讓一小批受過教育的卡達山杜順精英在1950-60年代出現。這些精英大多數自認為卡達山人，但英國殖民政府稱他們的語言為杜順語。在1960年代，卡達山一詞總是與城市知識份子有關連，特別指西海岸賓南邦與帕帕地區居民，住在高地的蘭瑙居民並不樂意自己被稱為卡達山人。
1965年新加坡被逐出馬來西亞後，沙巴的卡達山鄉民統一組織受吉隆坡施壓，放棄擁有的政府職位。沙巴政府受吉隆坡支持，打壓卡達山杜順認同的標誌，推動族裔整合政策。1975年，吉隆坡政府為打擊不受控制的沙巴政權，爭取卡達山杜順基督徒支持，以停止伊斯蘭化政策為回報。卡達山杜順組織與政府的衝突改為聚焦於文化議題。1982年，卡達山杜順豐收節慶典遭州政府杯葛，但慶典大獲成功，為後來沙巴團結黨在選戰取勝奠定基礎。
1986年，沙巴團結黨政府就任，內陸地區擔心知識份子劫持「卡達山」認同，開始發表「杜順人」被都市卡達山人看不起的控訴。聯邦在1988年表示希望在馬來西亞學校教授卡達山文後，杜順組織展開保護杜順文的猛烈攻擊，舉辦自己的杜順豐收節。為表示團結，1989年，卡達山文化協會宣布改名為「卡達山杜順文化協會」。
1999年沙巴選舉中，吉隆坡警告假如「馬來民族統一機構」無法獲膀，將切斷對沙巴的資助。在這次與之後兩次州選舉中，馬來民族統一機構同樣獲勝。失去州政府領導權後，卡達山與杜順組織在文化上攜手合作，結合內陸與沿海方言，在小學推出卡達山杜順語教學。服裝、祖先文化與豐收節慶典成為卡達山杜順的經典文化象徵，卡達山杜順的族裔身份更為穩定，有望得以延續。
作者最後指，印尼人應用的多層認同中，印尼認同已成為既定元素。馬來西亞民族國家認同相對較不穩定，但進展同樣順利。對今天的印尼與馬來西亞而言，首要挑戰已不是族裔主義，而是新的全球化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