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日本人的界限》，從日本與沖繩、愛努、台灣、朝鮮的歷史，講述「日本人」界線如何隨時改變。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合併琉球王國，七年後改之為沖繩縣。在此期間，日本方面有依成本論與不願琉球人成為「日本人」而反對統合的意見。推進統合的考慮則在於國防與對外關係，明治政府憂慮歐美列強會佔領琉球建立軍事基地。 1872年以琉球王國為「屬國」，沒有改變琉球王國「國體」，可以理解為明治政府在支持與反對統合之間的折衷方案。
1872年以後，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國際秩序崩毀，「屬國」路線難以維持，以琉球為國防據點、將當地人納入「日本人」的路線逐漸取得優勢。1874年，明治政府以琉球宮古島居民漂流至台灣被殺為名，出兵台灣報復。日本與清政府之間的談判，焦點之一就是此事中的琉球人是否「日本人」。在英國斡旋下，清朝支付少量賠償金，讓日軍撤離台灣。條款中納入「琉球人為日本國屬民」一節，可以解釋為清朝承認琉球為日本領土。在軍事力量不足以令間接統治仍可確保琉球的情況下，日本想要確實正當據有琉球，就只有將琉球納入為「日本人」。
日清談判後，日本政府開始與琉球王府就體制變革談判，要求琉球廢止對清的朝貢、改用明治年號、承認日軍駐紮、改用日本刑法、派留學生至東京、藩王前往東京等。日本政府同時提倡琉球在古時已臣服日本天皇，人種及語言與日本相近。琉球反對日方要求，談判缺乏進展。1879年3月，日方以武力強制執行琉球處分，消滅琉球王國，改為沖繩縣。
琉球處分過程中，成本論與歧視立場、排除統合為「日本人」的間接統治路線，以及重視國防與對外關係、包容琉球人納入「日本人」的統合同化路線對立。兩者後來出現不同變化，影響往後對愛努、朝鮮、台灣等地的政策議論與歷史觀。
琉球變為日本帝國的沖繩縣後，日本保留稅制等既有制度以便統治，並以國民教育改造沖繩居民為「日本人」。日語縣學校最初在沖繩就學率不高，但在1894年甲午戰爭日本打敗清朝後徹底改變。1895年以後，沖繩教育者的教育重點在於忠誠愛國、重視秩序與普及日語。
相比「文明化」，沖繩教育者認為「日本化」更為優先，過份強調「文明化」會讓居民憧憬「歐美」而不是日本。例如當時內地女性服裝趨勢是模仿洋服，但沖繩教育者卻鼓勵居民穿和裝。沖繩教育同時改造歷史觀，主張沖繩在歷史上、民族上皆為「日本人」，沖繩語是日語的方言，並以此推論成為「日本人」才是沖繩的「進步」，藉以掩蓋「文明化」與「日本化」的矛盾。
同樣出於國防理由，明治政府以北海道為「皇國北門」，推動愛努人同化。不同於沖繩的是，日本往北海道送入大量殖民者，以改造北海道為「日本人居住的土地」。在二戰前的日本，殖民地帶有「透過移植民開發的土地」一義，與現代「外來者統治原住民土地」的用法有異，北海道當時也稱為「殖民地」。
在明治前期，政府對愛努人不甚重視。愛努人納入對其不利的日本法律體系，土地被墾殖者侵蝕，特別保護法被廢止。1890年代，因《教育勅語》發佈、內村鑑三不敬事件與歐美人內地雜居論爭，日本對歐美與傳教士抱有劣等感與恐懼。由於「歐美」開展對愛努的教化，北海道教育界提倡對愛努的救濟教育，以防止傳教士獨佔愛努教育。
北海道教育界雖然提倡定位愛努為日本國民，卻主張愛努為異種，教育方式與和人不同，需要採取分離教育。在對外關係將愛努納入「日本人」，與對內關係不能將愛努當成「日本人」的對比下，同化目標放在「數十年」、「百年」的將來，最終目的與一時便宜並存，以漸進為名得以成立。
1899年，日本政府公佈《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給予愛努人土地以將之化為農民，建立異於和人的愛努小學校。為節省經費，愛努小學校由一般六年改為四年制，農業與教育補貼僅限於「貧困」的愛努人，並由「舊土人共有財產」中籌措。這種「最終納入」與「當下排除」的「漸進」理論，未來也會出現在台灣與朝鮮的統治政策中。
1895年，日本在甲午戰爭戰勝清朝，取得台灣。對於台灣應納入「日本人」範疇，還是加以排除，日本內部有各種意見，但始終沒有明確方針，只跟隨事態發展。1895年4月，日清締結條約，日軍前往台灣，但台灣當地居民成立「台灣民主國」抵抗，日軍在10月平定全島前受到重大損失。台灣漢族武裝集團與原住民仍舊抵抗，武力鎮壓持續至1915年。
面對意料之外的抵抗，日本一開始以總督府為軍事組織實施軍政，其後名義上改為民政，但保有軍事規條。與沖繩及北海道有別，台灣由軍人擔任總督。日清條約中給予台灣居民兩年緩衝期決定去留，假如這兩年能策動台灣居民離開，日本就可以從日本送入殖民者改造台灣。總督府軍人與文官最初主張，台灣統治應重視國防，提議改造台灣為「日本人居住的土地」。受此因素推動，加上派駐台灣官僚質素低落，總督府對原本住在台灣的人嚴酷暴虐，無故毆打搶掠、佔領民家、隨意處刑、侮蔑固有風俗習慣。
為轉換成「日本人居住的土地」，需要獎勵內地人前往台灣殖民。但殖民者多數來自在內地無法維生的下層民眾，到台灣後與官吏勾結，透過賄賂巧詐從事建築與採購官方物資，對台灣居民態度惡劣。原本台灣人口密度已相當高，無法像北海道一樣送入開拓農民，殖民者多是寄生在總督府下，尋求一獲千金，盡可能短期間獲利返鄉的人。
兩年期限後，台灣只有0.16%的人離開，日方殘酷行為徒增台灣人的反感。台灣當地治安不穩，未確立地方行政機構收取地租，稅收無法補足統治費用，造成每年數百萬日圓赤字，而當時日本政府全體稅收為每年八千多萬日圓。基於民族主義復仇輿論與國防價值，主張放棄台灣的意見只是少數。為擺脫「東洋野蠻國」定位，爭取改正與歐美的不平等條約，台灣的差劣統治也不能持續。
有外國顧問提議日本政府應對台灣實行間接統治，利用台灣舊習，高薪培養內地官員赴台，施政以綏撫居民與開發富源為主。按此方向，教育應重實業教育，只以當地菁英為對象。重視國防論者則主張同化教育，以台灣為帝國南門，認為實業教育無法確保當地人在敵人來襲時對日本忠誠。
在實業教育背後的普遍性文明意識形態上，日本並不如歐美，在儒教文化上，日本不如中國。與沖繩情況相似，在台灣推動「文明化」與「日本化」之間並非等同。對歐美的自卑感加速日本依賴赤裸裸軍事力量與暴力的心理，並讓日本強調歐美「殖民地統治」與日本對台灣的統治不同，抗拒當時潮流的間接統治，並自我陶醉於經營赤字是日本為東洋和平不計利害的慷慨行為。
台灣總督府在1898年7月制定初等教育公學校令，重視「修身」與「國語」。初等教育科目有所削減，沒有設立中等教育，需要支付學費，學校建造與經營費用由居民負擔。這種不完整的教育型態令居民不滿，學校升學率低落。日俄戰爭以後，日本財政困難，台灣教育削減成本，與內地教育差距日益擴大。但因為國防原因，台灣教育絕不放棄忠誠教育，令教育現場更為矛盾。
1903年，時任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表示，台灣的教育沒有方針，要在教導日語三個世代後才決定，實際等於將決定方針一事無限期保留。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採用最差的折衷方案，無法獲當地居民信服，一直維持直到帝國崩潰。
在法制上，日本沒有對台灣做出明確選擇︰既不讓台灣人成為法制上「日本人」，有憲法的權利與義務，讓總督府的權力違憲；同時並不明確表明台灣不適用於憲法，讓台灣在法制上自「日本」排除出去。結果是台灣是「日本」一部份，台灣人是「日本人」，卻沒有內地居民的法律權利。這種曖昧狀態以「明治二十九年法律第六十三號」，即六三法固定下來，讓台灣變成總督府統治的獨立王國。
台灣統治以軍政開始，讓軍方與總督府有「實際上的立法權」，可繞過議會實行權力。1896年2月，日本政府提案台灣武官總督制，直屬於天皇，有實際上的立法權。另設拓殖務大臣，屬內閣成員，管轄台灣與北海道。這讓台灣變成法制上是「日本」，但定位上卻不是「日本」區域，因為總督可頒布在台灣有法律效力的「律令」。1896年3日，這項提案以六三法名義在帝國議會提出，被議員質疑台灣是否適用憲法，政府只保持曖昧。由於議會激烈反彈，法案暫時撤回，加上三年有效期限後通過。
不論是議員或學者主張者，大部份只是從面對歐美或藩閥勢力的角度提倡將台灣編入「日本」，未考慮過當地居民的待遇。如梅謙次郎般提倡權利與義務同樣同化的人，人數就更為稀少。
1898年就任台灣總督的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主張，內地法律不適用於台灣人，並以律令發布治安立法。內容包括暴力手段集結首謀者與教唆者死刊，相關人員入獄；無正當工作並有擾亂公共安全與風俗「之虞」者可要求強制勞動；實行保甲與連坐；恢復苔刑。
後藤排除法制上台灣的「文明」，同時熱衷導入物質的「文明」，建造鐵路、港灣、自來水、下水道、兵營、砲台等基礎建設。行政官被給予大幅權限，以警察執行地方行政。後藤支持六三法，拒絕本國干涉總督府王國，提倡優遇台灣總督府官僚，卻不要求官僚擁有專業技能。為開發財源，後藤實施鹽、菸草、樟腦、鴉片專賣，而鴉片買賣在內地為法律禁止。1906年， 鴉片與樟腦專賣佔總督府歲收50%以上。
1902年，台灣抗日武裝大致被鎮壓，六三法第二度屆滿。總督府主張延長六三法，議員則反駁台灣可如北海道或沖繩訂立特別法，總督沒有必要擁有立法權。對議員質問台灣總督性質，後藤與兒玉避免直接回答，最後六三法再延長三年。1905年，六三法因日俄戰爭緊急延長。翌年，議會通過與六三法大同小異的三一法(明治三十九年法律第三十一號)，廢除六三法的台灣評議會提議，總督府繼續行使既得的獨裁權，台灣的曖昧定位就此固定。
1910年，日本合併韓國。韓國的定位幾乎承襲台灣模式，總督府擁有無限期獨裁權，法制上定位在既是「日本」又非「日本」的曖昧地位，教育採取台灣的折衷形態。面對歐美傳教士在朝鮮的教育系統，日本朝鮮總督府一方面培養「忠良國民」，另一方面因成本問題施行簡易教育。
為阻礙朝鮮人脫離國籍，總督府不在朝鮮施行日本的國籍法，以朝鮮慣習法為由不承認朝鮮人脫離國籍。另一方面，為防止朝鮮人移居內地後成為「身為日本人的日本人」，內地與朝鮮之間不存在移籍手續，不明文的將朝鮮人從「日本人」中排除。在個人層級，朝鮮人與台灣人都成為既是「日本」又非「日本」的存在。
日韓合併時，日本輿論幾乎一致倡議朝鮮同化，主張日韓本為同文同種，並以沖繩為例作比喻。輿論提及以雜婚與移居為同化方法，較不重視經濟利害，並再次提及經營赤字是為了「東亞和平」的「俠義行為」。日本報紙對朝鮮有清楚的從屬關係意識，認為朝鮮人缺乏「文明」，但同時反對歐美傳教士對朝鮮人的影響，展示出「文明化」只能局限在不與「日本化」矛盾的範圍內。
日韓合併後，總督府對朝鮮人在「日本」的定位採取機會主義式論調，在國防上有需要將朝鮮人化為「日本人」，但在侵犯總督府立法權或需要耗費的義務教育則採取拒絕態度。1911年初，總督府以制令公佈《朝鮮會社令》，規定在朝鮮開公司必須得到總督府認可。內地報紙大肆批評這種做法，認為是軍政主義，會阻礙朝鮮經濟開發，然而也不關心朝鮮人的處境。
內地到朝鮮的殖民者勢力比在台灣強大，對總督府是一大麻煩。總督府對朝鮮殖民者與朝鮮人本身的人權同樣毫不在乎，因此可輕易認為朝鮮人也是「日本人」。朝鮮殖民者為保護自己的權利，更想將朝鮮人自「日本人」中排除。殖民者既批評官僚專制，同時又蔑視被殖民者，這與加拿大、澳洲、南非等地有相似之處。為保持獨裁狀態，總督府鎮壓殖民者的「民權」運動，將在朝鮮的內地人與朝鮮人都固定在「一視同仁」的無權利狀態。
日本帝國法律被區分為屬地法與屬人法，帝國議會的參政權是屬地法，徵兵則是屬人法。日本政府並不信任朝鮮人與台灣人持有武器，排除他們在徵兵範圍之外。為防止內地人逃避兵役，日本帝國禁止原籍遷移，以免在法律上無法區分內地人、朝鮮人與台灣人。
1917年日本政府制定「共通法」，承認完成兵役者透過通婚或認養入籍移籍。承認朝鮮人移籍內地後可在內地獲得權利。這不會動搖到總督府特權，因為內地人或朝鮮人在朝鮮同樣受總督府管制。在總督府特權、殖民者權利、兵員資源、「一視同仁」的官方見解、同化與排除意圖等利害交錯下，形成只承認遷入內地戶籍者為法制上的「日本人」，排除朝鮮人與台灣人在外的情況。
1919年3月，朝鮮發生三一獨立運動，總督府血腥鎮壓，掀起內地言論要求改革朝鮮統治的討論。與此同時，美國開始排除日系移民，至1924年停止日系移民移入。日本一方面受歐美歧視，另一方面又以「帝國」姿態侵略周邊弱者，兩者在設定「日本人」界線問題上密不可分。
在當時各種輿論中，主張仿傚歐美、統合各民族的單線文明觀念，最終不容於往後的國粹主義。亞細亞主義提倡種族平等，但始終存在與歐美對抗的思想，屢屢陷入「敵人」與「同伴」的二元對立。主接民族之間切斷交流，只透過通商等有限來往的論述，則未有考慮貿易摩擦與資源榨取的情況。
1918年，原敬擔任日本首相。原敬一直希望改以文官擔任總督，在台灣成功任命文官總督，但在朝鮮因陸軍反對，退而求其次任命海軍軍人為總督。原敬的構想是朝鮮最終將與內地相同，提出內地法延伸至朝鮮，國防與司法由內地主管監督，治安交由一般警察維持，教育與內地相同，內地人與朝鮮人混居，准許公開通婚。與軍方不同，原敬的同化論以與歐美協調、讓日本成為「文明」國家一員為前提，沒有歐美列強會趁朝鮮人反叛而介入的恐懼，認為「文明化」足以改變朝鮮人。
原敬以1912年沖繩獲參政權為模型，認為朝鮮與台灣可按同樣的國民教育、實際徵兵、整備地方制度，最後賦予參政權此一路線編入「日本」。但沖繩與朝鮮、台灣不同之處，就是後兩者設有總督府。統合朝鮮與台灣進「日本」意味著廢除總督府，可以預想會受到總督府全力抵抗。原敬主張「內地延長主義」，而不是當地居民自治，與他一直要打破總督府特權的政治目標相關。
規定台灣統治的三一法在1921年期限屆滿，原敬在與台灣總督府對立下，在1920年末起草取代三一法的法案。最終草案妥協於漸進式改革，以盡量延長內地法為原則，總督府立法定位為例外，但既有的總督法立法則繼續有效，而且保留總督府立法權，不會恢復台灣評議會。新法與之前的法例不同，屬於永久法。
台灣總督面對議員質詢時依舊採取機會主義的漸進論。原敬的答辯也沒有太大差異，此法案已是他與總督府妥協下的最大極限。法案以法三號之名通過。其後原敬在1921年11月被暗殺，改變台灣定位的嘗試就此中斷。
朝鮮三一運動後，朝鮮總督府在1920年代展開統治改革。原敬任命的海軍朝鮮總督齋藤實上任後，廢止笞刑與憲兵制度，取消《朝鮮會社令》，准許發行朝鮮語報紙，統一朝鮮人與內地人官吏薪俸，大致容許宗教教育，放寬宗教團體規定。齋藤整頓內地人與朝鮮人通婚法律，在地方行政設置諮詢機構，將就學年限提升至與內地相同，設立京城帝國大學。
然而在實際上，廢止憲兵後反而強化警察、俸給統一但內地人官吏有額外薪俸、地方諮詢機關沒有議決權並大致採取任命制，會員沒有提案權、普通教育仍必須學習「修身」與「國語」、就學年限「隨當地狀況」可縮短、未有實施義務教育，都顯示總督府的改革有限。
打破總督府特權一事則更難以推進。司法權仍留來總督府手上，當地居民參政權看不出有任何進展。日本政府為保有朝鮮否定朝鮮人自治，總督府為保持獨立性則反對賦予朝鮮人帝國議會參政權，只提案在朝鮮成立權限受限地方議會。帝國議會認為地方議會侵犯帝國議會權限，加上內地與總督府之間在1929年的官僚鬥爭，總督府的提案被棄置。之後齋藤總督離職，朝鮮人參政權問題退回沒有明確方針的「漸進」階段。
在琉球處分後，沖繩人中有表面提倡同化，實際要求取得同樣身為「日本人」的平等、促進文明化的意見。1876年出生在那霸的伊波普猷，在沖繩中心首里感到自己是外人，在東京就學後也察覺社會默認規則中不允許沖繩人參與政治與實業。伊波轉為重視學問，自高等學校入學前就一直探尋沖繩認同。
伊波認為沖繩歷史是不偏坦日本與清朝任何一方，也期待沖繩內部的對立調和。首里統一沖繩與日本併吞琉球以武力導向調和，但也會造成僵硬統治與階級差異。其後伊波以日琉同祖論試圖解決權力帶來的困境，將權力者用以定位沖繩人為既是「日本人」又非「日本人」的說法，用作指涉沖繩人特質屬於多樣性「日本人」之一。統一不是偏狹的同化，而是朝向多元化的「大國民」方向。
對於沖繩的「特質」，伊波提倡把沖繩人視為「琉球民族」的獨特民族，主張琉球民族過去在物質與精神上足以形成國家社會。當時沖繩看來無法主張與日本對決，因此伊波必須在「與日本調和」及「創造沖繩民族主義」兩面作戰，主張沖繩人是日本人，但與日本人有所不同。
沖繩民族主義的問題在於，為了讓沖繩人與日本人有非政治性、文化上的連結，就需要強調與愛努人及「生蕃」的差別，認為後兩者缺乏政治能力。同樣，在有限框架下創造沖繩民族主義，只能以日本民族主義為模型，也會忽視沖繩內部更少數者之間的差異，讚揚耀武揚威式的民族主義。那霸出生的伊波當然知道首里在征服沖繩後的榨取行為，日後也批評首里的同化為「血液的榨取」。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沖繩發生經濟大蕭條，糧食缺乏至必須食用有毒的蘇鐵，情況被稱為「蘇鐵地獄」。與日本本土統合，讓日本最脆弱的沖繩應聲而倒。在經濟不景氣面前，伊波否定他之前對沖繩文明化的努力，悲觀認為小民族注定被歷史壓碎。思想與個人感情生活的困境讓伊波離開沖繩，轉向純粹研究學問。在此之後，伊波不再鼓吹過去的日琉同祖論與強勢擴展的沖繩民族主義。
1913年，台灣漢人大地主家族的林獻堂拜訪明治元勛板桓退助，翌年以板桓為會長成立台灣同化會，提倡對台灣「一視同仁」。台灣同化會成立一個月後被總督府解散。與此同時，林獻堂致力設立屬於台灣人的私立中學。
至1920年代，台灣人明顯從傳統教育轉向現代教育。文化上，台灣人從「文明化」立場提出改革，但由於台灣擁有歐美現代文明的流入管道，「文明化」與「日本化」之間的裂縫更為明顯。1920年1月，台灣留學日本內地的留學生組成新民會，既主張文明化，同時批評同化政策充滿歧視。台灣留學生一面追求身為「日本人」的權利，一面追求「非日本人」的多樣性。這種願望在制度中的具體化，就是「台灣自治議會」這項政治要求。
以與日本方最低限度摩擦為界線，台灣留學生採取的方法是置換支配者的言論概念。最初留學生選擇的方針是「撤廢六三法」，但在法三號通過後遭挫。後來留學生轉向殖民政策學，指出自治主義是國際「文明殖民地統治」的新潮流，提出台灣應獲自治的主張，向帝國議會請願，希望設立由台灣住民選舉產生的台灣議會。
在日方議員引薦下，1921年1月，第一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正式向帝國議會提出。請願書以台灣為帝國一部分，台灣人是善良的國民為框架，同時鼓吹台灣在地理與歷史上的特殊使命，希望保持不同於「日本人」的獨特性。日本政府向議會照會不接受請願，最後這次請願在議會沒有審議就被直接拒絕。
1922年2月，第二次請願同樣未經討論被駁回。請願運動核心的蔡培火與林獻堂，以1921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為基地，在1923年起在台灣巡迴演講，普及科學知識與「新文明」。總督府展開正式取締行動，並延伸內地的治安警察法，對集會與出版加以限制，以解僱、撤銷特許、拒絕貸款等方式打壓連署，禁止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登記為結社，並逮捕在台灣的同盟成員。
1923年2月，第三次請願得到請願委員會審議，但委員會認為設立台灣特別議會有違帝國憲法，因此加以否決。設置台灣議會與帝國議會採用內地延長主義方針矛盾的弱點，至此暴露無遺。其後多次請願同樣遭到駁回，在第七次請願更被當時首相若槻禮次郎直接批為違反憲法。
1927年，台灣文化協會正式分裂。主張公然與日本對決的左派掌握文化協會主導權，舊幹部如蔡培火等脫離，成立台灣民眾黨，林獻堂退出運動暫時出國。請願運動雖然繼續，但已沒有實現的可能。1930年，台灣民眾黨分裂，林獻堂與蔡培火組成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與當局妥協，只主張地方制度改革。1934年第十五次請願被拒後，請願運動結束。1936年，地方自治聯盟亦宣告解散。
在朝鮮，獨立運動力量較台灣大，自治運動相對微弱。自1920年起，朝鮮「國民協會」請願在朝鮮推行眾議院選舉法，主張朝鮮不是殖民地，應享有「日本人」的參政權，樂意以徵兵制來交換。對這些爭取為「日本人」的朝鮮人而言，日韓是對等合併，與歐美殖民地支配完全不同。「國民協會」的看法僅限於一部份朝鮮人，其領導人在1921年被獨立派刺殺。
帝國官方對朝鮮參政權請願運動無法徹底否定，但政府實際上對之視若無睹。另一方面，1925年日本審議普通選舉法，合資格的內地居住朝鮮人得到選民資格，1929年首次出現內地朝鮮人候選人。1932年，主張同化為「日本人」以獲得平等的親日朝鮮人朴春琴當選眾議院。朴氏在眾議院就廢除渡航限制、義務教育、統一貨幣、義務兵役等議題，要求對朝鮮「一視同仁」。政府雖然沒有否定，但實際上以「為時尚早」、「有待研究」等方式擱置。其後對於限制朝鮮米輸入問題，朴春琴質疑是差別待遇，對政府失去耐性。
隨著中日戰爭發展，陸軍在1938年引入朝鮮志願兵制度，但朴氏廢除渡航限制與朝鮮人參政權的要求依然不獲政府接受。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朴氏已失去利用價值，在眾議院選舉中落選。戰後，朴春琴因親日無法在朝鮮立足，被指為「民族的叛徒」，逃亡日本後，又被日本政府劃為「在日朝鮮人」，法律上變成外國人，1973年在東京逝世。
1937年後，中日戰爭激化，日本兵力不足，開始在朝鮮推行「皇民化政策」，內容包括強制朝鮮人參拜神社、對天皇忠誠、排除朝鮮語必修科、「創氏改名」、志願與徵兵制、勞役徵召等。皇民化政策不只是同質化，也是一種精神的總動員體制。
總督府推行皇民化政策時，不只要與朝鮮民族主義為敵，也同樣敵視根據外國例子指「內鮮一體」不可能的論調。為此總督府強調日韓同祖論，逐漸消滅「朝鮮」與「日本」有別的稱呼，指稱朝鮮語是日本一種方言，提出「民族」本位屬於西洋民族主義，與東洋的國家本位不同。部份朝鮮知識份子期望未來平等、對「西洋」「東洋」之別有共鳴，或者出於對前現代習慣的批判，開始改變立場協助皇民化。
隨著日本在太平洋戰爭日漸不利，需要更大規模動員與徵兵，過去對朝鮮與台灣的曖昧「漸進」策略已不可行。自1942年起，日本推行一定程度改革，但在觸及戶籍與參政權等攸關「日本人」界線的關鍵問題，日本帝國自我改革的能力就迎來局限。
1944年，日本開始對朝鮮人徵兵，總督府計劃在朝鮮實際眾議院議員選舉法與戶籍法，允許一部份「皇民化」人士與前日本軍士兵轉籍內地，條件在父母或戶長配偶為內地人下可以放寬，親屬移籍受到限制，移籍條件受地方法院審核。
總督府的提案被內務省反對。內務省認為移籍應僅限於居住內地朝鮮人，假如允許居住朝鮮的朝鮮人移籍，數目將會以數十萬計。內務省主張強硬同化論，並對朝鮮人推行「抑制人口增長政策」，包括延後結婚年齡、鼓勵女子勞動、指導單身男性提升經濟生活，以及實施優生法。仍然增加的朝鮮人則移居內地以外帝國控制的地區。對服日本兵役的朝鮮人，內務省並不視他們為「日本人」。在一直拖延下，移籍改革直至終戰依然沒有結論。
1944年底，朝鮮與台灣參政權問題開始具體浮上檯面討論。陸軍基於戰局對賦予參政權相當熱心，但內務省警保局與地方局仍然持反對意見，提議朝鮮中樞院與台灣評議會議員改為民選，但權限僅限於對政府諮詢提出建議。12月底，日本政府就賦予朝鮮與台灣參政權審議設置調查會。調查會指出若賦予參與權必須將朝鮮與台灣編入「日本」，意味著需要廢除總督府，當中也有意見指，假如朝鮮與台灣議員人數過多，會阻礙議會運作。
但戰局已不容改革延遲。1945年3月，政府決定朝鮮與台灣眾議院分配名額分別定為23名與5名，貴族院分別為7名與3名，限制門檻與人口比例相比相當高。總督府存廢問題仍然繼續擱置，導政朝鮮與台灣無法實施其議員在帝國議會通過的法律，產生制度上的矛盾。法案在4月正式公佈，但卻沒有施行令，變成口惠而實不至，直到日本帝國崩潰仍未實行。
日本敗戰之後，非在日朝鮮與台灣人變成非「日本人」，有內地戶籍的在日朝鮮與台灣人在《舊金山和約》後視為有特別永久居留權的「外國人」。愛努人被分類為「日本人」，但適用於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沖繩則在戰後27年間處於模糊的法律地位，由美國單獨佔領。
美國為自我辯護對沖繩的佔領，批判日本之前對沖繩的歧視。但美國對沖繩統治之嚴苛，未來將逼使沖繩人走向回歸日本之路。佔領沖繩一開始就帶有軍事性質，在1950年成立「民政府」後，民政長官與副長官仍然由軍人擔任。民政長官與副長官，以及之後的高等專員，掌握行政、司法、立法三權，猶如過去的總督府。美國自稱為了東亞和平而佔領沖繩，其自戀傾向也與日本帝國統治朝鮮與台灣時相似。
美國擁有壓倒性軍事力量，沒有需要同化沖繩人以確保後者的忠誠心。在當時冷戰環境下，將沖繩納入美國只會帶來麻煩。在教育上，美國禁止沖繩對天皇忠誠的教育，但沒有要求必修英語，也沒有禁止日語。美國在沖繩更重視高等教育，以培養成為美軍協助者的當地菁英。與此同時，美國鼓勵琉球文化，恢復傳統藝能。
在政治上，美國不信任沖繩居民的政治能力，不合符己意的候選人一律視為「共產主義者」。沖繩自治政府權力有限，即使推出保障人權法案，也以高等專員的布令為優先。受僱於美軍的沖繩勞工不適用於勞動關係法，沒有集體談判權。高等專員可自行改變選舉法，否決稅率法案、制定治安立法。
對戰後日本政府而言，沖繩的定位是既屬於「日本」，又不是「日本」的土地。戰後沖繩縣行政單位已不再存在，沖繩事務歸外務省管理。《舊金山和約》後，日本政府稱對沖繩仍有潛在主權，沖繩人仍是「日本人」，但權力行使在美國手上。唯一仍當成內政管理的沖繩事務，是法務省所轄的戶籍，戶籍仍使用「沖繩縣」這已經消失的名詞。
1954年起，美國限制之前自由的琉球列島與日本本土之間轉籍，與日本本土往來需要民政副長官發出渡航證明書。本土的「日本人」因應美軍需要，受到「外國人」的對待。沖繩人住在本土，則與一般「日本人」有相同法律地位，擁有參政權與被選舉權。在這種曖昧位置下，沖繩人在國外不是任何政府的外交保護對象，既不屬「日本」亦不屬「美國」。
在美國佔領初期，沖繩人要求復歸日本的聲音不多，復歸運動由沖繩保守派主導。較多聲音傾向主張振興「沖繩民族」，並憧憬能在美國保護下建立和平國家。自1951年起，由於對美國的支配幻滅，讓支持復歸論的黨派迅速增加。沖繩方面主張的復歸論不是對日本無條件忠誠，而是考慮這是否對沖繩有利。
因韓戰爆發，美軍用作軍事用途而佔領的沖繩土地逐漸增加，徵收與補償全由美方決定。沖繩方希望透過主張為「日本人」，至少可以與日本處於同樣法規下，領取補償金與受勞動法規保護。為了先提升沖繩的民生，1950年代的復歸運動大多主張保留美軍基地，只在民政施政權上復歸日本，暫時擱置反戰與反基地等問題。
1956年6月，因美方提案一次買斷用作軍事基地的徵用土地，引發沖繩跨黨派的「全島鬥爭」。運動放棄一直使用的親美語彙，強調守護沖繩土地即守護「日本國土」，以民族主義運動形式向日本本土保守政府求援。但日本政府擔心刺激美國，決定靜觀其變，不願視沖繩人為「日本人」。
沖繩方面為取得更多支持，需要轉變過去親美反共的論調，並改變戰術訴諸反戰情感。1960年代後半，反越戰運動發展，讓本土對沖繩的關心開始提升。1968年，沖繩舉行行政主席選舉，以「反日美安保」、「反基地」、「立即無條件復歸」為口號的候選人當選。1969年11月，日美政府發表共同聲明，宣佈除了美軍基地外，1972年沖繩施政權歸還日本。
在復歸成為現實後，沖繩出現對復歸理想破滅，批判日本方面自私任性的聲音。隨著權力運作，人們只能被分類為「日本」、「美國」、「沖繩」，反復歸所要質問的，正是這種不斷重劃的界線。然而，這無法阻止復歸的潮流，1972年5月15日，沖繩「復歸」日本。
作者指出，日本帝國是「後進」帝國，在擴大支配地區時，總是強烈意識到「歐美」的威脅。對「歐美」的競爭意識，影響日本在周邊地區政策討論中，輕視經濟成本，重視國防，執拗於確保原住民忠誠心的傾向。日本動員國內士兵成本低廉，以及不信任朝鮮人與台灣人的忠誠心，讓帝國不願編組以原住民為核心的殖民軍。恐懼於支配地區被歐美奪去，日本一直試圖推行同化論，令統治成本與當地反彈日益增加，從而陷入惡性循環。
「後進」帝國另一性質，是支配必然只能觸及附近的地區。日本從北海道與沖繩的統合後，二十年內急速獲得台灣與朝鮮，對後兩者是殖民地還是「日本」一部份一直陷入認知混亂。假如日本獲得像非洲那麼遙遠的地區，就不會有強硬主張「日本人」化的聲音。沖繩地理較接近、領有時期較早、趕上憲法發佈、人口較少，是沖繩在法制上納入日本體系的重要因素。在台灣與朝鮮，實行徵兵制、賦予參政權與推行義務教育都遠較沖繩困難。
「後進」同樣對文化上的民族認同有影響。在日本，所謂「普遍」文明已為歐美獨佔，傳統文化則以儒教文明為先，日本方面能保持權威的，就只剩「國語」與日本文化，以及對天皇的忠誠心。由於「日本文化」本身就是為對抗「歐美」與中國而創造，與要求普遍性的帝國主義擴張矛盾，日本同化政策出現「文明化」與「日本化」之間分離的現象。
隨著時期與政策不同，在國家判斷下，朝鮮人與台灣人有時會納入「日本人」的界線，有時則被排除在外。日本帝國的排除並不一定只以民族為單位進行，例如居住內地的朝鮮人就被賦予參政權，但女性內地人則沒有。要進行排除或包容，完全是按個別政策或對象而決定。
包容可以是絲毫不遜於排除的一種支配形態。作者認為，必須要做的不是譴責排除、接受包容，而是質問「設定界線」這種現象本身。官方民族主義只把國民當成國家資源，不重視任何國民的權利，因而完全沒必要限制國民範圍。從下而上的國民國家運動，則在重視「國民」範圍的權利同時，提倡保留權利分配，限制「國民」範圍擴大。
在日本帝國中，支配方實際上並沒有貫徹將周邊住民包容入「日本人」，或者徹底排除在「日本人」之外，而是置他們於既是「日本人」、又非「日本人」的曖昧定位上，以「漸進」、「同祖」一類說辭將之正當化。若明言他們是「日本人」，就必須給予他們權利；若明言他們不是「日本人」，則無法當他們是國家資源來動員。出於自身利害關係，總督府、帝國議會、內地部會、軍部、殖民者立場也互相矛盾。有時民族主義或種族主義不是本質動機，而是用來包裝其他動機的表現形態。
作者最後指，不管站在甚麼立場，在今後的時代裡，應該賦予「日本人」怎樣的意義，以及要怎樣構想這條界線的形式，都是人們應該深思的問題。人們的命運不是由國家或「日本人」所賜予，決定命運的權利理應掌握在人們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