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之死

看完了《專業之死》，主題是美國人以無知為榮的現象。作者指，雖然美國人一向有看不起專家的現象，但現在他們不僅相信錯誤，而且緊抱錯誤拒絕學習。其頻率之高，範圍之廣，怒氣之盛都令作者感到可怕。「各自表述」成為爭辯打完場的口號，人們無法承認有些事就是有標準答案。

作者擔心，在網絡資訊充斥下，越來越多一般人欠缺基本常識，連基本證據法則也不願相信，拒絕學習按邏輯推論。專家與一般人的界線面臨崩潰，部份人帶著沒有根據的傲慢，可說比純粹無知更為糟糕。公民將專家當成某種技師，但拒絕彼此的對話，自信已掌握足夠資訊。

作者認為，現在許多美國人將政治上票票等值，當成任何議題的任何意見也該在價值上沒有差別，是一種對實質平等的錯誤信仰。這些美國人認為沒有誰比誰更聰明，學習只是淺嚐即止，可說是違反教育讓人謙遜、不斷學習的宗旨而行。作者指，這些問題部份扎根於人性，部份是美國高等教育的毛病，部分來自科技與媒體，也有部份是專家與一般民眾間缺乏理解。

現代社會運作有賴社會分工與專家，尊重彼此專業，專注於自己領域上，讓眾人達到非一人之力可及的高度。專家與公民難以理性討論在過去已存在，但現在更令人憂慮的情況是，對知識體系不信任的帶頭者，往往是理論上應知道不該這樣做的人，例如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在決定子女是否接種疫苗是更為昧於事實。有些美國人覺得對抗專家意見，好像就代表比較有文化深度。

政治辯論與公共政策制定本質就是衝突。在美國，政策辯論越來越像雙方都沒做功課地比爛，兩邊看法雖然不同，但都是錯的。當中有一種自我中心、目空一切、容易變成惱羞成怒的堅持︰意見沒有高低之分。對部份美國人而言，說他錯就是說他笨，糾正就是一種侮辱。他們堅信只要主觀意見夠強，就能模糊意見與客觀事實的界線。

作者指不論專家、知識份子或專業人士，都是掌握特定技術或知識體系，並以此執業為主要謀生方式。專業必然少數而封閉，由學習、天分、經驗與同儕確認集合而成。專家透過經驗累積的技術不見得能量化，也無法速成，只能投入時間、反覆練習而累積。專家的知識一定在一般人之上。自學成功的專家不是不存在，但他們是例外中的例外。更多是普通人不知道專業的門檻，以為能夠理解就有能力分析。

我們每個人都有許多弱點，令公共辯論易於變成互相吵鬧。作者直言，專家與普通人溝通困難，原因之一是公民普遍程度太差。「鄧寧—克魯格效應」描述，能力越是不足的人，對自己的能力就越有信心。當講話沒邏輯的一方不知自己沒邏輯，專家與普通中的對話總是會不歡而散。

確認偏誤是建設對談最常見的阻礙，它指出人有傾向留意與自己成見相同的資訊，忽視對想法構成威脅的資訊。我們會專注於讓自己恐懼或希望得到確認的資訊，記住印象深刻的事，忘記不夠戲劇化的事。確認偏誤可說是一種求生機制，不理性恐懼會控制我們，但不理性樂觀則不會。

專家也是人，也會受確認偏誤影響，因此科學會將研究結果送交他人進行同儕審查，由比較沒有利害關係的人帶著研究者與現實對質。一般人不會特別意識到這些過程，學術圈以外的爭議也沒有這種外部審查機街，確認偏誤容易衍生出無法推翻的主觀看法。不少人所說的「證據」，只是「我覺得對的東西」，而不是「由公認原則測試過，確認其真實的事情」。

偏方、迷信與陰謀論都算是確認偏誤與無法證偽觀點的經典案例，當中以陰謀論最難推翻。駁斥陰謀論會「充實」陰謀論的內涵，缺乏證據與互相矛盾反過來可以「證明」陰謀的強大。陰謀論廣受歡迎其中一項理由，是它會撩撥人心的俠義精神與英雄主義。對無力理解現實又不願承認的人來說，陰謀論是誘人的出口。陰謀論也在人們面對恐懼的事情時，為他們提供脈絡或意義。

日常對話中經常會提及不應以偏概全(generalize)，但作者指出這樣說的意思其實是不應搬出刻板印象(stereotype)，兩者混淆會造成溝通困難。刻板印象是社交惡習，但以偏概全(概化)則是根據可觀察事實作出的概率陳述。概化是描述而不是解釋，可以量化與確認；刻板印象則是預先的結論，容易引發主觀情感。作者認為，專家與處理主題保持距離，較能消除情緒干擾與後續偏見。

我們不想讓人知道自己知道或在乎他們錯誤，懶得為自己的專業辯護，也會動搖我們溝通資訊的能力。這種「平等偏誤」來自我們對被群體接納的心理需求，研究發現這會讓能力較差者較預期更常主張自己的看法，能力較佳者則會在對造中接受同伴明顯有誤的提案。這種考量的潤滑人際關係，卻會在需要實事求是時造成重大犧牲。

人們也很不願意承認自己在對話中跟不上與聽不懂，網絡資訊時代讓人更有衝動假裝無所不知。現代人會掃瞄報紙頭條或文章就分享在社交媒體，雖然根本沒有閱讀內容。政治信念會令事情更為複雜，因為信念反映出我們自視是甚麼樣的人。

作者也批評美國高等教育發展變成消費者導向體驗，學生學到最重要的事，就是消費者永遠是對的。大學吊詭地成為專業不受尊重問題的一環。高等教育普及後，大專院校競爭激烈，提供的只是「上大學」這種體驗。學生獲得顧客般的待遇，無從學習謙虛自律。

進大學應該是學習的起點而不是終點，老師尊重學生意見也不代表兩者學識平起平坐。但現在任何老師要點破這幻象，就會被學生全力反擊。部份學校課程只剩下輕鬆愉快的營養學分，課程分數灌水，及格標準降低。教學評鑑遭到濫用，將大學貶抑一筆買賣，學生要求物有所值，而不是入學訓練批判精神。

新一代學生運動排除異己、教條主義，甚至出現語言與肢體恐嚇，只是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參與學生了解的，是發高比的是激情與音量，而不是理性與證據。大學生一方面疾呼要學生治校，另一方面卻又堅持大家要把他們當成小孩看待。作者憂慮，在大學四年都學不會尊重老師與學校的人，出了校門也不會懂得尊重公民社會其他成員。連大學生都不能成為講道理的意見領袖，不能辨別客觀事實與主觀感受，那美國人就有大麻煩了。

網絡擁有前所未有的龐大資訊，幾秒就能在搜尋器出現在人們面前，但其品質高低就只能碰運氣。網絡充斥劣質訊息與半吊子觀點，有時是因為作者懶惰或能力不足，有時則是出於貪婪或惡意。

網絡令人損失辨識資訊好壞的基本研究能力。用關鍵字搜尋不是研究，只是問問題。真正的研究辛苦而枯燥，需要人有能力找出真實資訊，擷取其重點、分析、化為文字，然後呈現出來。網絡改變了我們閱讀、推理與思考的方式。我們要求即時、易懂、顧及視線效果、只給我們想要聽的資訊，也就是能在最短時間內花最少力氣吸收的解答。

網絡令我們變得不厚道與沒耐性，無法進行有建設的討論。任何時間都可與任何人對話並不一定是好事，有時人就是需要暫時緩和自省，才有時間吸收與消化資訊。網絡不給人們這種餘裕，讓其回應不經大腦，並為了面子在事後捍衛自己的直覺反應，拒絕接受新知或承認錯誤。

網絡令各種散播虛假資訊謀利的產業得以產生。人們在決定好自己要相信甚麼後，才在網絡上找證據，包羅萬有的網絡自然會令相信任何事的人都滿意。很多問題上網查過後比一無所知更糟。很多人上網調查後自以為掌握了甚麼，其實只是懷恨一大堆自己不明所以的資料。他們分不清哪些事只是自己瞥見過而有個印象，哪些事是自己扎扎實實實地知悉。在螢幕看過與真的理解並不是一回事，但研究發現網友會將兩者混淆。

大部份人在網絡上只是在找，並沒有真的在讀。研究發現人們只會看網絡文章的標題跟前面幾句，快速篩選他們想要的東西。網絡使用者會自然對先跳出來的搜尋結果產生認同，但很少人會質疑搜尋引擎的運算順序是否靠得住。

作者認為，很多人對維基百科與各種線上資源的誤解，以及對群眾智慧整體的誤解，都可以歸結為一點，也就是知識不等於一堆混雜的人事地物湊在一起，也不是丟硬幣猜結果。維基百科的價值是供應基本資訊，但需要分析的複雜議題，它就不太有效。

學習新事物需要耐心與傾聽，但網絡卻反而讓人忘記如何建立友誼，反而老是互相挑釁。輕輕一點就能分道揚鑣的網絡讓人更為涇渭分明，不與傾聽他人意見。這讓我們失去思考、辯論、承認錯誤與接受指正的能力。當中隱藏著一種扭曲的平等觀︰大家都有社交媒體帳戶，所以大家都沒有差別，故此人們可以自戀地對任何人指指點點。由於網絡上的一切都沒有決定性證據，所以每個參與辯論的人都會極力主張自己正確。這讓每個人的政治偏見或錯誤認知，都不怕找不到歸宿。

作者批評新聞界並未讓人更了解世道，反而令人感到混亂。科技與資本主義結合，令新聞界變成按市場需求的資訊生意。媒體數目急升，競爭更為劇烈，資訊量多質劣，回應消費者希望每件事更快、更簡單、更悅目、更有趣的訴求。

一般人覺得看了看手機，就等於掌握天下事的脈搏。現代媒體為個人度身訂造的選項，讓確認偏誤更為強烈。作者指，這代表美國人不僅所知不多，而且他們僅有的知識還是錯誤的。太多人觀看電視新聞時已有定見，他們看新聞只是想在同溫層得到確認。電視有數以百計頻道，任何偏見都能得到滿足。當大多數人覺得自己已經「很懂了」，專家意見自然無足輕重。

當記者也欠缺對報導主題的專業，問題就會更加嚴重。現在記者入行的門檻拉低，原本是技藝的新聞報導變成正規課程，追求制式作法。業界強調形式、外貌與速度多於內容，信口開河的標題就能便宜行事。記者懶得向專家詢問資訊是否正確，或者追查數據確認事實，只看得到他們相信的事情。

作者的建議是，專家應該知道何時要說不，不該將這責任推給記者。新聞消費者面對新聞時，應該謙虛、接觸不同立場與國家的媒體、不要覺得身旁都是壞人，並要有判斷力，在消費媒體時疑問報導是否可靠。閱讀與注意時事是熟能生巧的技術，最好天天都看。

專家也會出錯。作者細分專家失敗的種類，首先是科學本身就會出的錯誤，這包括單純失誤以及整個領域尚未突破的先天局限。這是學術研究必然存在的一環，專家也無能為力。專家能保證的，是遵循科學原則的方法，將犯錯與落入思考陷阱的機率降至遠比一般人低。

專家錯誤還會出自專家撈過界。當專家脫離其專業，他們就只是一般人，學歷多麼優異不代表他說甚麼都正確。就算專家沒有過界，當他們不只提出解釋，更想預測未來時也會出錯。預測未來違反了科學解釋過去的基本原則，但社會對預測的需求總是比解釋多。這在專家與其服務對象之間，形成一股自然無解的張力。

最後一種專家失敗就是欺騙與瀆職，雖然最少見但最危險。有時是我們以為的專家根本不是專家，或者真專家以假榮譽誇大其資歷。當真正的專家說謊，既會帶來直接後果，也會令社會對專業信任下跌。學術欺騙的例子時有發生，一般人會疑問學術研究是否可信。作者則指，一個主題領域的興衰，極少取決於單一研究的成敗。一項研究可能會造假，但數百項研究同樣造假等級就完全不同。

作者指，專家功能無法正常發揮，專家與一般人都有責任要負。專業人士必須承認並公開自己的錯誤，然後說明自己會如何修正。一般人不應要專家改行當預言家，並了解無心之失與心存欺騙的差異。公民應該要認識所謂名嘴與專家的來歷，讓自己更能鑑別接收到的意見，認知自己知道與不知道甚麼，同時帶著懷疑謙遜接觸專家意見，並理解真正制定政策的不是專家，而是官員。

專家與公民的關係建基於互信，當信任崩解，民主本身就可能陷入危機，變成暴民政治或技術官僚菁英統治。常識敗退與無知進逼，多少令公民與公共政策脫節惡性循環。公民覺得越來越疏離，也不想知道經濟、科學與政治體制如何運作。一般人對專家的表現紀錄沒有興趣，喜歡能白說大話，與自己意見相同的專家。

作者提出大眾對專家與官員的誤解中，值得優先思考的五項課題︰一，專家無法控制官員接受建議；二，就算官員接受建議，專家也無法控制如何實踐；三，專家無法指揮政策從概念到執行的整個過程；四，專家不能控制官員是否選擇地聽取建議；五，專家只能提供選項，不能替民眾作價值判斷。

作者感嘆，民主制度要穩定運作，前提是選民必須深思熟慮後決定。公眾無知經惡意操弄，就會變質成政治鬥爭的武器。民主是參政權的平等，是一人一票、每票等值、法律一視同仁的平等，而不是每個意見都一樣，主觀感受重於客觀事實的齊頭式平等。

許多人言必稱「我們人民」，但他們指的根本是「我」，單數的我，非我族類都不可以相信。無知可以改善，但與傲慢、自總與憤世嫉俗結合的無知則無藥可救。傳統的解決之道已經無效︰高等教育、媒體與網絡都在加劇民眾堅持無知。專家束手無策，覺得已經受夠。

作者悲觀總結，或許釜底抽薪的解決方法，需要一場未能預見的災難。沒有民主與包容，就得面對如戰爭、經濟崩潰或壓逼群眾等可怕命運。我們只能寄望事情一發不可收拾之前，公民、專家與官員可以克服困難，對專家與菁英在民主的角色進行深入辯論。

真確

看完了《真確》，內容是討論我們對世界有錯誤認知的現象與原因。作者的調查顯示，我們許多人對世界無知，給出種種與實際不符負面答案，比隨機亂猜更差。作者認為這種過度誇大的世界觀，源於我們大腦運作的方式。

作者談及我們的十種直覺偏誤，並提出思考工具培養求真習慣。第一種偏誤是二分化，認為世界只分成「我們」與「他們」、「已開發」與「發展中」、「富國」與「窮國」等。這種印象在1965年時或許正確，但2017年世界多數人(75%)已身在中等所得國家，活在低所得國家人口只有9%。

作者建議更現實的分類是將國家分為四級，一二級界線是2美元，二三級界線是8美元，三四級界線是32美元，大概十億人在第一級，三十億人在第二級，二十億人在第三級，十億人在第四級。大多數人都在第二與第三級，與1950年的西歐與北美生活水準相當。

二分化直覺偏誤來自比較平均值、比較極值與自己的上層目光。為扭轉這種偏誤，作者建議我們檢視分佈狀況，發現個體間重疊之處，注意多數個案都落在中間，以及不要從俯瞰目光認為底下所有事都一樣。

第二種偏誤是負面型直覺偏誤，我們傾向留意壞事而不是好事。世界許多進展緩慢分散，不易受人注目，但各種進展累積起來則是巨大進展，例如赤貧人口比例在二十年內減半、四十年來壽命提高10歲、識字率提高至86%，以及另外許多生活改善。

負面型直覺偏誤有三種情況︰對過去的錯誤記憶、新聞媒體與社運人士選擇報導，以及擔心說壞事正在好轉會顯得冷血。作者提醒，慶祝現有成功是一回事，繼續目前奮鬥是另一回事，兩者並不衝突，失去希望反而無法達成目標。

為扭轉負面型直覺偏誤，作者提出我們應區分狀態(現在怎樣)與改變趨勢(變好或變差)之別，事情可以既是糟糕也在變好。我們應留意好消息絕少會報導，逐漸進步不會成為新聞，新聞多也不代表變事多。我們也不應沈浸於美化過去，要珍惜現有成果，相信未來世代也能跨過障礙。

第三種直線型直覺偏誤認為趨勢會一直持續，例如以為地球人口會不斷增加，但聯合國的預測是逐漸趨平。正如小孩身高不會一直增長至400公分，許多趨勢都會有直線以外的走法，例如迅速攀升後趨平的S型，迅速減少後趨平的滑梯型、只在特定間隔提高的駝峰型、一直翻倍的倍增型等等。為了明白一項現象，我們需要確實了解線的形狀，不能假定它就是直線。

第四種恐懼型直覺偏誤與人類過去演化的環境有關，現在則變成媒體吸引注意力的工具，扭曲我們對世界的認知，讓我們錯估天災、航空安全、戰亂危害、化學物、恐襲的危險程度。面對恐懼型直覺偏誤，我們應留意新聞與自己的注意力都偏重恐怖消息，風險不是自己感覺多害怕，而是有多危險與自己暴露在多少危險，並避免在驚恐時下決定。

第五種失真型直覺偏誤讓我們將單獨數字與特定例子想得過於重要。有兩種工具可扭轉失真型直覺偏誤，其一是比對數字，單獨的數字沒有比對基準就沒有很大意義。在比對許多數字時，先找出最大的那些數字，它們通常比其餘全部加起來還重要。其二是善用除法，例如將數字除以總人口，找出的比例通常更具意義。

第六種概括型直覺雖然必要而有用，但它可能令我們誤將許多不同事物歸為一類，甚至以特例套用在整個分類。作者提議，要知道哪些簡單分類會導致偏誤，極好方式之一是旅行，體驗自己在家鄉習以為常的一套可能沒有用處，甚至造成危險。扭轉概括型直覺偏誤需要我們質疑自己偏好的分類，作者提出五種這樣做的方法︰尋找同一類別相異之處，不同類別相似之處；留意「多數」只代表超過一半，如果可能應問清楚百分比；當心別把特例當通則；假定自己不是「正常」，別人也不是笨蛋；注意適用某一群體的做法未必適用於另一群體。

第七種宿命型直覺偏誤認為固有特質決定命運，事情永遠會是這樣。作者提醒，文化、國家、宗教與人都不是石頭，會不斷改變。例如女性生子數目並不是受宗教固定不變地影響，不論宗教，赤貧女性都生下更多孩子，在所得增加後生育率都會減少。為扭轉宿命型直覺偏誤，我們要注意緩慢改變不是沒有改變、樂於更新知識、跟父母與祖父母的價值觀比較，認識價值觀改變之大，以及蒐集文化改變的例子。

第八種單一觀點直覺偏誤讓我們以為所有問題都有一個肇因，所有問題都有一個解答。這種思考可以省下許多時間，卻讓我們看不到不符這觀點的資訊。作者建議，我們應時常檢驗自己喜愛的概念，保持虛心，與不同人談話。雖然這樣我們會沒時間建立許多見解，但許多錯誤見解還不如幾個對的見解。

抱持單一觀點有兩個主因，其一關乎專業，專家只是自己領域的專家，在其他問題上與普通人表現差不多，有些社運人士專注自己的領域，甚至有意無意將關注的議題放大。不靠數字不能理解世界，但單靠數字同樣不能，要看到數字背後的現實世界。抱持單一觀點的另一原因關於意識形態，認為某種政治方式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公部門與私部門的答案不是只能擇一，而是視情況而定，而且兩者並行。

第九種怪罪型直覺偏誤會替壞事找出簡單清楚的元凶，讓我們誇大特定個人或群體的重要，沒看見複雜的真相，也很難解決問題。作者指出，壞事發生時，我們該把矛頭指向系統而非個人，好事發生時，我們也該把更多功勞歸功於默默推動成功的體制與科技。假如我們真的想改變世界，就得弄清楚世界真正運作的方式，而不是只想揍人一拳。

第十種急迫型直覺偏誤告訴我們再不做就沒機會，現在就要下決定，但事情幾乎從來不是這樣，不是非得擇一不可。作者堅持不應訴諸恐懼，談到未來是該抱開放態度，清楚其中牽及的不確定。有時最有用的行數就是改善數據以獲得更正確的認識。社運人士自己要冷靜才能採取明智的行動，不致危及民眾的信任。

作者最後對求真習慣如何運用在日常生活提出多項建議。在教育上，我們該教孩子基於事實的架構，訓練他們善用上述求真習慣法則，最應該教他們抱持謙虛與好奇，樂於說出「我不知道」，主動吸收新知識。

在職場上，企業應依照基於事實的世界觀做事，了解未來全球市場成長主要在亞洲與非洲，注重這兩地的員工，知道全球化仍未結束，並在投資時擺脫對非洲的天真認知。記者應時常檢視自己對世界的認知並加以更新，培養求真思維。我們也應明白新聞終究不算是增進世界觀的理想管道。各種專業團體也可以嘗試提問更多事實問題，找出自己所屬團體的無知。

作者相信，終有一天所有人都擁有基於事實的世界觀，因為基於事實的世界觀更有助把人生走好，也讓人更安心，並知道我們該怎樣令世界變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