掙扎的帝國

看完了卜正民《掙扎的帝國》，是哈佛帝制中國史的元明部份。書中以元明文獻紀錄的龍蹤開始，指出它多少反映出元明兩代在氣候與政治上的艱難。元明兩朝都需要面對南北在地理、文化與經濟分隔的問題，也因為國家命令與經濟因素出現移居潮，特別是從江南地區向西遷移。國家規模大令中央對地方難以監控，中央集權與地方行政間總是在折衷。

元明兩朝在全球小冰河時期下需要面氣候變化帶來的各種災害，如大雪、乾旱、洪水、蝗災、疫疾與饑荒。作者將兩朝最嚴重受災時期稱為「劫難」(slough)，指出元明共出現九次劫難，以發生時的年號命名︰元佔三次，分別為元貞1295-97、泰定1324-30與至正1342-45，明佔六次，分別為景泰1450-55、正德1516-19、嘉靖1544-46、第一次萬曆1586-88、第二次萬曆1615-17與崇禎1637-43。

氣候與人的關係可用兩種方式理解，一是皇帝道德與氣候有關，前者改善可令後者較為穩定，二是無力百姓認為氣候反常是天地人失衡的自然循環，只能忍受與問卜。作者也指出元明也不是總是災年，元初五十年、明初九十年、明隆慶年間都是相對豐年，總體大概是每一百年有十三年災年，每一陰沈階段最後總會恢復光明，除了明朝最後幾年例外，一切都變得黯淡無光。

元朝大汗血腥爭位的情況留下成為中國準則，在明朝也可看到其遺緒。統治者個人魅力是統治的相關因素，朱元璋與朱隸獨裁統治，掏空儒家原本關於義務與互惠的核心價值，但獨裁在其後皇帝統治下無以為繼。朱元璋訂下的祖法無法更改，造成後來明朝繼承人危機，在正統皇帝朱祁鎮被俘後應由誰繼承上格外明顯，後來朱祁鎮再奪皇位，與過往元朝爭奪大汗的傳統相似。

嘉靖皇帝朱厚熜過繼前任皇帝一家而繼位後，希望追封生父為皇帝，也引發稱為「大禮議」的朝廷爭議，最後皇帝獲勝。到萬曆皇帝朱翊鈞意圖改立三子為太子時，朝臣強烈反對，長久的「國本之爭」以皇帝放棄告終，多少影響朱翊鈞後來乾脆不理政事。

獨裁之下君臣「忠誠」的條件是，只有大臣會出錯，君主是體系不可或缺的重心，這種忠誠對君主與人臣都造成困境，君主想要凌駕一切約束的權力，但不知如何實現，人臣則無法兼顧成法體制以及效忠君主兩者，堅持一項必會令另外一項受侵害。

元明在物質上遠超當時世界任何國家社會，經濟成長的組織與資本屬於私人，但營運卻屬於公家，在國家的基礎設施中運作。國家在經濟的角色包括交通體系、徵稅、鹽與貴金屬專營、儲存糧食、經營作坊，以及提供行政與司法機關處理經濟爭端。

由於大運河修繕不佳，元朝向大都補給主於依靠海路。到明朝永樂皇帝再次定都北京後，朝廷開始投注巨資修濬，大運河於1415年重開直至明朝滅亡，為商業運輸提供一條主要幹道。明朝城市隨商業發展而成長，特別是長江三角洲下游地區，如上海與杭州。明代政府對城市各種如防火等問題視而不見，城市菁英依靠調整正式治理規範，以適應城市不再是農村的現實。

元朝稅率按1299年估計約為3.4%，到明朝1393年估計稅率已是9.1%，這可能是因為收稅效率提高、實際人口多於戶籍數字，或者經濟變得更有生產力。元朝政府實施包稅與強制公家勞役，這兩種做法有違道德而且欠缺效率，在明朝時取消，改為里甲制。但按作物與勞役徵稅與日漸發展的商業貨幣經濟脫節，1570年張居正主導一條鞭法正式將稅制改為劃一以銀兩繳納，急增的白銀需求，則由日本與新大陸大量輸入得以舒緩。

元明兩代越多越多人從事非糧食農產或手工業，糧食的商業作物角色加強，地方糧食可能因商業行為導致短缺，官方預備糧倉在十五世紀以無法妥善因應糧食短缺。政府發放儲備資金理應可以應付饑荒，但有時饑荒可大至無糧可買的規模，而且發放賑濟金也容易被官員中飽私囊。元明時期九次劫難更是令國家或市場都無法應付，形成救災無門的困局。

明代為增加耕地面積，農民圍水開山造田，但圩田令水位上升，增加氾濫風險，梯田破獲山地水土與動植物棲地，造成生態危機。森林資源也因過度砍伐，明朝末年在人口稠密地區消失，西陲森林也急速減少，並導致華南虎幾近滅絕。

元明兩代缺乏唐代世家大族與宋代官宦世家，各家庭改為組織較大的宗族網絡，以姻親關係尋求力量。社會關係重男輕女，存在扼殺女嬰的做法，令性別明顯失衡，估計男女比例曾低至100:50，女性主要出路是嫁作人妻、出家為尼、作偏房妾室或成為娼妓。每個家庭必須有一個兒子以繼嗣，沒有兒子的家庭以過繼、招贅或將牌位供進佛寺，確保祖先有人祭祀。男性適婚年齡為15至24歲，女性為15至19歲，與12歲以下女性性交在元律中視作強姦。女性平均生下四名存活嬰兒，但順利成人者只有兩或三人。

蒙古人征服中國後將人分為四層，即蒙古人、色目人、漢人與南人，並制定不可更動的職業體系。明朝朱元璋不按民族分類，而是以廣泛社會分類將民眾分成士農工商，職業區分則棄置不用。隨著經濟發展，農民被推到社會底層，有時甚至仕紳也被推到時代新寵商人之後。仕紳家族希望最少要一名子弟或女婿獲得功名，這是菁英地位的來源。但到了明代末年，金錢逐漸成為身份地位衡量標準，仕紳與商賈的分界模糊，一個富裕之家，多數會以一名子弟從商，另一名致力提升家族身份地位的策略雙重投機。父系傳承優勢地位由四種禮儀鞏固︰成年冠禮、婚禮、喪禮與祭禮，這套禮儀背後有家庭財產的基礎，例如先人墓地就是一種家族財產。

元明人們相信宇宙蘊含天、地、人三種力量，天監管萬物，是眾神的國度，只有天子可以向其祝禱，地是人們生活的領域，有若干涉入日常生活的諸神，如灶神與門神，地獄則在地底深處，死者放逐於此，等候投胎。

對老百姓來說，儒、道、釋三教都是他們精神生活所需，三種信仰是相同事物的不同表達形式。明代中期王陽明開創的儒家學派認為德性來自本心，而非後天學習而來，應以身體力行來顯現。作者認為，天生具備德性與儒、道、釋一體兩大觀念，或許都是基於對「整體」的強烈願望塑造。

萬曆讀書人努力想主張一統世界的存在而願意「格物」，可以接受較能與觀察相符的西方地圓說，並在普世一致高於差異不同的信念下，較接受天主教的學說。但在1644年滿州人勝利後，尋求統合所有傳統與信仰之士失去道德根據，無法為他們更多元廣闊的世界觀辯護。

元明兩代各種商品流通消費，藝術鑑賞興起為舊宋南方人與蒙古人之間找到共同點。到明代，能在財富、教育程度與人脈關係符合擁有奢侈品要求的家庭增加，文化教養成為仕紳家庭專屬知識項目。元代工匠必須服務國家，到明代工匠開始以獨立製造者自居。明代萬曆以後書籍出版與讀者大幅增加。明代家具更為精緻，特別是各式座椅。白底藍飾瓷器設計源自波斯，十四世紀在國際需求下由中國製造更精緻產品，銷往波斯市場，景德鎮為瓷器製作中心。在繪畫與書法上，十六世紀董其昌提倡業餘文人書畫是美學表達最高形式，高於宮廷畫家與匠人。

自漢朝起歷代中國政權以兩種辦法經營對外關係，一是正式朝貢，二是部份體制化的貿易。元朝多次派艦隊對南洋，以泉州為南海貿易口岸，其後屢次海禁與解禁。明朝建立後海外各國再度來貢，永樂帝希望到更遠處確立朝貢體系，派鄭和下西洋。當國家外交與國際貿易沒有矛盾，朝貢與貿易就能相輔相承。但在走私對國家經濟控制造成壓力，以及外邦商人同時也是使節時，朝貢與貿易會出現衝突。

當明代十五世紀禁止外國商旅在國境長期定居，南海地區就成為中國商品與全球貿易交匯的區域。海上貿易以兩條主要路線組織，兩者都以月港與泉州為起點︰東洋航線朝向台灣，向北為往日本的支線，但主流是向南到菲律賓，經摩鹿加(香料群島)，轉西到爪哇。西洋航線沿大陸海岸線下行越南，穿過泰國灣，到達麻六甲。

西班牙人以美洲白銀進入南海貿易體系，福建商人快速反應，盡量載貨到馬尼拉換取白銀。例如1639年一百斤杭州絲綢在中國賣一百兩銀，在馬尼拉則可賣二百兩銀，報酬無需折換成其他貨幣或商品，可直接變現。但貿易也不時引發緊張局面，1603與1639年馬尼拉兩次出現西班牙人與中國人衝突，造成數萬中國人死亡。然而貿易的利潤對雙方都太大，一兩年後貿易就恢復過來。

白銀大量湧入中國，造成萬曆後期「錢淹腳目」的情況，商賈之家財富暴增，地位也從四民之末大為提升。海外貿易也為月港人張燮及其友人帶來新時代意識，在《東西洋考》中記載海洋知識，並提到月港人以海為生，與異邦人頻繁交流，已不是「男耕女織」的民眾，但這些新知識卻不受當時讀者重視。白銀潮流也帶來葡萄牙水手、士兵、鐵匠、砲手與傳教士，特別是耶穌會傳教士與萬曆晚期知識份子往來。

明代在1586至1588年面對第一次萬曆劫難時，因張居正在1580年代初的財政改革留下大批存銀得以支撐。在1615年第二次萬曆劫難起，乾旱、水患、嚴寒、饑荒、蝗災與沙塵暴接連在全國不同地區發生，直至1620年萬曆駕崩。1619年薩爾滸戰役明朝大敗於滿州，軍事威脅與財政困難更為嚴重，而徐光啟計劃雇用外國砲手的計劃在政治鬥爭下流產。

崇禎皇帝需要面對自1320年代起最長的氣候劫難︰1630年代氣溫大幅下降，第一場嚴重饑荒在1632年，接著1635年大規模蝗災，1637年全面旱災，持續七年，1633年起西北地區瘟疫，1641年山東嚴重瘟疫。百姓喪失一切，朝廷財政枯竭。流寇自西北興起，流竄華北，1644年4月24日流寇領袖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自縊。

作者總結指，元朝同時採用遊牧民族貢物習俗與農業國家徵稅傳統的混合制度，而明朝放棄原先世界性帝國的姿態，認為關外草原在傳統習俗與利益與中國相異。十三世紀後期至十四世紀大陸的世界經濟體帶領元朝西向發展，十六與十七世紀以南海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則將明朝與印度洋及太平洋貨流連結。元明兩代的氣候劫難，破壞原先稻種完全適應環境的穩定情況。人們需要更完善的知識，但在人口眾多耕作密集的情況下，更動現有知識的風險太大，原有適應能力最後脆弱瓦解。

明代也在南海世界經濟體系中出現新的情況，與舊日謎團糾纏而難以理清。清朝1644年興起造成全球帝國秩序驟然改變，關閉海岸邊界，以大汗取代皇帝，重新帝國擴張的野心。而在差不多時間，歐洲各國訂立西發利亞和約，建立今日世界秩序的國家主權典範，讓國家成為世界體系基本參與者，承認國家主權並禁止干預別國事務。國家成為公有政治實體，集中並為國家利益分配資源，這種新形態帝國走上與滿州舊帝國不同的發展道路。

中國最後的帝國

看完了羅威廉的《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這是哈佛大學出版社《帝制中國史》最後一本，叢書最後兩本有中文版，內容屬通史，但角度與傳統帝王史不同，較多面。

本書指滿州是清朝後建構出來的民族，十六至十七世紀滿州不是遊牧社群，是農業、狩獵與貿易混合的社會，其中人蔘貿易為愛新覺羅氏帶來大量白銀，一項估計指新世界流入明朝白銀有四份之一流入愛新覺羅氏，成為征服明朝的經濟來源。

在中國，唐宋與晚明清初兩次經濟革命令生產力上升，令帝國得以擴張，但在清朝中期人口增長後這種策略不再可行。跨越清朝的核心課題，是國家的規模需要多大，在和平時代帝國以軍事系統、儒學、自理團體與有效官僚組織維持較小規模政府，但到清末國內人口壓力、社會複雜度與地理流動增加，對外需與國際社會競爭，只以過往小規模政府顯得力不從心。

清朝政治制度較創新的是理藩院、內務府與軍機處，理藩院負責治理外圍省份，包括蒙古與西藏，舉行各種儀式整合內亞諸民族至帝國。內務府為皇帝提供個人服務，成員來自女真、蒙古與朝鮮上三旗，以防止漢人宦官恢復勢力。此外，內務府也負責管理皇室財產、織造、關稅、貿易、礦產、鹽政、牲口與朝貢。軍機處起初是非正式軍事諮詢機構，逐漸變成宮廷內常規樞密會議，但不屬帝國正式官僚結構，而是為皇帝提供私人建議。

在1720年代前清朝稅收包括按成丁人口課徵的丁稅，以及按擁有田地收穫量課徵的田稅，此後取消丁稅，稱為「攤丁入地」。十八世紀中期清朝在盛世下多次減稅，施行儒家理想的「仁政」，但在土地生產力增加也不增加稅率，其後人口增加而需要新動員能力時，課稅不足卻耗盡國家力量。

清朝以三級科舉選拔官員，科舉大致上是高等語文素養測試。考取功名需要一定社會門檻，因考生須受密集而長時間的教育，一戶家庭需犧牲一名男性勞動力應試，而且可能落榜。宗族會建立共同資金資助族內考生應考，但大致上只有經濟頂端10%人口有能力參與科舉。在廣大而文化多元的帝國中，科舉制度讓志願者密集接受同一課程，吸收政府認可的正統意識形態，這群人屬地方最有影響力社群，有助團結帝國。

清朝官僚層級最低為縣，縣數目在人口增加後並未增加，縣官薪俸不足，與地方財政沒有明確分界，多少會以「非正式收入」彌補不足。縣官仰賴胥吏、幕友、地方精英、里長與甲首治理地方，胥吏是非正式官員，地方地位較穩固，往往掣肘縣官；幕友是縣官私人幕僚；地方精英與佃農及窮鄉有利益衝突，卻也協助國家協調衝突甚至包稅；里長與甲首屬非士鄉階層，協調各農戶戶籍登記與解決紛爭。

清政府在糧食供應、貨幣監管與司法訴訟三方面扮演積極角色，以買低賣高的常平倉制度穩定糧食價格，在十八世界有重要影響；以銀元與銅幣為貨幣複本位制，調整兩種貨幣金屬在市場的相對供應量，由地方官員釋出或買進銅幣，並在徵稅中選擇收取的貨幣；雖然沒有成文民法，但地方官員會引用刑法條文裁斷民事糾紛，清政府樂於宣揚自己願意聽訟，因為這代表爭訟者支持國家的合法權威。

雍正時期致力於國家建構，執意將官僚體制合理化，廢除農奴與其他賤民階級制度，減少士紳特權。繼承人乾隆逆轉許多前任政策，減免賦稅，不再追求創造國家機器，強調帝國內不同階級身份與族群，珍視滿族傳統，恢復士紳特權。

現在西方歷史學者已不再描寫清朝是受害者或特例，而是同時期近代早期帝國之一。與蒙兀兒、俄羅斯、鄂圖曼及大英等帝國一樣，清朝也有相同帝國野心，在廣大範圍集權管理、經營多元族群並存邊界，以及侵略擴張。清朝前一百五十年領土比明朝增加一倍，並大致保留至今，當中征服新疆、西藏與台灣，成為二十一世紀仍困擾中國的前清遺緒。

清朝期間最大的變化是人口密度增加，新大陸糧口作物與天花種痘普及，還有殺害新生兒做法減少，導致人口成長，從1700年代約一億五千萬增至1800年超過三億。邊地與高地移民活動興盛，清廷也有意推動，特別是移至西北地區。土地開墾熱潮雖然增加糧食產量，也造成生態環境破壞，水土流失，引發洪水，尤其是在華南地區。

十六世紀中至十八世紀末中國發生第二次商業革命，地方鄉村社會大為商業化，跨區貿易開始涵蓋主食作物與其他較低價商品。到十八世紀末，全國十分之一穀物、四分之一以上生棉、一半以上棉布、十分之九以上生絲，以及幾乎所有茶葉都是為在市場售賣而生產。美洲白銀流入與以銀徵稅令地主需要現金付稅，佃農也要以現金繳交田組，令他們更有動機轉向現金作物。手工業與礦業興起，城鎮層級都市化尤其在江南最為明顯，發展出自己獨特文化與認同。跨區貿易在不同區域與中間人分散，讓許多獨立商人可以低資本參與貿易，但層層講價與品質控質困難令中國商品較不利於與外國商品競爭，為中國商人進入全球經濟帶來障礙。清朝人口大量成長需要政府扶持各行各業經濟，令清朝幾乎比中國任何朝代都更積極熱衷貿易。

作者指在滿清征服中國之前一百多年，朝貢與貿易關連體制已失去主導地位，走私無法抑制，維持朝貢制度也所費不菲。到1683年康熙皇帝宣布結束海禁與遷界令，開放沿岸港口作私人海洋貿易，並建立關稅網絡。內亞貿易也在此時遷至邊境市集，進行非儀式的交易。朝貢仍保留為外交機制，但在經濟上已無甚重要。

乾隆時期，朝廷以廣州體系管理西方貿易，1745年廣州實施商人擔保制，西方船隊需由廣州商行擔保與監督，1757年廣州成為唯一對西方開放貿易港口，1760年外國人到訪中國時間、居住地與貿易對象受限制。1793年英國派遣馬戛爾尼使團要求開放貿易，遭乾隆拒絕，讓「叩頭」一詞成為西方視中國為專制權威的象徵。

十八與十九世紀之交清朝面對三項困境︰西方擴張的外來衝擊、長期社會經濟問題累積的長期危機，以及朝代循環相關的嚴重政府失能。在1753至1812年間，人均耕地因人口增長而減少43%，人均耕地少於半英畝。十九世紀初商業衰退，政府產業政策又不合時宜，例如官方銅收購價過低令礦場無法經營。受教育人口相對官職數目過剩，1800年每70名有功名者只有一個官位，引發有才智年輕人不滿。朝代衰落在乾隆晚期至道光特別明顯，官僚系統腐敗令嘉慶陷入兩難，無法徹底整肅官僚體制。地方人民遭受剝削式稅收，是1896至1804年北部白蓮教起事的部份原因。為鎮壓白蓮教朝廷總共花費約一億二千萬兩，用盡戶部庫房儲備，令清朝最後一百年各層級行政能力長期受損。到1820年代，由於全世界銀供應短缺，同時中國白銀流出，銀價高漲，引起貨幣體系混亂，最後形成稱為「道光蕭條」的信用與經濟危機。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英國以鴉片維持中國貿易，十九世紀中葉估計中國已有10%人口上癮，尤其是在士人與軍隊中。工業革命令英國更積極為過剩工業產品尋找新消費者，以「自由貿易」為名要求清朝取消對西方商業活動的限制。1815年維也納會議確立的民族國家關係及新軍事技術，也讓西方更能找到理由逼使中國改變既有外交模式，強逼大清帝國「開放」。鴉片戰爭後1842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清朝需賠款2100萬銀元，令國庫雪上加霜，也為其後列強賠款開先例。《南京條約》將香港島割讓英國，開放五個通商口岸，也展開了外國租借土地為租界的時代。鴉片戰爭也在漢人產生「功能性反滿」的新觀點，這觀點較基於愛國熱誠而非種族仇恨，認為中國要有效抵抗西方侵略，外來清朝統治者必須下臺。

清代中國存在各種偏差團體，擁有與眾不同的意識形態，包括盜匪、兄弟組織、千禧宗教與叛亂者。盜匪以好漢的文化理想為中心，強調個人榮譽與男性情誼，大部份團體會在失去首領後迅速解散。兄弟會與宗教組織抗拒正統社會的階級組織，基於信仰、師徒關係或結拜兄弟方式聯繫。部份宗教團體遵從末世信仰，認為世界日漸腐化後會透過千禧年更新。各會社成員要彼此犧牲及互相幫助，領導人為成員提供醫藥、工作機會或武術教學。天地會、哥老會與青幫較偏向兄弟會那一端，白蓮教則較偏向宗教一端。

1850至1864年太平天國嚴重挑戰清帝國存續，作者指該運動在廣州醞釀並非巧合，廣州是鴉片戰爭後的產物，在1842年貿易轉往北方後走私者嚴重失業，與英國作戰的團練失去工作，前述的反滿主義也因廣東三元里抗英事蹟興起。太平天國與天地會一樣認為南方人是「真正的」漢人，因北方幾百年來受內亞征服王朝污染。最後平定太平天國的不是清朝直轄部隊，而是當地士紳領導的軍隊，尤其是湘江流域上層士紳。湘江流域文化極為排外，精英文化非常保守。當地精英透過商業或親族網絡連繫各村團練，至少暫時獲得原本是知縣專有的權力與影響力。

太平天國造成約3000萬人死亡，長江中下游人口大量減少，令長江三角洲勞力價值高於土地，佃農地位提高。運輸路線減少，輪船重要提高，為英美船運業者帶來優勢。國內貿易結構改變，徽州與山西商人地位受損，由廣東與寧波移民社群取代。上海接收江南各地富商，迅速躍升為中國最重要城市之一。為刺激地方商業，湖北巡撫胡林翼招募有功名者擔當商業角色，產生主導清朝最後五十年的新階層紳商。軍隊解散後流入城市，當中失業者組成武術取向或犯罪傾向的組織，對清政府與地方精英構成威脅。

1862至1874年同治「中興」可從四種觀點詮釋。一是認為它是西方影響下的清朝「現代化」，社會經濟結構重組，由西方人主持海關，設立同文館翻譯與傳播科學知識，派遣學童留學美國。二是認為同治中興是悲劇，曾國藩等湘軍身為漢人，但效忠滿清，關注社會階級道德重整，追求傳統模式，借鏡西方作法是保守改革的妥協。三是視同治時期為政治權力轉向省或地方政府的開始，特別是淮軍的李鴻章。貿易稅收由地方政府徵收，主要財政來源從中央轉至地方，地方官員的查核與制衡逐漸消失，掌握地方官任命權，組成稱為幕府的個人官僚機構。四是認為同治時期權力由政府官員轉至地方顯貴，地方精英掌握非政府組織與影響力，擁有軍事指揮、執行軍法與士兵薪餉分配的權力，並擁有地方收稅的管轄權。

在清代早期，統治者自視為身兼多職的皇帝，統治著多元而分隔的民族群體，而不是一個中華帝國的異族統治者。但在同治時期，清國已成為歐式主權國家禮儀的參與者，條約中自稱為「中國」皇帝。1870年代再次征服新疆，已變成是中國統治者的行動。按此觀點，新疆與滿州就需要中國化。

1860至1911年晚清農村徹底貨幣化，城市不在地地主興起，佃農與地主的家長式關係由資本主義式契約與金錢關係取代。城市人口增加，公會與其他組織獲得半官方權力，例如善堂推動的慈善活動。1865至1895年中國都城出現大量機械化工廠，由地方政府推動，著重國防，追求國家「富強」。

中國在十九世界後期在朝鮮推動一種多國帝國主義，以抗衡日本壟斷性帝國主義的意圖。1894年兩國因朝鮮而引發中日戰爭，結果清朝慘敗，向全世界展示清國的脆弱。這種脆弱產生的真空，形成襲擊整個東亞的帝國主義潮流，也令許多清朝民眾相信有必要不計價實行日式西化，展開立憲運動。

日本輕易打敗清帝國既令西方政府認為有機可乘可掠奪中國，也產生西方對「黃禍」的恐懼。社會達爾文主義下西方競相獲取國家利益，自1895年至1910年西方急劇掠奪清朝不是出於自信，而是恰恰相反。《馬關條約》明確給予日本在清領土設立工廠的權利，打亂列強微妙的平衡，各國紛紛在中國設立工廠，出現可稱為工業革命的現象。條約也割讓滿州南部遼東半島給日本，破獲列強尊重清朝基本領土主權的未言明規則，列強開始在清朝領土劃分自己的「勢力範圍」。

面對帝國主義威脅，十九世紀末中國出現群眾政治的興起，愛國主義也轉化為真正的民族主義，民族認同與家庭、家族及地方忠誠相競爭。1895至1900年新形式的激烈政治行動分成三種，一是由上而下的近代化改革，二是由下而上的排外主義群眾反抗，三則是革命。革命在此時只影響極少部份人，激進改革則以康有為為中心，1898年得到光緒皇帝認同實行改革，但引起朝廷官員反對，「百日維新」由慈禧太后終結，滿族統治才是根本問題的情緒蔓延。

排外活動更為民粹暴力，高潮是1900年義和拳運動，當年6月攻擊北京的外國使館，列強組成聯軍攻入北京，與清朝簽訂《辛丑條約》。條約規定給各簽署國連利息共六億六千八百萬兩，清帝國除土地稅外幾乎所有稅賦來源都因破產清算而受外國控制，其經濟負擔是往後數十年間積弱不振的根源。條約簽定後，幾乎沒有人再相信清帝國的國家主權。

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在清帝國扎根的民族主義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保留了反自由主義的種子，在1911年後將顯示在優生學式「種族淨化」與各領袖接連的獨裁野心中。

1900年起清廷推行新政，實施比自強運動影響更深遠的計劃，扭轉過去百多年政府經濟規模萎縮過程，轉為逐漸建立更進取有力的現代國家。新政最打破傳統的是廢除科舉，以西式學堂取代。新政經費部份來自外債，讓政府深陷債務問題之中，部份則來自各省，扭轉財政資源地方化的趨勢。1908年11月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接連過世後，清朝在1911年責成內閣只任命少數漢族官員，拖延憲法頒佈，限制國會權力，宣佈國有化鐵路等措施，都成為革命的導火線。

十九世紀末開始日本留學生擁抱革命，到1907年末學生領導革命的階段已幾乎殆盡。職業革命家孫逸仙在1894年建立第一個反清革命組織，策劃多次不成功的革命。到1911年他的影響力已所剩無幾，10月革命時身在海外，直到革命大致為既成事實才獲追認，比較像偶像般的革命領袖。1908年後革命最關鍵角色是城市改革派精英，包括傳統大型商人、紳商與傳統士人。他們越來越無法忍受舊政府制度施加的限制，以及外國控制鐵路等經濟權利。在新政時期他們是「地方議事會」與「省諮議局」代表核心，透過這些機構成為自覺而團結的力量。

1911年為中國提供絕佳革命時機，財政危機、自然災害與地方暴力事件顯示，清朝已無力統治帝國。革命過程幾近平淡，但出現許多針對旗人與滿人標記的暴力種族屠殺。權力與控制轉移在各省各地有別，外國企業未受很大影響。1912年2月，宣統皇帝退位，清朝與兩千年帝制就此告終。

作者指，以陸地歐亞帝國範例看待清朝，其在1911年滅亡可說是適逢其時︰羅曼諾夫帝國在1917年瓦解，鄂圖曼帝國在1910年代已解體。這些早期帝國面對二十世紀科技轉型，似乎都因為規模過大而缺乏效率。另一方面，假如以中國長期朝代興衰看待清帝國，政治分裂時期通常是在兩個「帝國」興起之間，那麼1911年似乎就不那麼像時代里程碑，清朝循環也許在1927、1937甚或1949年才真正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