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uro

看完了Stiglitz的The Euro，本書2016年出版，由於主題是現在進行式，部份內容到現在可能已經不適用，不過大致上還可以參考。

作者一開始就指歐元區1992年採用單一貨幣，卻沒有建立讓其可行的制度，令綁定匯率造成後來的衰退與蕭條。歐元本來應該是提升歐洲經濟表現與政治及經濟聯繫的工具，但後來手段卻變成目標，為了維持歐元令歐洲團結受損，危機國家陷入蕭條。

在經濟與政治多元下採用單一貨幣，代表這些國家之間只有單一匯率與利率，即使這一匯率與利率適合大部份成員國，運作上也需要各種制度協助不適合的少數國家，而歐洲未能建立這些制度。除了歐元本身的結構外，作者也批評在歐元危機後歐洲採取的政策，特別是向危機國家施行撙節政策，大幅削減政府開支，推行無關終止衰退的「結構改革」。作者認為歐元結構本身才是最需要改革，但改革進展緩慢，令歐元區無法恢復增長。

作者認為歐元區面臨選擇，它可以推動整合，建立共同銀行存款保障與共同借款機制；或者考慮讓歐元區有序分拆為兩個或更多的貨幣區，雖然財政與情感的代價龐大，總比在混亂中結束好；第三項選擇是作者提出的「彈性歐元」，承認現時歐洲整合不足以維持單一匯率，讓各國的歐元匯率有異，但保留歐元已建立的成就，待歐洲各國足夠團結後才逐漸收窄匯率差距，邁向單一貨幣體系。

經濟整合超越政治整合無法順利，原因在於整合會令各國更為互相依靠，令一國行動影響其他國家，因此更需要集體行動，確保各國做更多有利聯盟其他成員的事。此外，大部份政策會令部份人獲益，部份人受損，政治整合可讓部份贏家得益轉移給政策受損者，在其中一項政策受損者也有信心下次他們會獲益，長遠而言令所有人都更好。換言之，沒有足夠政治整合，經濟聯盟不能採取必須集體行動令整合適用於所有人，部份群體也幾乎比沒有整合情況更差。

在歐元危機後，危機國家必須「自願」接受德國接受的方案，以避免拒絕接受帶來的後果，包括被逼退出歐元區。危機國家並不相信這些「自願」方案，導致這些方案不大可能有效實行，而且在政治上也難以維持。希臘選民以公投表示並不接受這些方案，但即使歐元區國家據指保有大部份主權，希臘政府卻不得不接受，這令歐洲民主價值受損。而且如下面所示，希臘人民需為這些方案忍受社會代價，卻沒有帶來據稱出現的經濟復甦。

歐元危機後歐元區經濟狀況並不理想，2015年區內GDP僅高於2007年0.6%，特別是危機國家GDP水平倒退；危機國家國民大量出國尋找工作，令國內人才減少；政府支出下跌，失業率在2015年為近11%，尤其是青年失業率是平均失業率一倍；不平等增加，希臘的堅尼系數從2010至2014年增加5%，2012年希臘兒童貧困率估計為40.5%。經濟無法快速恢復至全民就業水平，摧毀了人力與組織資本，帶來長期不良影響。

單一貨幣聯盟令個別國家不能依靠調整匯率，讓商品價格下跌增加出口，也不能任意調整利率以維持全民就業，因此在面對經濟衝擊時需要以其他方法調整。作者以美國各州為例，指出這些調整機制之一是移民，而美國各州有共同語言、全國社會計劃與美國人身份認同，令移民相對容易。

另一調整機制是聯邦財政支持，特別是全國福利計劃如醫療保險、失業保險與社會保障，聯邦政府也有裁量權直接支持有困難的州份，例如在這些州花費更多軍事開支。第三項機制是聯邦儲備局與聯邦存款保險公內可出手拯救陷入嚴重困境的國內銀行，各州不需要獨力拯救金融危機。

歐元區在缺乏這些調整機制下，當成員國之間經濟結構不夠相似，單一貨幣聯盟難以確保所有國家維持全民就業以及沒有國家不會長期貿易失衡，部份國家為達至全民就業，在短期內只能維持對外赤字。

歐元區的趨同條款限制成員國政府財政赤字，令區內國家面對危機時，不能運用利率、匯率與財政赤字工具回應。歐洲部份有力人士聲稱「內部貶值」，即下調國內工資，可帶來調整經濟的效果。但危機經驗則是即使在高失業率下工資下跌仍然有限，可以有效工資理論指工資過低會減弱工人誘因解釋。工資下跌也未能有效刺激出口，企業資金來源不足，並已受危機衝擊，為整固資產負債表而保持價格不變。內部貶值帶來的GDP下跌卻遠超預期，原因在於與對外貿易無關的非交易商品需求與產出下跌，而且在危機國家欠債以歐元計價下，內部貶值令債務負擔增加，經濟變得更脆弱，所有支出減少。

作者指像德國以限制工人工資增長的競爭性貶值，是「以鄰為壑」的政策，讓自己實質匯率相對低於其他歐元成員國。在危機中，保持盈餘令原本受衝擊而不足的總需求較難上升，而且在處理國際貿易不平衡上，盈餘國家減少盈餘比赤字國家減少赤字容易，例如提高國內工人最低工資，讓工人所得增加，購買更多包括國外的商品。德國是作者寫作時歐元區盈餘最多的國家，2015年盈餘估計為4520億美金，這令區內其他成員自行減少赤字非常困難。

作者也批評歐元區注重政府財政赤字而不是貿易赤字的做法，指貿易赤字可以由私有部門過剩引起，限制政府赤字不會減少這種貿易赤字。西班牙與愛爾蘭的例子顯示，即使兩國政府在危機前有盈餘，當私有部門貿易赤字造成的房產泡沫爆破，也會影響經濟表現。

在危機中資金對銀行體系的信心，會受銀行體系所屬政府是否有能力並願意拯救受困銀行影響，這又部份取決於減少紓困可能的制度框架、紓困所需特別基金與確保存戶全身而退的程序是否存在。危機中資金外流時，危機國家的銀行需要支付更高利息才能留住資金，但更高利息令企業難以借貸，經濟放緩，這又會令銀行更易陷入危機，需要進一步提供利率，形成惡性循環。

歐元區內歐洲中央銀行為整區設定單一利率，但各國政府債利率卻各有不同，經濟表現較差與負債較多的國家借債利率較高，表示歐元結構本身就會令各國差距擴大。此問題解決方法是歐元區內所有銀行全面的共同存款保險，以消除資金從歐元區弱國流至強國的誘因。然而德國強調共同存款保險會導致財富轉移，而歐元區不是轉移聯盟，在沒有共同結算程序之前，不能設立共同存款保險。

歐洲在金融管制上進度緩慢，現時歐洲管治架構較易令各國「爭相向下」，放寬管制與減稅以競逐資金與金融機構，而且歐洲通用的金融管制與監管也未必能切合不同國家環境。歐洲各國也在國內負債、技術勞工、公共投資、科技與財富上出現差異，這需要在共同歐洲債券、歐洲投資銀行、工業政策等方面尋求解決辦法。

作者認為歐洲中央銀行的根本問題是缺乏民主問責，歐元危機與全球金融危機已顯示出中央銀行不斷進行政治決定，其政策有重大分配影響，貨幣政策並非只是技術官僚行事。歐洲中央銀行只獲授權關注通貨膨脹，忽略金融穩定，也對失業率缺乏關注。此外，當物價因食物與燃料價格而上升時，歐洲中央銀行為壓低通脹而加息會進一步削弱需求，令受食物與燃料價格影響的勞工再受打擊。

在危機時當時歐洲中央銀行行長特里謝譴責工資水平過高，無視於當時歐洲需求不足的事實，甚至威脅西班牙首相改革勞工市場，否則不會拯救西班牙銀行。中央銀行家多數出身至金融業，也會透過旋轉門在離職後重任金融界高職。作者質疑這會令中央銀行，不論在美國還是歐洲，偏袒銀行與金融市場的朋友，放鬆金融業的管制，帶來其後的危機。

歐洲中央銀行時獨立中央銀行的論點建基於三項假設︰只需要處理通貨膨脹、以貨幣政策打擊通脹是純粹技術官僚事務、中央銀行獨立有助於打擊通脹。金融危機後證明前兩項假設並不成立，第三項則是對民主極為不信任，認為貨幣政策落在民主政府手上會出現以通脹刺激經濟贏取選舉。但作者指事實上民主選民較這假設有智慧，強烈懲罰過度支出的政府。

繼美國與日本後歐洲中央銀行也推出量化寬鬆試圖令經濟復甦，但此政策在各國都效果有限，作者指這是由於量化寬鬆協助經濟的三種途徑效果較弱︰以匯價下跌刺激出口因貿易伙伴同樣如此而失效；房貸與長期利率雖然下跌，但壟斷銀行享受低利率帶來的額外利潤，未有相應增加放貸；股價上升甚至泡沫只令非常富有者受惠，對增加需求影響有限。

作者對三頭馬車——歐盟委員會、歐洲中央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在歐元危機後向危機國家推行的各種政策多有批評。財政緊縮政策令經濟放緩，政府收入減少，社會支出增加，對改善政府財政幫助有限。外來勢力強加並非累進、缺乏民主共識的稅收，引發國內不滿，損害社會信任與自願服從。私有化處理不當造成壟斷、貪污與外國控制，相關企業不顧民眾利益，利潤外流也令國際收支平衡更差。削減退休金猶如盜取工資。國際貨幣基金附帶條件的拯救計劃未能挽回信心。

作者也批評三頭馬車推行的「結構改革」與危機無關，注重非貿易商品不會改善經常帳，對牛奶、麵包規格與藥物售賣方式的規定更是無關宏旨。作者指對經濟真正重要的改革包括︰容許歐元區成員國推行適合自己的工業政策、推動平等、平衡歐元區各成員的權利、改革金融界與應對氣候變化。

為了令歐元體系更可行，作者建議歐元區結構應實行以下改革︰一，組成有共同監管、存款保險與結算程序的銀行聯盟，而在景氣不佳時監管需要靈活應對。二，建立共同債券，如歐元債。

三，改革穩定框架，包括修改馬斯特里赫特趨同條款；建立穩定團結基金在有需要時提供拯救銀行、失業保險、中小企業貸款等款項；建立自動穩定機制；為創造信貸提供彈性，例如為歐洲中央銀行與歐洲金融監管機構設立更多工具；管制金融蘇過度擴張；推行更主動抗景氣循環的財政政策。

四，減少成員各國差異，包括防止盈餘、盈餘國推行擴張的工資與財政政策、改善成員國的公共基建。五，推動全歐全民就業與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歐洲中央銀行使命應包括就業、增長與經濟穩定，而不是只著重通脹。

六，各成員國的改革，包括促使金融業服務社會、改革企業管治、建立適用於大量企業與家庭同時破產的破產法，以及推動環保投資。七，致力於共享繁榮，限制各成員國「爭相向下」的管制放鬆與減稅競爭，並在歐洲層級中加強重分配機制，例如徵收全歐層面入息稅。

在應對危機政策方面，作者強調處理危機需要裁量權與彈性，不能只遵從既有規則。政策應從緊縮政府開支轉為推動經濟成長，意識到財政政策的作用，可透過增稅同時增加開支發揮「平衡預算的乘數效應」。部份歐元區國家，特別是希臘，高債務已長期拖慢經濟增長，作者認為這些國家應實行債務重組，並可以GDP計價債務為工具，這也有讓債權人與債務人利害一致的好處。

假如歐元區無意或無法實行上述改革，假如是由希臘退出歐元區，作者建議可以電子貨幣形式讓希臘貨幣轉換成希臘歐元，透過匯率調整與貿易限額管理國際收支平衡，以增稅及債務重組應對財政赤字，包括將歐元計價債務改以希臘貨幣計價，並需要註銷部份債務。更容易的做法是德國與部份北歐國家退出歐元區，採用新貨幣，好處是餘下歐元危機國家可調整歐元匯率，不會增加債務負擔。

在更整合歐元改革與歐元區分離之外，作者也提出彈性歐元的選項。其基本理念為保留歐元區既有成功制度，但不同國家歐元匯率在一定範圍內波動，當歐元各國隨時間日漸趨同，波動範圍或許能逐漸縮小。這選擇同樣需要電子貨幣與出口配額配合，也需要為各國盈餘設限，並積極推動生產力趨同，例如基礎建設、教育與科技突破的公共投資。

作者總結指，現時單一貨幣正威脅歐洲的未來，繼續匍匐而行並不可行，不應為歐元犧牲更重要的歐洲計劃。為了歐洲與世界，歐洲應作出更好選擇，改變現時的歐元體系。

合作的物種

看完了《合作的物種》，主題是探討合作行為怎樣在演化中出現，由於作者研究方法運用代理人基模型，內容有許多數學符號，大體略過。

本書兩個論點為︰一，人並非只為自利合作，也真心認同合符道德行為本身有價值，為群體成功付出能激起正面情緒，沒有貢獻會引發羞恥或罪惡感；二，這些道德情操建立的原因，是我們祖先自然與社會結構傾向讓彼此合作群體比其他群體更適合生存與發展，合作傾向有演化的根源。合作行為不只限於親屬與互惠互利，範圍遠超家庭，而且只有一次合作機會人們也願意合作。更根本的解釋是人們合作會感到愉快，自覺有義務合作，也會在懲罰「搭便車」的人時感到愉悅，作者稱這些感受為「社會偏好」。

作者提出利他社會偏好得以維持的三種原因︰一，人們會以不同方法保護利他成員不受自利成員剝削，如漠視或放逐自私者；二，社會化系統令個別成員內化合作規範，為公共目標貢獻與懲罰違規者本身成為值得追求的目標；三，群體間資源與生存競爭是人類演化的決定力量，多數成員合作群體較能在挑戰中生存，佔據缺乏合作精神群體的土地，並以繁衍及文化傳播推廣合作行為。

人類在認知、語言與身體能力令其合作形式較為獨特，這些能力有助形成社會規範、建立體制、推廣規定、說明後果、警告與懲罰違規者，心理能力則發展出社會情緒與非親屬身份特徵，令代價高昂的群體衝突更容易發生。人類發展可形塑特質與漫長成熟期令社會情緒與身份建立更可行。運用投擲武器令群體懲罰違規成員代價減少，更容易狩獵大型動物，為合作帶來利益，投擲武器也令群體衝突更致命，群體競爭形成更有力的演化力量。

即使自己沒有得到甚麼，人們仍會與他人合作、獎勵合作者與懲罰搭便車者，這種行為偏好稱為「強相互性」。各種實驗發現受試者一開始會積極合作，但團體內有較多搭便車者時，合作次數會越來越少。強相互性的人懲罰搭便車者有助合作，但有效懲罰需要有正當性，懲罰要傳遞出道德信號。不同文化群體行為有極大差異，但沒有群體只遵循自利公理，群體界線則會影響利他行為。

作者指僅以互惠利他解釋人類合作行為的限制，是在超過兩人的群體中，成員無法由自己的收益推斷背叛從何而來，而報復式背叛也會波及其他成員，在其他成員誤將報復式背叛視為搭便車行為時，會激起更多報復式背叛，令合作無法維持。在缺乏社會偏好的情況下，人們不一定會將私人資訊如實轉為公開資訊，因而令互惠利他或爭取聲望的間接互惠模型，無法充分解釋不考慮道德、只關心一己之利者的合作行為。

現有對更新世晚期人類的知識，也不支持親緣利他或互惠利他足以解釋更新世晚期人類合作的說法。更新世晚期人類祖先生活並不侷限於封閉小型群體，家族與自利不是僅有社會基礎。當時的人類交遊廣闊、熱心公益並相當好戰，為共同保險、貿易、交配等網絡帶來好處，也在結盟與戰爭中獲益。更新世晚期高死亡率與人口急劇減少分散，群體時常衝突與氣候不穩也令群體本身的壽命有限，這都不利於互惠利他演化。遺傳資料則指出群體內部成員血親關係不太親近，因此以親緣為基礎的選擇模型也不可行。

群體層級制度傳承來自以習得行為為基礎的文化傳播，在作者的模型中，族群成員成年或新成員會遵循既有制度，但這不是規矩學習的結果，而是在大家都如此行事時，這樣做是最好的回應方式。個人是基因或習得個人行為的載體，群體則是制度的載體，成功群體成長至一定程度後會分裂成兩個群體，在挑戰下滅亡的制度失敗群體所在地，則會由鄰近群體佔據，兩種情況都會複製制度。規範成員競爭的群體制度也會受選擇壓力限制，當群體採取食物分享、防止男性領導者壟斷繁衍權力等減少差異的制度時，可促進個人成本高卻對群體有好處的行為擴散。

在沒有正向或負向聚合的族群中，不論本位還是利他特性都不能在偏好高收益的文化或基因選擇過程中倖存。本位與利他特質在早期人類間擴散需要三項條件︰一，多數利他者需同時有本位傾向，而且本位者同時是利他者；二，本位利他者必須要有其他本位利他者共處同一群體；三，人類祖先的生活環境，必須能讓足夠多本位利他者願意為同胞與外人衝突，並在資源競爭中勝出。這些群體利益或許可以抵銷對本位與利他特性不利群體內部選擇力量。

既然懲罰背叛者需要付出代價，更可能會波及合作者，懲罰或許會降低所有群體成員的平均收益。此外，當懲罰者人數沒有優勢，懲罰搭便車者的代價就會很大，而且代價要由自己承擔。作者指以上困難可以兩項實證特質解決，首先是只在懲罰者足夠多時才會實行懲罰，否則懲罰者只會口頭上表示願意進行懲罰，以規避懲罰成本。其次，懲罰有規模報酬遞增的特性，當懲罰者人數上升時，實行懲罰的總成本會下降。考量這兩項特質後，懲罰既可以在罕見情況下擴散，也可以在很普遍時提高群體平均適應能力，但是會降低懲罰者的適應能力。

社會偏好的文化傳播受三方面互動影響，一是親代傳給子代的「垂直傳播」，當親代部份特性與更高適應能力有關，就能成功演化；二是鄰居、老師、宗教領袖等長輩與年輕人互動產生的「斜向傳播」，讓年輕人更社會化以內化特定規範；三是以收益為基礎的社會學習，人們會比較自己與他人的行為，並仿傚看來較成功者的做法。

文化傳播與內化過程獨特地影響人類對情境的享樂式反應，令降低適應能力的行為也可能受推廣。相對於天擇，以文化傳播內化規範在激發提升適應能力行為上也有更好表現，原因是個人適應能力最大化通常不會令群體成員平均適應能力最高，而且相對於以基因傳播的特性，文化傳播內化規範面對環境轉變時能更快適應。

羞恥與罪惡感這些社會情緒，令人類可以免卻最適化的複雜過程，只接收一條簡單訊息︰無論做的是甚麼，可以的話立即停止，並以後不再做。兩項選擇優勢令社會情緒得以成功演化︰一是有些人資訊不完整，處理資訊能力不足，或可能傾向低估未來增加的成本與利益，在缺乏社會情緒下，人很可能會對社會的非難反應遲緩，擁有社會情緒則可警告我們避免不良後果。二是社會情緒，特別是羞恥，會帶來群體競爭優勢。因為在羞恥感普遍時，對反社會的懲罰格外有效，懲罰只需偶一為之，故此羞恥感普及可讓群體更為合作，懲罰代價較小，面對挑戰時存活機率也更高。

作者總結指，社會偏好擴散來自人類建立制度的獨特能力，以及習得行為的文化傳播。此外，更新世晚期的大量採集遊群，也令強相互者與其他利他合作者在競爭中佔優勢。「基因文化共同演化」與「多層次選擇」，構成作者解釋利他合作行為在人類普及的解釋主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