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nd of Alchemy

看完了Mervyn King的The End of Alchemy，作者是前英倫銀行行長，當時負責應對2007-9年的金融風暴。本書主題是銀行與貨幣為何總是一再帶來危機，標題的煉金術是指，相信所有紙上貨幣都能轉換為有內在價值的商品，但事實上，任何貨幣都取決於對其發行者的信任。銀行存款由長期具風險的貸款支持，這些貸款無法迅速轉為貨幣。

本書經常提到四項概念︰失衡(disequilibrium)指經濟狀況無法持續，在一段時間後消費與生產模式會出現大轉變；根本不確定(radical uncertainty)指未來不確定至無法以可知及全面的後果列表概率呈現；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指合作的障礙令最佳後果難以達成；信任(trust)是市場經濟運作的元素，也是貨幣與銀行的核心。

市場經濟其中一項重要角色是連結現在與未來，協調今日與往後的消費及生產決定。在本書出版的2016年，異常低利率阻礙儲蓄，而儲蓄是未來需求的來源，假如這種情況持續，會令投資回報率下降，並讓資源投放在沒有利潤的計劃中，這都會拖低未來經濟增長率。市場經濟似乎未能有效連結現在與未來。作者認為當中的原因有二︰一， 根本不確定令連結現在與未來總是出問題；二，指引政府與中央銀行如何穩定經濟的經濟學家流行智慧，對根本不確定產生龐大失衡不夠著重。

自1970年代起西方世界為改善貨幣、匯率與銀行系統管理進行三項實驗︰一是中央銀行更為獨立以穩定通貨膨脹，後來發展為通脹目標政策；二是容許資本更為自由流動，同時在歐洲內與特別是中國等經濟增長國家鼓勵固定匯率；三是移除銀行與金融活動管制，推動競爭並允許銀行更多元與擴張，以達成金融穩定的目標。

作者指這三項實驗帶來好、壞與難看三種影響。好的是1990至2007年產出與通脹出奇穩定，即所謂大穩定時期(the Great Stability)。壞的是債務水平上升，固定匯率令各國貿易順逆差加劇，部份順差國家大量儲蓄，部份國家則以借債抵銷逆差，前者儲蓄意欲多於後者消費意欲令長期利率下跌，繼而令資產價格上升，房價上升讓人們必須提高借貸以購屋。難看的是銀行體系發展至極為脆弱，大型銀行持有資產上升，各銀行更為互相連結，銀行股本比例下跌，槓桿率上升。至2008年，難看的影響令壞影響遠多於好，令三項實驗都失敗。

各國對2008年危機前全球不平衡的問題並非一無所知，但沒有單一國家有誘因應對，假如個別國家自行應對，只會令經濟減慢及失業上升，對全球經濟或銀行體系沒有實質影響，這反映出囚徒困境的行動困難。資本由發展中國家透過西方銀行體系「上流」至已發展國家，低實質利率推高資產價格，並使金融機構與投資者為尋求高回報更為冒險，令銀行資產負債表急速擴張。全球經濟失衡與銀行資產負債表擴張兩項因素互動，令2008年的危機變得如此嚴重。

作者指這場危機帶來三項未有回答的問題︰一，為何各相關參與者在走向嚴重問題與世界經濟顯著調整前沒有採取行動改變？二，為何可視為這場危機起因的背後因素沒有得到多大改變？三，為何需求疲弱變得根深柢固，不受更多貨幣刺激措施影響？作者認為，要回答這三項問題，需要更為深入觀察從過去繼承的貨幣與銀行結構，以及今日世界經濟失衡的性質。我們無法完全預計未來的可能，對未來判斷出現的「錯誤」，是所有金融危機故事的核心。

作者認為，2008年危機後持續需求不足不是由於短期衝擊，而是之前預先消費引起的根本衰弱，停滯是危機前國內消費過高的結果，背後的失衡必須解決。現時利率對於短期需求快速增長而言是過高，對於長期適當平衡消費與儲蓄而言卻是過低。主要經濟體國內消費與儲蓄失衡同時，各國間也繼續出現外部不平衡，中國貿易順差與美國貿易逆差再度擴大，在歐元區，德國貿易順差是GDP的8%，荷蘭則更高。低利率無法改正需求失衡的情況，復甦緩慢反映問題不是暫時，而是更為根深柢固。

不論任何形式，貨幣都需要滿足兩項條件︰一是接受程度，例如人們願意接受以此貨幣買「東西」；二是穩定，即貨幣在未來交易的價值可作合理預估。現時較發達經濟體中貨幣主要形式為銀行存款，佔各國貨幣總量超過九成。在正常時期，信貸供應改變主要受向銀行借款者的需求影響；但在危機時，信貸供應則可能反映銀行借貸意欲，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依靠刺激借貸需求彌補貨幣緊縮遠較平時困難。

當代經濟中貨幣在金融交易的接受程度，遠較其在買「東西」的接受程度重要。在極不穩環境下，某些貨幣形式可能無法獲接受為付款方式，人們對流動價值儲存的渴求可能會急速上升，這令貨幣與流動性非常緊密連繫。在2007至08年危機中，流動性需求急升，令中央銀行需創建緊急貨幣，增加中央銀行儲備。

管理貨幣價值穩定非常困難，部份原因在於政治建制無法抵抗創造貨幣以作收入，或用於短期刺激經濟措施取悅大眾的誘惑，直至明顯出現通貨膨脹。明確以維持幣值為法定責任的獨立中央銀行，證明能在1990至2000年代早期大穩定時期穩住通脹，作者指這是過去二十五年管理貨幣的主要成就。然而，在好景氣時提供適量貨幣以達至物價穩定，以及在壞景氣時提供恰當質量緊急貨幣以應對危機，這兩者的平衡至今仍然並非完美。

作者指以黃金為貨幣雖然有獨立於政府的吸引力，卻有兩項主要缺點︰一，黃金極為笨重不便；二，更為根本的是，黃金供應無法輕易由政府擴張，這在危機中流動性需求大增時是嚴重弱點，在正常時期也會令經濟增長上限由黃金相對貨物與服務價格決定，帶來通貨緊縮壓力。

貨幣的角色在於促進信任以作承諾與訂立合約，並能以今日的勞動轉換為通用購買力，以在現時不可能完整預知的未來運用，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擔當流動儲備的角色。在正常時期，廣泛不同資產都可能獲接受為貨幣，但在危機中，中央銀行貨幣是最後付款方式與價值儲存，其他資產因失去獲接受的信心可能變為無法流動。貨幣在「好」與「壞」時期的角色對理解危機前經濟問題不可或缺。

銀行在2007年危機出現前面臨囚徒困境，假如他們事先退出冒險放貸，不再購買複雜衍生工具並減低槓桿率，他們短期獲利就會比競爭對手少。即使一早知道風險，跟隨群體也比較安全，銀行因此沒有誘因行動以避開危機。

銀行資產相對GDP比例近百年來大幅上升，在美國升至與GDP相同，在英國則是GDP五倍。因為銀行在經濟中角色重要，市場相信政府不會讓銀行破產，即使出現問題納稅人也會介入，令銀行借貸利率較低。這種無形資助令銀行可以更為冒險，並擴張規模令自己在經濟中更為重要，因而實際上得到納稅人更多無形資助。批發融資提供更多短期借貸，令銀行可更為冒險，令其長期資產與短期債務更為錯配。

自1980年代起，銀行管制放鬆以及衍生工具發明帶來兩種影響︰一，這令銀行資產負債表規模不再與實際住戶與商業經濟活動連繫，因為衍生工具的交易沒有限制。二，銀行焦點從需要謹慎評核借款者以經營貸款，轉為統一進行與監察的證券交易，投資銀行在這過程中興起。這兩項發展改變最大型銀行的商業模式與文化，銀行以擴大規則為目標，因為「大到不能倒」可以更便宜地借款，同時新的複雜金融工具交易大幅擴張，發行銀行與投資者都不清楚這些工具的風險。銀行文化也更推崇運用複雜數學發明新金融工具的聰明人，也令道德標準受侵蝕，所有主要銀行都出現不當行為的醜聞。

銀行特別之處在於結合到期轉變——借短期債務作長期放貸——與風險轉變——將安全存款轉為具風險的貸款，銀行在貸款時為借款人建立存戶結餘，這些存款是可用作支付的貨幣，這種銀行創造的貨幣是今日貨幣主要形式。由安全的銀行存款——貨幣——轉化為非流動風險投資，就是貨幣與銀行的煉金術。

這種煉金術得以維持，在於所有儲戶不會在同一時間提取存款，但當可觀存戶同時提款時，銀行被逼要求其借款者立即還款，導致借款者資產大平賣，令銀行收回款項可能比已貸款額低。銀行也可能不得不拒絕存戶提款的要求。這種系統脆弱的原因有二︰一，特別是近期，大部份銀行融資的股本很少，以致資產稍為下跌就可能令銀行存款價值有問題。二，即使沒有壞消息，在部分存戶提走存款時，其他存戶在銀行存款可能受損時，加入提款行列是理性的做法。銀行擠兌是自我實現預言，當銀行流動儲備用盡後它可以很快倒閉。

有四種方式解決銀行系統煉金術的問題，其一是銀行在可能擠兌時關門，停止提款要求，但這會表示出令存戶信心受損的訊號，可能加速擠兌出現。其二是政府保證銀行存款以消除擠兌誘因，這是對銀行的無形資助，也會鼓勵銀行冒險，但在根本不確定的未來下無法避免。其三是取消銀行有限責任制，以避免管理他人金錢的不負責行為。其四是中央銀行向受擠兌銀行提供正式貸款，也就是擔當「最後放款者」。

金融工程讓銀行與影子銀行近乎無限地製造更多資產，這帶來兩項影響︰一，這些新工具主要在大型金融機構之間交易，令整體金融體系更為互相連結，任何一間機構出問題都會令其他機構有麻煩。二，總體資產負債表不受實體經濟規模所限，令銀行與影子銀行以驚人速度擴張。在危機後沒有人知道哪一間銀行最為曝險，所有機構都受懷疑，令風險溢價持續高於危機前。

對於未來，作者指渴望與相信「確定」誘人而危險，人們很容易因無法理解其觀察事件的特定環境，誤信錯誤的故事。風險可以依靠可觀察結果判斷保險合約，不確定則是無法定義甚至想像所有未來結果，不能為它定下機率。根本不確定為完全與競爭市場帶來缺口，許多未來事件無法事前想像，因而也不存在相關的期貨市場。

面對根本不確定，人們不可能計算行動的「預期效用」，因此不存在最適化的行為。人們面對不確定時不是最適化(optimise)，而是適應(cope)，在新環境、刺激與挑戰中反應與調整。行為經濟學找出人們在甚麼情況下不會最適化，但作者認為行為經濟學指人們總是「不理性」並不貼切，在根本不確定的環境下，試探法(heuristics)可能是適應未知未來的理性方式。

適應策略有三項元素︰一，將問題分類為是否適用於最適化行為；二，假如不適用，則以一套經驗規則或試探法 適應；三，一套敘事以整合最重要資訊，擔當試探法選擇與決定動機的基礎。試探法必須可行，敘事則必須可信。適應策略不是所有問題與環境的通用解決方法，而是回應特定問題的粗略與理性方式。出問題不一定是由於非理性行為或外來衝擊，也可能是選擇的試探法不符環境。

作者舉出試探法應用在金融市場的兩項例子︰其一是J.P.摩根總裁評估新金融產品時，需確定管理高層明白新產品，原因是可以向高層解釋的產品出問題時風險較低。其二是2007年前銀行資本要求以資本相對經風險權重資產比例計算，但在不確定下資產風險計算可能嚴重誤導，更粗略但簡單的方式是限制銀行槓桿率。

在根本不確定的世界，金融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部份不存在的市場，卻造成市場已幾乎無限提供適應不確定方式的幻覺。根本不確定也為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幻覺帶來問題，金融煉金術依靠的資產並不流動，流動性來自市場持續出現的買賣雙方，但根本不確定可干擾買賣雙方，令市場在一日之間不再流動。因為根本不確定意味著指引投資行為的敘事或適應策略本身不時更改，導致交易者對金融資產價值的觀感與交易意願急劇改變。

根本不確定令未來不可能預測，因而無法知道股價是否理性。股價波動是因為投資者試圖適應不可知的未來，他們對未來利潤的判斷可以非常不穩。股價並不是由客觀基本因素決定，而是由對基本因素的敘事決定。在流行敘事改變，或證實現時故事誤導的事發生後，股價可以大幅轉變。

中央銀行在貨幣管理上有兩項重要責任︰一是確保好景氣時，貨幣量增長率足以維持幣值大致穩定，二是在壞景氣時，貨幣量增長率足以維持流動性，以滿足私人部門無法預測的需求擺動。由於貨幣管理的挑戰無法事前預測，中央銀行需要有一定程度裁量權，以回應通脹短期變動。

通脹目標政策以中期通脹目標與短期回應經濟衝擊為元素，由獨立中央銀行推行通脹目標政策在於清晰簡單，既指導中央銀行政策，也為私人部門通脹預期設定目標，通脹預期會影響設定工資與價格水平，因而影響通脹。通脹目標令中央銀行不需要在每次得知影響經濟表現的新事情後改變框架，無需以單一模型判斷未來通脹走勢。

2007年金融危機後，決策者以宏觀審慎政策(Macro-prudential Policy)維持金融穩定，包括直接管控金融市場，例如限制貸款相對入息比例，以及間接管控，例如要求銀行在風險放貸中增加股本融資。這些政策需要中央銀行與其他監管者合作推行，相較利率政策較難推行與解釋，缺乏民主授權的中央銀行管制微觀經濟也可能帶來質疑。

2009年英美中央銀行創造大量貨幣卻未有帶來通脹，當中原因為︰一，貨幣供應增加同時，銀行體系與經濟對流動儲備的需求也急速提高；二，包括銀行存款的廣義貨幣只是溫和增長。作者也指出在銀行利率接近零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出現報酬遞減，難以令住戶放棄未來以在現時消費。

當通脹重回目標水平時，中央銀行也會面臨兩難︰容許通脹高於目標一段時間，還是讓通脹符合目標水平，後者會令實質利率無法下跌，令復甦不會出現，前者則會影響市場通脹預期，繼而令未來通脹水平變動。以通脹刺激經濟的策略會「前後不一」(time inconsistent)︰現時承諾未來會做的事，在未來到達目標時卻不會實行。

中央銀行擔當最後放款者，目的是為短暫流動性不足的銀行提供流動性以渡過恐慌。但問題在於身處根本不確定下，無法知道銀行是短暫流動性不足還是無力償債。最後放款者可避免流動性問題變成無力償債問題，但不是所有無力償債問題都能以最後放款者行動轉變為流動性問題。假如金融機構處於無力償債問題，即現有資金不足以吸收損失並避免損失時，只靠提供流動性不足以解決問題。

過往最後放款者應「無限向提供優質抵押品者以懲罰利率放款」的智慧，應用在今日的最後放款者會帶來兩項問題︰一，「優質抵押品」的定義，今日銀行持有大量非流動並無法在市場流動的資產，如貸款或複雜金融產品。最後放款者需要為這些抵押品「打折」(haircut)才能放款，折扣由2%至高於50%，這會為最後放款者援助設下上限，令銀行存戶與短期債權人提取款項的誘因增加，在極端情況下會使最後放款者援助變成死亡之吻。

二，銀行因接受最後放款者援助會帶來污名而抗拒援助，因為接受援助表示銀行需要流動性支援，令銀行以其他方式融資的能力受損。延期通報受中央銀行援助銀行有助減少污名問題，但無法完全消除銀行的抗拒，令最後放款者行動可能規模不足與過遲。

要求優質抵押品與懲罰利率的問題，令中央銀行與政府放鬆向最後放款者援助的要求，並開始轉向紓困。這令納稅人需要承擔風險，也給予銀行誘因擴張體系內的煉金術。作者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將最後放款者應對危機角色，轉變為銀行在好壞時期都可借款的制度，並確保銀行在好景氣時留下足夠抵押品，以在壞景氣時可獲取流動性滿足短期債權人需求。這將會在稍後更詳細說明。

貨幣「最適」範圍是不同國家或地區經歷相似衝擊，擁有單一勞動市場，對通脹有相似態度。這包括長期平均通脹目標的選擇、短期通脹與就業取捨的決定，以及達成這些目標的市場信譽。上述因素並非純粹關於經濟，也與政治極有關係。歷史上，國家加入或離開貨幣聯盟很少是關於「貨幣最適範圍」這概念，選擇何種貨幣往往是政治行動。

不同民族國家組成貨幣聯盟的基本問題是，過去通脹率不同的長期歷史，導致各國預期通脹率有別。在單一利率貨幣聯盟下，預期通脹不同意味著實質利率不同，起初較高通脹國家的實質利率較低，刺激需求並推高工資與物價，令通脹持續。這種差異令較高通脹國家在充分就業下出現貿易逆差，並須以較低通脹國家的借貸填補。

貨幣聯盟分成貸款國與借款國兩方，帶來政治身份緊張，例如2015年歐元區的德國與希臘。2007年後全球經濟下滑，加上歐元區邊陲國家失去競爭力，導致這些國家出現財政問題。在貨幣聯盟中恢復競爭力過程漫長而痛苦，為降低實際兌換率進行的「內部貶值」以長期大量失業，讓貿易商品與服務行業工資與價格下跌，這會令民主社會受壓。

作者指，歐元區未來不得不實行以下其中一項或多項方法︰

一，邊陲國家繼續高失業，直至工資與價格下跌至回復競爭力水平，採用浮動匯率風險太高的小國可能只有此一方法。

二，讓德國與其他順差國家高通脹一段時期，同時抑壓邊陲國家工資與價格，以消除各國競爭力差異，這會令歐元下跌一段長時間，不受德國歡迎。

三，放棄試圖回復歐元區內競爭力，承認需要從北向南無限而顯著轉移，以資助邊陲國家在充分就業下的貿易逆差與償還債務，這在歐元區南北各國都不受歡迎。

四，接受歐元區局部或全面分解。

歐元經驗為國家與貨幣聯盟的關係帶來三項教訓︰一，應確保貨幣聯盟成員整合為相同工資與價格通脹後才允許加入。二，聯盟建立後，重要的是監控與避免工資與價格通脹出現差異，以免導致成員失去競爭力，並只能以長期大量失業回復。三，未來經濟衝擊無法預測，除非成員彼此非常信賴並願意向受衝擊國家提供轉移，而這需要很高的政治整合，否則貨幣聯盟會承受很大壓力。

為減少或消除煉金術，作者認為需要一套措施處理銀流動性與無力償債問題。在根本不確定下，銀行管制在這一刻顯得太苛刻，下一刻卻可能變得太寬鬆，例如資本與風險加權資產比例或流動性覆蓋比率限制，既令模型變得複雜，危機後也證明無法反映真正風險。

2007年危機後有意見重提以「芝加哥計劃」管制銀行︰強制銀行以100%流動儲備抵押存款，其餘風險放貸必須以股本或長期債務融資，分開支付系統「狹義」銀行與非流動「廣義」銀行。芝加哥計劃好處是完全消除銀行擠兌，但作者指其缺點為︰一，從現行體制轉型至 芝加哥計劃會帶來混亂，強制現行機構的結構與資產負債表進行昂貴重組。二，完全分開「狹義」與「廣義」銀行，會令投資設備、房屋或其他實體資產融資的融資更昂貴，失去以不同方式連結存款者與借款者的潛在效能。

三，最重要的是，根本不確定意味著市場無法為所有可能意外提供保險，要由政府保險填補角色，在銀行不再擠兌下，意料之外事件的風險，會集中在住戶與商業直接持有的資產價格上，中央銀行難以決定應干預何種資產。允許債務融資的好處是，尤其在取得抵押品下，借款者無需仔細管控借款者活動的所有細節，只需留意抵押品的價值。而且即使完全分開「狹義」與「廣義」銀行，銀行仍可利用不同抵押品借短貸長，繼續其煉金術。

作者的提案是中央銀行以全天候典當商(pawnbroker for all seasons)取代最後放款者，其目標為一，確保所有存款由實際現金或中央銀行保證的緊急儲備提取額支持；二，確保所有銀行強制參與並預付流動性保險保障；三，設計出有效向金融體系煉金術徵稅的系統。

全天候典當商的基本原則為，確保銀行總是有足夠可用現金滿足存戶或其他短期債權人的需求，關鍵在於檢視銀行資產與負債。在資產方面，銀行會決定將其資產多少部份供中央銀行檢視並用作抵押品，中央銀行為不同類型資產提供不同折扣率，決定銀行在任何時候可向中央銀行借款總額。評估抵押品與計算折扣率的安排會在遠早於任何危機前進行，變成中央銀行身為全天候典當商的例行職責。銀行獲准的借款額，加上其已有中央銀行儲備，會變成其「有效流動資產」。

在銀行負債方面，中央銀行檢視銀行活期存款與短期無擔保債務，計算銀行的「有效流動負債」。銀行管制要求為有效流動資產須多於有效流動負債，除槓桿比例限制外，現有資本與流動性管制均可由這條簡單規則取代。這條規則會成為一種強制保險，在危機時中央銀行會自由以已同意的條款貸款，不需要加上懲罰性利率，因為這在計算抵押品折扣率時已包括在內。

作者提出以二十年過渡期轉型至全天候典當商體制，讓銀行漸漸補回不足的有效流動資產。全天候典當商的好處有︰一，認識到在危機中，由有償還能力政府支持的中央銀行是流動性唯一來源，能將非流動資產轉為流動所有權。二，從現狀自然轉型至私人部門煉金術消失。三，無需只選擇現狀還是極端100%儲備銀行業務，容許金融機構選擇其資產負債表結構。四，解決現行最後放款者的道德風險問題。五，利用現時的非常環境，包括量化寬鬆創造貨幣令銀行流動資產比率較高，以及中央銀行已建立評估與管理抵押品的基礎，並讓後者變為恆常措施。六，管制將變得遠為簡單，只包括有效流動資產須多於有效流動負債與最高槓桿率限制兩項。

對於在根本不確定下，折扣率無法準確計算的問題，作者指折扣率可以較粗略與現成的方法計算，在設定後也應在一段時間，例如三年內不得更改。中央銀行也應如同典當商一樣，在計算折扣率時比較保守，有疑問時折扣率應傾向較高一方。折扣率是煉金術的稅項，其規模應該反映納稅人為銀行提供無形保障的成本。對部份難以理解的資產，折扣率應該是100%。

銀行面臨破產風險時，全天候典當商體制會給予銀行一年時期重組。銀行處置(resolution)因存款(負債)與放在中央銀行的抵押品(資產)可從破產銀行抽出而較為簡單，存款與抵押品帶來的流動儲備可轉移另一銀行。這讓處置當局在處理銀行其他部份時不會嚴重干擾存戶。對於銀行股本相對資產比率，作者認為10%是適合的起點，以避免股東有誘因冒險並將損失置於債權人或納稅人身上。

由於交易永遠不會完全地即時，作者認為在可見未來內都不會走向完全脫離某些形式貨幣的支付系統。銀行帳戶用於進行預期付款或持有通用購買力流動儲備將一直存在，因此全天候典當商也繼續有其需要。在根本不確定下，中央銀行未來也會需要提供流動性滿足需求，即使貨幣真的消失，社會也需要中央銀行規限會計單位，計算貨品與服務價格。

在決定未來消費時，家庭與企業可能會面對協調問題。當市場沒有訊息告訴生產者，現時消費減少是否代表未來消費增加，若是如此消費增加又會在何種商品與服務出現時，家庭與企業無法透過市場協調未來消費計劃，令總需求可能低於充分就業水平。同樣，當人們對未來消費過度樂觀，造成未必要投資與無法維持的榮景時，也會令未來消費無法協調。協調問題是囚徒兩難的例子，需要集體行動以穩定經濟。

需求不足帶來的失業不能以降低工資刺激勞動需求解決，原因是工資下跌可能令消費者的消費下跌，繼而改善企業與家庭對未來需求的預期，令總體消費自我增強，這就是「乘數」效應。在經濟衰退時增加貨幣供應也無法刺激消費，因為流動性需求之高，令注入更多貨幣只會吸收為閒置現金，不會影響現時消費。

明斯基(Hyman Minsky)指危機由長期穩定導致過份樂觀，令風險低估與資產價格過高，繼而使消費及債務過多，結果造成金融衝擊。作者認為明斯基的觀點有兩項問題︰一，明斯基相信危機總會在榮景後出現，但作者指2007年危機前整體經濟表現與長期平均相近，每一場危機都有其獨特規律。二，明斯基的理論依靠住戶及商業非理性，長期穩定令人過份樂觀，隨後則過度悲觀。作者認為，這在事後可能言之成理，但對預測未來可能出現的危機沒有很大幫助。

正如前述，作者形容在根本不確定下，人們決定儲蓄與投資並不是依靠複雜最適化模型，而是選擇反映合理敘事的試探法。在可借款與貸款下，長期預算對短期消費的限制極為微弱，人們可以偏離可持續消費水平很長時間。估計未來收入的「錯誤」在多年後才會反映，造成消費與儲蓄失衡。

人們在決定消費時有兩部份試探法︰一，在經濟整體消費看來可持續時，個人終身收入也應預期不變，換言之，人們會從現時消費是否能持續的觀感，推論出大致終身收入的變化估算。二，只有在個人際遇有變，或對經濟的信念有重要變動時，人們才會改正終身收入估算。

這兩部份試探法表示，沒有對經濟走勢持續程度觀感的重大衝擊時，消費傾向於穩定。住戶與企業現時對終身收入的估算，也很可能相較現實有「錯誤」，並以同一方向累積，導致現時消費計劃逐漸遠離現實的失衡。金融市場允許人們對未來下注打賭與交易，令「錯誤」者損失更大，消費觀感與實際消費都會更為擺動。

在人們對試探法背後敘事的觀點更正造成經濟下滑時，嘗試返回以往消費走向會是錯誤，這時推行刺激需求政策在短期看來有幫助，但無法改變更正失衡的需要。作者認為起因不同的衰退不能以同一式應對︰商品與股票價格可能會自我修正；信心不足可由恢復對未來總消費走勢信心的政策克服；中央銀行因降低通脹造成的衰退，可在通脹預期減至理想水平後重回正常貨幣政策回復；敘事修正帶來的經濟下滑，則只能以經濟轉向新的均衡，消費轉至終身預算限制的現實觀點時解決。

作者指，2008年之前的失衡問題無法只由一國貨幣政策解決，例如試圖以加息減低國內需求，令預期可持續需求降低較低而現實的路徑，卻可能會因只有一國行事，對經濟長期是否可持續的信念沒有影響，反而令貨幣升值與國外需求更弱。這反映當時全球經濟出現失衡，沒有單一國家能在其他國家同時調整下走向新均衡，所有主要經濟體都面臨囚徒兩難。

對於歐元區債務問題的未來，作者提議可參照二戰後處理德國債務的方法，讓邊陲國家延期償付其他歐元成員國的外債，直至負債國達至貿易順差，為債權國與負債國建立誘因合作減少貿易差距。歐元區不應抱有債權國總是會得到償還的幻象，不斷推延並向負債國借貸更多，不願承意壞帳損失。

作者指未來對加強國際合作應有四項目標︰一，重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透過改革其投票系統加強其正當性，包括取消單一國家否決權；二，實際中央銀行間互換協議的永久體制，讓各中央銀行能快速互相以任何貨幣貸款，滿足短期流動性不足；三，採納浮動匯率；四，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監管，同意主要經濟體重新平衡及重返正常利率的時間表。作者認為，消費與儲蓄在國內與國際間持續失衡，以及重回一戰前不穩定的多極世界，是世界經濟兩項主要威脅，需要新的世界秩序以避免下次危機發生。

作者認為未來生產力增長不一定悲觀，原因是未來科技突破總是無法預測，現在預期重大發明時期已過去並沒有說服力。決定長期經濟增長因素在各國也有差異，顯示危機後普遍緩慢增長較多是由於宏觀經濟表現而不是創新步伐減慢。過去表現也反映，經濟學家預測未來的紀錄不佳，往往犯下以短期波動為基礎推斷增長趨勢的錯誤。

作者總結指，未來改革三項元素包括︰一，提高生產力，包括減少壟斷、增強競爭、減低儲蓄與消費的稅務扭曲、取消複雜的稅項寬免、減低邊際稅率、減少公共服務成本、降低對私人部門的規管負擔、改善公共基礎建設等。二，推動貿易，例如讓先進國家在服務貿易自由化。三，恢復浮動匯率，讓匯率在現時失衡下發揮穩定作用。

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

續談《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卷《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由工業革命說到二十一世紀初。作者指要了解當代急速變化的政治與經濟發展，有需要將發展放在社會制度結構的長期脈絡。制度意味著行為模式，因特定歷史需求產生。在快速經濟成長的社會中，社會產生新的階級，教育其公民，並運用令社會階層重組的新科技。既有制度通常無法與新參與者相容，因而產生改革的壓力。

作者認為法國大革命對其他地區的制度有兩項重要影響，一是頒布並推行《拿破崙法典》，宣告所有公民有相等權利與責任，廢除封建特徵，重視產權；二是建立現代文官體制政府，消滅賣官制，並以現代教育系統提供行政人才。法律與行政機關發揮影響，令君權理論上不受限制，君主卻必須透過依法行政的文官行使君權，構成德國法治國(Rechtsstaat)的思想。

現代政治領袖不像過去主張「擁有」國家，家產制演變為新家產制，採用現代政府外在形或，實際還是為私人利益而統治。政府由私人關係主導，好處分給支持者，用來交換選票或出席政治集會。在歷史上，從這種形式轉變成現代政府的重要力量首要是軍備競賽，其次是工業化帶來的社會動員。如同上卷所提及，政治建制也可能因無法因應新環境或政府由菁英把持而衰敗。在現代民主政體中，政治衰敗體現為部落主義，部份人擁有特權為自己與親友圖利。

政治建制演變必須考量經濟成長、社會動員，以及公平與正當性觀念的脈絡。在法國與美國革命，以及工業革命之後，在西歐出現持續經濟成長，促成各種新形式社會動員，普世權利的觀念也受廣泛接受與傳播，這都與本書上卷的時代脈絡大為不同。

衡量政府表現可從程序、執行能力、結果與自主程度入手，各國比較似乎顯示，比起政府規模大小，政府效能才是國家是否富有較重要的指標。作者認為，政府強大有能力還是腐化與侍從主義，關鍵因素是各國改革官僚組織時，先於還是後於開放更廣泛民主制度。像德國般在威權體制建立的官僚組織較為強大自主，像美國、希臘與意大利，在民主化後建立的官僚組織，卻是侍從主義制度而必須改革。

普魯士政府建立時，君王擁有的個人權威為法律來源，但國王必須透過官僚組織統治，後者反而以公共行政法表達其意志，這種依法而治類似於中國法家。國王可以自己意志反抗法律，但一般平民間或與政府的事務，可望受到更一致與公平的對待，約束政府低層官員的任意行為。隨時代改變，德國官僚體系高質自主傳統大部份仍然完好，這是威權時期的遺產，但代價是軍備競賽、戰爭、侵佔，以及民主問責延滯。

政府腐化阻礙經濟發展的原因包括︰腐化扭曲經濟誘因，資源無法導入最有生產力的用途；腐化是一種高度累退稅制，財富集中在運用權力榨取民眾的菁英手中；最聰明與有野心的人不是在民間創造財富，而是花時間玩弄政府制度尋租。

腐化是指佔用公共資源用作私人利益，這在現代化之前的社會並不存在，因為當時政府屬家產制，領土是國王的家產。腐化與獨佔租金不完全相同，後者部份例子如著作權是為更廣泛公共用途，而不是純粹私人利益。腐化與酬庸或侍從主義也稍為不同，腐化屬純粹掠奪，酬庸或侍從主義則是以好處交換政治支持。

如上卷所述，為家人或朋友圖利的酬庸是人類自然行為，在不同政治制度普遍存在。侍從主義則牽涉更大規模利益交換，動員大量民眾，因此主要存在於民主國家。侍從主義影響民主的方式有二︰一是影響政府施政質素，在官僚組織大開職位充斥自己人，而不是按能力取材，按需要開設職位；二是強化既有菁英勢力，妨害民主問責。

希臘與意大利在民主選舉之前沒有發展出現代官僚組織，將公職當成動員選民的手段，長期下來令公部門膨脹，政府支薪高升。在希臘，人際間缺乏信任，以家人為合作主要基礎，鄰居不是潛在合作伙伴而是敵人，政府則是危險的陌生人。希臘歷史上沒有出現強大、合法而自主的政體，並有抵抗鄂圖曼當局收稅的傳統。獨立後在工業化前已實施民主，政府弱勢並受外國控制，缺乏資本市場令政府成為就業來源，都成為侍從主義的基礎。政府無法成為公共利益保護者，政府被視為政黨利益爭奪的資產，民眾缺乏信任，逃稅嚴重，令國家無法改革侍從主義制度。

意大利南部工業化遲緩，沒有具創業家精神的中產階級，地主階級由當地寡頭政治吸收。政府無法獨佔暴力執行財產權，令黑手黨崛起，助長暴力與恐懼氣氛，大為減低社會信任。二戰後意大利政府的產業政策也加強南部侍從主義，政府直接投資成為侍從主義致富之道，也提供機會更公開地貪污，控制公共工程合約獲得報酬，以政治支持為回報。

在高度信任的社會，合作不需時時依靠正式機制，減少交易成本，人們看到其他人遵守法律，也會比較守法，有助提高政府質素。反之，低信任社會會出現集體行動問題，每一個人都沒有動機改變，落入低度平衡陷阱。在希臘與意大利，龐大而弱勢的政府，加上社會普遍的不信任，導致自我防衛的家族主義，對政府與陌生人也會變得犬儒，避免繳稅或與陌生人合作。

十九世紀初英美政府也充斥酬庸政治，但在之後改革為較現代的官僚體制。在十九世紀初英國，除海軍外公職人員都用於增加個人及支持者的利益，根據個人關係安插公職人員。較早改革的是印度公務員體系，由菁英人脈在國會推動改革。中產階級興起，也因其階級利益支持按能力招聘公職，讓自己的子女有機會受教育後謀差事。1853至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暴露部隊組織不良問題，也形成改善壓力。作者認為，最關鍵的是公部門改革在選舉權開放前發生，至1870年代才發展出大眾政黨，這時自主官僚組織已打穩基礎。

美國由於憲制分權，公共政策難以進行重大改革，也沒有單一整合的菁英團體，在建立民主基礎後，花了一世紀時間迂迴走過政黨主導的侍從主義。政黨是動員選民與管理大眾政治參與的機制，為心態相近者提供集體行動機會，在共同平台彙集不同社會利益，為選民提供有價值資訊，並建立穩定的預期。選舉權開放後，政治人物需要找出方法讓支持者投票與參與政治集會，對於較貧窮及相對未受教育的選民而言，承諾提供工作或個人恩惠是較有效的手法，自然出現侍從主義制度。政黨均是以提供短期獎勵，而不是長期計劃的政策改變，掌握勞動階級的選票。

十九世紀末，美國經濟已不再是農耕社會，運輸與通訊發展連繫整個國家，大幅增加市場規模，社會分工改變，城市居民增加，行業工會、專業協會、都市中產階級與出現，經濟與社會變化形成政府改革的需求。新興中產階級既想對抗酬庸系統政治人物的利益，也不滿幾乎不識字、不熟悉美國價值的天主教徒與猶太人，對教育、能力、組織與誠實價值的重視，有助推動這場帶有道德色彩的政府改革。美國侍從主義制度從1880年代至1920年代才逐漸消除，顯示出權力分散、聯邦制與缺乏吸納中產階級菁英團體的影響。

美國政府改革的教訓是，改革不只是技術問題，也是複雜政治程序，涉及如何處理既得利益。支持改革聯盟也必須與現行制度沒有利害關係的團體為基礎，也必須聯合較傳統、經濟上較不現代的團體。人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利益，觀念非常重要，會影響人們的實際抉擇。對抗強大而根深柢固的利益時，改革需要很長時間。

除消除侍從主義與腐化外，高品質政府也需要公務員擁有所需技能、人數不會過多、擁有必要財政資訊，並管理良好。美國抗拒政府權威的傳統，令政府改革面臨強大的制度阻礙，服務品質無法提高。例如美國1887年成立管理鐵路的州際商業委員會，因為缺乏自主，受法院與國會掌控，要照顧各種利益，不是權力過少，就是過度管制，阻礙全國鐵路系統的投資與創新。作者指美國早期的森林管理局是例外，以科學為基礎，受農業部保護，甚至在第二任局長平察時自行爭取政治影響力，得到較高的自主。

國家建造也是政府建造成功的關鍵，國家建造指的是無形事物，例如國族傳統、象徵、歷史與文化等國家認同。沒有國家認同，公職人員可能認為對較私人的群體有道德責任，而出現貪污行為，一般公民也會以理性計算來決定自己的忠誠。相反，假如公民有受國意識的情感連結，政治穩定會大為增加。

民族主義是法國大革命起認同政治其中一種特殊形式，其出現與現代化相關，過程包括印刷與資本主義、工業化擴大社會分工、言語統一與殖民經驗等。國家認同以四種基本過程形成︰一，明確界定政治疆界，以符合當前國家認同；二，移動或實質消滅某些種群，以符合既有疆界；三，次民族同化進入主導文化；四，在社會文化與地理條件上修改國家認同概念，以符合政治可行性。在歷史上，國家認同往往是暴力行為的結果，不論是較晚期的德國與希臘，還是較早期的英國與美國。

作者指政府現代化至少有兩條重要途徑，一是軍備競賽，國家處於長期戰爭，為生存以發展出有效率的政府組織，確保績效任用、收稅能力、財政管理與後勤補給，並任用有才能的非菁英帶領軍隊。二是和平政治改革，主要是一群社會團體形成聯盟，希望出現廉潔有能力的政府，其背景為社會經濟現代化，新興社會團體在既有家產制系統沒有強大利害關係，可能會組織外部聯盟改革這系統。

新興中產階級團體並不會自動令政府現代化，其他必要因素包括︰一，經濟成長的性質，在興盛的資本家經濟中，明確政策對自身利益較有好處，反之，工業化較低、鄉村禮俗整套搬進城市中的社會，就很容易保留侍從主義形式。二，聯盟是否成功招納中產階級成員加入反對侍從主義，能否在全國層級得到權力。三，文化因素，例如改革領導人的宗教熱忱、公民責任的理念與國家認同，當政府組織缺乏正當性，政府改革就難以得到廣泛支持。

奈及利亞因石油擁有穩定收入來源，並在菁英間分享，窮入則分成多個種族與宗教社群，分別從屬菁英控制的侍從主義網絡。政府表現不佳，未能保護財產權，沒有公平而透明地執法的能力。

如上卷所述，地理與氣候對最初的國家建立不可或缺，包括資源足以支持高密度人口；地方不能太小而無法建立國家層級，也不能太大令受壓的人逃走。在歐洲，大河、山脈與森林促成強勢國家同時，也讓任何單一政體無法主導全局，並在大陸有一個難以征服的大型海島平衡。東亞在接獲西方前就發展出強大政府，漠南非洲遭歐洲征服時則大多仍是部落組織，拉丁美洲在兩者之間，這對這些地區當代的制度與經濟有本質影響。

殖民地前的亞茲特克與印加帝國發展程度遠不如中國，沒有統一書寫文字、文化、法典與複雜官僚組織，對後來政治制度發展的影響較小。氣候與地理左右著加勒比海糖革命與種植園發展，發展出不平等的剝削奴隸經濟。西班牙與葡萄牙的威權與重商主義制度直接移植至新大陸，政治制度受菁英把持，並因階級與種族差異重疊而更難克服。

拉丁美洲沒有出現西歐那種影響國家認同的持續政治暴動，作者認為這令它的政治制度發長較慢，威權政府與社會不公的古老形式持續更久。十九與二十世紀拉丁美洲沒有民族主義與愛國狂熱激發全國同心合力，各國獨立後政府仍仿傚殖民體制，也未能從人民身上成功徵收大規模稅收。作者指，拉丁美洲相對較少國與國的戰爭，可能是沒有強勢現代政府的原因。在民主普及後，政府就變成侍從主義政治的來源。

拉丁美洲較少國與國戰爭的可能理由包括︰一，階級與種族重疊，在十九與二十世紀動亂主要是漫長內部衝突，菁英不願動員所有民眾，以免非菁英獲得武裝；二，地理因素，拉丁美洲由安地斯山脈與亞馬遜叢林分隔，調動軍事力量至別國非常困難；三，國家認同，語言、族群與種族多元令國家認同薄弱，許多族群從未接觸過政府服務，認為自己對政府幾乎沒有任何義務；四，強大外國的影響，特別是美國支持拉丁美洲保守的政治與社會制度，協助推翻左派領導人。

拉丁美洲的例外是哥斯大黎加，人均收入較鄰國高，近六十年沒有軍事政變、專制獨裁、內戰、行刑隊與外國干預。雖然種植園較少、族群與種族較同質也有關係，但作者指最獨一無二的是該國內戰後在一九四九年廢除常備軍隊，保守派同意剝奪自己武力強制的工具，而左派也放棄武裝對抗與馬克思主義。這表現出良好領導與個別政治人物的決策，有可能大為改變因物質條件產生的社會結構。

與哥斯大黎加對照的反例是阿根廷，阿根廷擁有合適地理條件，人口主要來自白人移民，十九世紀至1930年經濟表現良好，其後卻面對嚴重階級對立與不穩經濟表現。作者指出阿根廷二十世紀表現逆轉的重要歷史因素，一是土地所有權自1820年代起因政府政策日趨集中，形成地主寡頭政治；二是個人主義威權領導風格。在1930年軍事政變後，阿根廷菁英一連串拙劣決定，損害法治精神，讓軍隊帶進政治，讓軍人以選舉舞弊、鎮壓、公然違法不斷推翻政治人物，將國家轉變成階段劃分而嚴重對立的國家。哥斯大黎加與阿根廷的例子顯示，人的決定在制度發展中影響很大。

漠南非洲很多國家都是「新家產制」為統治特色，以個別領導人為中心，權力與任期不受限制。政治人物大量以政府資源培養支持者，導致普遍的侍從主義，令行政部門大量擴張。政府能力疲弱，通常沒有基本基共行政能力，例如醫療、教育、執法、治安或經濟政策，收稅能力也欠佳，無法獨佔國內武力，官員缺乏訓練。

漠南非洲政府缺乏能力可回溯至殖民時期。由於殖民較遲開始，殖民統治者雖然成功摧毀既有傳統威權，但因非洲氣候與資源不合，在殖民地只做最少的投資，留下很少現代政府制度。非洲殖民以「科學種族主義」為包裝，完全拒絕給非洲人應有權利，令公民與受支配族群極為分裂。

非洲原有土著社會沒有強大的國家級組織，可能原因為人口密度較低，技術較落後，因而地理上由沙漠與熱帶森林分隔。歐洲瓜分非洲後，殖民者比較有興趣建立勢力範圍或保護關係，不想直接統治土著社會。這種間接統治以尋找或創造代理人的方式，意圖將習俗土地轉變為現代私人產權，由個人或法人持有，並可供轉讓，也透過代理人收稅。代理人往往比真正的傳統權威更殘暴，擁有類似政府的權力。這種統治方式容易因殖民地官員對當地知識不足，受當地人操控，也忽視非洲人的目標不是保留傳統文化，而是希望現代化。間接統治未能為強大的現代政府建立基礎。

奈及利亞從未出現強大的民族主義政黨對抗英國統治，對新的國家認同也沒有概念，很快導致國家解體並走向內戰。石油提供資源給奈及利亞政府以侍從主義方式分配，不滿的團體由更多補貼與報酬收買，政治穩定以腐化為代價。與之對比，印尼一開始情況相近，族群與語言多元，但民族主義團體成功推廣統一的印尼語與印尼概念，並在新政府擴大基礎教育，以擁有全國性軍隊的威權政府支持，到1990年代國家認同已非常穩定。

肯亞與鄰國坦尚尼亞也形成另一組對比，坦尚尼亞多個族群中沒有主要族群，但肯亞則有五個主要族群，任何兩個族群聯盟就足以控制政府，此外坦尚尼亞有全國通用語言斯希瓦里語，在肯亞斯希瓦里語則較不通用。坦尚尼亞政府有意識地壓制地方主義與族群認同，肯亞則是族群侍從主義政府。這令坦尚尼亞的國家認同更穩定，後來成功建立更有效能的政治體系。

東亞擁有強大的政府，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由殖民繼承而來，在中國、日本與韓國則是接觸西方前已有悠久政府與國家傳統，並在接觸西方後大幅重組與改革。與歐洲不同，東亞政治發展不是由法治而是由開始，統治者以法律為治理手段，所以傳統東亞政府可能較歐洲專制。政府自主可視為理所當然，問題反而是如何透過法律與代議政府限制國家權力。

日本在明治維新時只以十年就成功整合為現代的政府，較明顯的原因是，德川時代日本已有強烈國家認同，維新領導人只需建立政府，而不是國家。維新後高階公務員透過嚴格考試任用，許多也出身至以前的薩長兩藩，形成高度內部凝聚力。

日俄戰爭時日本已視現代政府為理所當然，但法治尚待建立。1899年頒布憲法時，憲法將統治權歸於天皇而不是人民，公民權並非天賦或神授，而是來自天皇慷慨贈與。憲法並非社會團體長期衝突後的分權結果，也不是下層團體動員強逼國王接受，而是由上而下的過程，目的在於讓西方國家認同日本是現代社會。

後來帝國殖民地的軍人自主不受控制，軍國主義並沒有社會基礎，而是由將自己變成主人的軍隊推動。太平洋戰爭戰敗後，官僚組織仍是政治決策中心，與商界及自民黨形成主導日本政治的鐵三角。

縱觀日本從十九世紀中期以來的政治發展，作者指日本在接觸西方前，國家與社會均衡中嚴重偏向國家一邊，公民社會較難透過法治與問責限制國家權力，在民主化後政治動員力也比其他工業化民主國家弱。威權統治者相信仁慈菁英主義，鄙視一般人的權力，卻由衷認為自己是更高公眾利益的僕人。

十九世紀中國政府深陷例行公事與僵化形式，阻礙中國正確應對西方的競爭壓力。二十世紀中央政府與傳統集權統治一度中斷，但共產黨與王朝時代的統治仍有很強的傳承。經過毛澤東對法律的破壞後，1978年之後中國展開法律建設，以法律為治理機制，在財產權與共產黨高層領導人升遷與繼任規則上，受法律約束的情況日漸普遍。但法律並不在高於政黨的最高地位，不是受法治管理的社會。憲法既指出共產黨必須在憲法條文與法律下運作，卻堅持政治制度必須由共產黨領導，以致法律仍與王朝時期一樣是統治的工具，而不是正當性的來源。財產權與合約履行基本上仍是政治問題，假如共產黨決定破壞財產權，並不受任何法律約束。

未來中國政府會在制度存續上遇到三項威脅︰一，中國可能會產生一位魅力型領袖，利用民眾激情建立個人追隨者，不受既有的共識約束；二，政府在面對利益團體時可能失去自主，例如國有企業、個別部門、地方政府等，無法推行政治改革；三，制度缺少正當性的內在來源，共產黨以外來馬列主義為基礎建立正當性，因而必須持續高經濟成長並以民族主義提倡者身份建立自己的正當性，但在經濟成長減慢或倒退時，共產黨就沒有正當理由獨佔權力。長遠而言，解決壞皇帝及其貪污與獨裁統治，唯一方法是以正式程序限制國家權力，這意味著法律應適用於任何人，包括共產黨高層，並需要擴大政治參與，保障資訊自由，以避免政府無法得知民間問題的資訊。

除菲律賓這例外，東亞的民主國家多數集中在工業化國家，在之前已有強勢政府，因此侍從主義較拉丁美洲與非洲少。東亞國家受兩股力量衝擊而面臨快速改變，一是工業化動員新的社會參與者，包括中產與勞工階級，二是國際社會更緊密互動，從世界其他地方湧進各種觀念。

特定社會中出現民主的可能，與以下社會參與者相對優勢與互動相關︰一，以職業與教育定義的中產階級，他們希望有正式法律保護其權利，尤其是財產權，但傾向反對影響自己財產與收入的重分配。二，勞動階級，他們關心重分配多於保障財產權，有時甚至可以個人自由權利為代價。三，利用受壓逼勞工的大地主，他們反對民主，要發展出完全民主必須擊潰他們。四，農民，他們的政治訴求較複雜，有時極保守並接受傳統社會價值與附屬地位，也可能以侍從主義方式被動員，但他們有時也會加入勞動階級的激進力量，成為革命支持者。

作者指出，十九世紀反對民主的觀點也採納許多現代民主基本概念，政府必須對公民負責，有能力作良好政治判斷的公民應擁有參與政治權利。他們與當代民主標準不同之處，是評斷特定階級無法妥善行使政治權利。這在當代菁英抱怨大眾選民選擇「民粹」政策的論調找到回響。當代官僚組織按能力任用，受各種保護免遭民主政治異常行為傷害，也反映出反對民主普及的論點。

作者認為當代中東民主運動比較像十九世紀歐洲面對的處境，社會組成改變促成社會動員，中產與無產階級不斷增加，面對從禮俗社會轉為法理社會的道德迷失與認同困惑。十九世紀歐洲邁向民主的動力遭民族主義挾持，當代中東則有被政治伊斯蘭挾持的風險，正如十九世紀歐洲的民族主義，當代政治伊斯蘭為認同困惑提供非常有說服力的答案。民主所需的社會基礎在十九世紀歐洲並不存在，在當代大部份中東地區似乎亦然，民主轉型可能需要相當長時間。

已發展國家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預測不同之處包括︰勞工收入增加、國家建立普及教育制度、選舉權開放令勞動階段政治權力增加、工入開始走入中產階級、難以組織從事政治行動的邊緣化新貧階級出現、全球左派在經濟與階級議題失去焦點。在大部份已發展國家，依職業與教育水平劃分、擁有資產的中產階級組成絕大多數人口比例，令馬克思主義不再有吸引力。

如前所述，中產階級追求社會安定與財產權保護，因此他們並不是一定支持民主，尤其是中產階級只佔人口少數時更是如此。在這情況下，開放普遍政治參與權利，可能會導致大眾要求重分配，故此中產階級更可能選擇與威權統治者結盟，而不是民主的基石。中產階級也可能由菁英的酬庸網絡吸收，從中得利。假如未來技術發展速度減慢，或者技術發展無法令大部份人共享其利，中產階級減少，人與人之間重回零和關係，民主也會更難持續發展。

政治制度無法適應環境變化可能會失靈，當中原因包括人們的認知問題，面對矛盾證據時依舊堅持自己的想法，還有制度中的局內人利用優勢取得資訊與資源圖利自己。作者以美國為例，指美國政制由法院與立法機關奪走許多行政部門功能，令政府整體運作既不統一又沒效率。國會各種委員會與計劃目標不一致，缺乏統一的管理單位主導，反而令利益團體更容易把持國會，傷害大眾對政府的信任。這又導致行政部門需面前更多司法覆核，政府被規則綁手綁腳。

作者指出改革美國政治制度有兩項障礙︰一是政治參與者樂意維持現狀，政黨沒有動機切斷利益團體金源的管道，利益團體不希望無法以金錢買到影響力的制度；二是認知問題，美國普遍認為政府失靈的解決方法，是開放民主參與及增加透明度，然而作者認為一般大眾未能作大量而複雜的公共選擇，結果是積極參與組織良好的團體填補，但他們並未代表整體大眾。作者的意見是，美國民主改革需要的是少一點政治參與、少一點透明度，改革方案必須嘗試減少否決點，或引入機制促進官僚更為自主。

作者指更多問責能改善官僚組織的理論有不完備之處，首先是選民不一定會要求福利公共政策，也可能會希望侍從主義式分配公共資源以獲得個人利益；此外，歷史經驗中廉潔現代的官僚組織反而是在非民主環境中建立，反之，現代政府鞏固前引入民主通常會削弱政府質素，例如引致政黨主導的侍從主義式政府；最後，嚴格規則限制令政府僵化並難以做決定。作者推論，這表示政府建造與民主建設是兩件事，短期內會互相拉扯，有時民主可能會是建立好政府的障礙。

作者認為特定政府能力有其相應合適的官僚主自程度，當政府能力較低、國家較貧窮時，其自主裁量權不應太多，而當政府能力較高、國家較富有時，官僚組織則不應受太多規定限制。選舉在理論上可以令政府問責，但選民將責任交給政府，再由政府透過行政機關回到公民身上這路徑過長，溝通過程中重要訊息容易在大量雜音下消失。政治制度要運作良好必須考量非實體因素，即民眾信任政府，政府則必須回應民情並兌現承諾，以贏得民眾信任。

作者重申，高效強大的政府，結合基於法律與民主問責的約束制度，比政府獨大政體更公平也更能服務公民。當代自由民主國家中，過度重視程序而非實質意義，是政治衰敗的主要原因。民主政治制度回應問題時通常比威權體制慢，但當民主制度確實回應時，通常也更果決，因為有更多人參與決策過程。自由民主的延續並非必然，而是因為眾人有意願，有領導人物與組織能力，通常也需要純粹好運。但世界各地的經驗顯示，政治發展進程展現出清楚的方向，即承認公民有平等尊嚴的受問責政府，有普遍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