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誰說人是誠實的！》，主題是甚麼情況令我們更容易不誠實。作者指成本效益分析不是我們不誠實行為的主要驅動力，反而是許多人共同犯下小奸小惡，並將自己的行為自圓其說。作者以數字題為實驗，發現當實驗者有機會作弊時，許多人都會謊報分數，比對照組報多一點。作弊程度不會因獎金增加而提高，作者指這是因為獎金提高時，不誠實行為較難合理化，而被逮機率在實驗中與作弊程度沒有關係。
作者提出「蒙混過關因素理論」(fudge factor theory)解釋這些情況︰我們既希望自己誠實高尚，也貪圖作弊帶來的利益，如果只是輕微作弊，我們既可獲利也能自我感覺良好。影響我們蒙混過關與不誠實程度的相關因素有︰面對的不是現金，例如代幣、電子帳戶、文具，我們會更不誠實；回想道德規範可改善道德行為；先簽名再申報比先申報再簽名更令人誠實。換言之，道德自我詮釋空間越大，我們越能心安理得面對自己的舞弊欺詐。
作者以高爾夫球為例，球手刻意把白球撿起重放不能若無其事，但輕輕一踢或用球桿輕撥就較易合理化，因而較容易令球手接受。在第一桿開始時重來(「穆里根」)也比在球賽中段這樣做更為人接受。一開始填錯分也比之後加錯分更常見。球手也會一方面表現得一方面不誠實，另一方面自認誠實，這反映在他們報稱「球友」的不誠實表現比「自己」多上。規則不明確，有很大詮釋空間時，我們會更易落入不誠意的陷阱。
從牙醫購買昂貴新設備後會更常更議患者以這設備治療可看到，利益衝突會影響我們的行為。我們想答謝別人的恩惠時，也會顯得有所偏袒。藥廠業務員不時照顧醫生，令醫生更容易向病人推廣藥廠的藥物時，就是運用這種現象。其餘利益衝突的事例包括︰證券發行商與評級機構的利益衝突造成2008年金融海嘯；學術專家證人受僱提供偏向受僱人的意見；學術研究者扭曲數據以取得預期結果。實驗結果也發現，揭露利益衝突資訊反而令顧問更偏頗，因為顧客對意見打折程度不及顧問增加的扭曲程度。作者指，要消除利益衝突並不容易，要考慮那是否利多於弊。我們知道提供建議者可能立場偏頗時，應向沒有利害關係的第三方諮詢意見。
當大腦不斷要控制不同誘惑時，我們需要耗費很大心力，出現「自我損耗」(ego depletion)的情況，令抗拒誘惑的能力逐漸消退。例如一整天抗拒高熱量食物誘惑後，到夜晚就會較難克制，結果可能在宵夜時大快朵頤。實驗結果也指出，作文不能用a與n，然後面對數學題作弊機會時，也會比作文不能用x與z較易作弊，消磨的意志力令實驗者更難保持誠實。在可選擇是否面對誘惑情況時，精神損耗組也更容易陷入誘惑處境。作者指損耗的影響表示，我們應強逼自己在早上面對需要高度自我控制的情境；在離誘惑還有一段距離時就轉身離開；偶爾屈從於誘惑放鬆自己，避免過度消磨意志力。
作者進行實驗發現，知道自己穿上名牌冒牌貨，道德束縛會較鬆綁，較容易變得不誠實，也會把別人看得較不誠實。作弊行為也會隨時間演變，一開始參與者只會偶爾作弊，但在越過「誠實門檻」後，就會出現「管他的」效應，參與者更頻繁作弊，甚至一有機會就這樣做。作者指這表示第一次作弊不能等閒視之，因為這會影響當事人此後如何看待自己與自己的行為。
我們也會在作弊後自欺欺人，認為較好的表現反映出真本事。實驗結果顯示參與者在第一次作弊後，會在第二次沒有作弊機會時，仍然預期自己表現會與第一次一樣，即使為正確評估第二次表現提供金錢誘因仍然如此。以正式證書表揚作弊的成績，也會令參與者更容易認為成就是憑自己的實力達成。讓答案放在看不見的螢幕底部，讓參與者無法對作弊行為視若無睹，似乎則會令他們較不會把功勞攬在自己頭上。作者指，我們必須在自欺與務實間取得平衡，雖然過度自欺在碰到現實衝擊時會令我們大受打擊，但在某些情況下，白色謊言也有其道理。
作者說我們天生就是說故事的人，不斷說故事給自己聽，直到故事聽起來滿意又合理，並能給我們正面的自我描繪。實驗顯示參與人越有創意，作弊程度會越高，似乎表示越有創意就越有辦法想出好說詞，以合理化自私自利的行為。作弊較多的人，在創造力指標分數較高，但在智力上與其他人沒有很大差異。雖然創造力有想出新方法解決問題的正面影響，我們也必須了解創造力可以令不誠實者編造出對自己更有利的故事。
不誠實行為也會受別人表現影響。作者實驗發現當參與者觀察到另一個人作弊時，他們自己的作弊程度也會增加。即使參與者知道有機會作弊，但沒有榜樣或社會暗示讓他們知道旁人作弊，作弊程度則不會增加，反而因反思自己的道德觀而下跌。此外，當作弊者表明是圈外人(在實驗中是穿鄰校外套者)時，參與者的作弊程度也會減少，這表示同儕作弊讓我們傾向認為作弊是社會可接受行為，圈外人作弊則會令我們希望與他們有所區隔。作者認為，不誠實會透過社會傳染，意味著個人犯錯會為社會帶來腐蝕效應，因此我們必須更加警覺，努力防止小過失。
團隊合作對誠實程度的好處是互相監督，壞處則是當不道德行為會為別人帶來好處，我們會因關懷他人而變得更不誠實。作者實驗發現，完全沒有互動的互相監督沒有出現作弊，但將社交元素引入實驗環境，讓實驗者互相交談後，舞弊行為就變得很明顯，利他舞弊傾向高於監督的影響。當自己從作弊中得不到好處時，作弊情況甚至更嚴重，作者認為可能是我們從純粹利他角度出發，會更容易合理化我們的不當行為。
作者總結指，我們輕微舞弊時，既可以得到不誠實的好處，同時又能保持正面形象。金錢報酬與被逮機率對不誠意行為的影響不如想像中重要，道德提醒、與金錢的距離、利益衝突、自我耗損、冒牌貨、提示自己捏造的成就、創造力、目睹他人不誠實與關心團隊成員等因素影響卻出人意表。這表示我們不誠實行為遠比「理性犯罪模型」預期少，但多數人輕微不誠實的損失卻比少數人嚴重不誠實多。
為減少不誠實行為，我們先要理解不誠實的原因。承認自己的過錯，請求寬恕，設定終點並創造重新開始的機會，似乎能扭轉「管他的」效應，讓我們注意自己的行為，改過向善。從不誠實行為可以看到，我們往往無法認清甚麼因素重要，甚麼因素毫不相干。當我們對自己行為更為了解，我們就有可能加以改善。
2017年6月8日 星期四
2017年6月4日 星期日
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
看完了Hyman Minsky的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主題是依賴金融的資本主義如何內在不穩。雖然是有點年代的著作，寫於1980年代，但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重新受到重視。
作者指自1960年代起金融系統脆弱，是源自二戰後金融關係與機構的累積轉變。經濟表現成功引發投機金融，讓基於1950至1960年代早期經驗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失效，只依靠貨幣與財政政策操作不能重建1950至1960年代早期經驗的穩定。
作者申論他寫作時經濟最大的缺陷是不穩定，不穩來源並非外部衝擊或政策制定者無能無知，而是來自當時那種經濟類型的內部過程。擁有複雜、高度發展與不斷演變金融系統的資本主義經濟，其動態導致內在不一致的條件易於發展，這不一致或是猛烈通貨膨脹，或是嚴重蕭條。內在不一致不一定會完全實現，因為制度與政策可以控制不穩發展，讓它穩定下來。
作者指社會正義建立在個人從公私權力中心獲得尊嚴與獨立。為求尊嚴與獨立，經濟秩序需要讓收入從權利或公平交易而來，當中主要收入來源來自工作。因此，充份就業既是經濟也是社會的善。作者申明他偏好個人自由與民主權利，多於保障所謂財產權，這信念也影響本書的政策建議。
在資本主義下，經濟不穩傾向持續增強。市場參與者尋找早期警示，對經濟指標短期變動過份敏感。結果之一是投資者從其偏好正確跟隨波動獲得即時高回報，而不是由促進長期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投資，帶來較長期與穩定的較低回報。
1975年與1982年美國的金融危機都沒有引致經濟嚴重蕭條，而是衰退加上隨後的通貨膨脹。作者指當中原因有二︰一是大政府不只穩定就業與所得，也穩定了商業現金流動與資產價格；二是聯邦儲備體系與其他政府及私人機構合作，擔當起最後放款者的角色。
政府開支可以分為四類︰政府職位與政府服務支出、政府合約、轉移支付與政府債券利息。戰後大政府之所以較大，主要是由於軍事開支、轉移支付計劃與國債利息提高，尤其是轉移支付計劃。大政府讓國民收入下降自動轉為龐大政府赤字，是1974至75年經濟停止急劇下跌並轉為強勁擴張的原因之一。
政府赤字有三方面效應︰(1) 透過政府對商品、服務與勞工需求運作的所得與就業效應；(2) 透過令住戶與商業部門獲取盈餘或減少赤字運作的預算效應；(3) 因增加發行政府債券而出現的投資組合效應。轉移支付在無需工作下提供所得，讓住戶可支配所得增加，以維持經濟需求，卻也為經濟帶來通貨膨脹的偏向。
讓住戶與商業部門獲取盈餘或減少赤字不但本身在經濟衰退中重要，在住戶與商業部門負債時更是不可或缺，因為償還這些債務視乎企業盈利與住戶儲蓄。沒有政府龐大赤字，住戶與商業部門承擔債務能力在衰退時將大為減少，所得與利潤陷入下跌的惡性循環，會導致過去曾發生的債務通貨緊縮與嚴重蕭條。
政府債券沒有違約風險，金額以名義數目計算，購買力受物價水平影響。此外，政府債券由聯邦儲備體系保證可在市場交易。故此政府債券持有人獲保證在有需要時可以改變其投資組合。在衰退時，企業與金融機構透過持有政府債券可獲取安全與穩定的資產，企業以清空存貨及持有政府債券減少負債，銀行也能以增持政府債券增加其投資組合流動性，擴大資產與負債，避免商業減債令經濟需求與定期存款下跌。
在大政府以赤字穩定經濟產出、就業與利潤同時，最後放款者則穩定資產價格與金融市場。例如聯儲局接受以無法在市場出售的資產為抵押品，或直接購買這類資產。最後放款者需要及時介入，並確保再融資供應，以避免累計下跌引發大蕭條。其需求先於大政府的參與，以免投資與借債消費下跌的影響，超過大政府穩定所得與金融能力。
儘管最後放款者的行動可避免嚴重蕭條，卻為行動後的通貨膨脹設定條件。因為最後放款者保證部份合約條款能履行，不論市場或個別負債者的商業情況，因而減低它保證那些資產的違約風險。違約風險低的資產更容易在市場出售，亦即更有流動性。故此，最後放款者行動增加流動資產的實際數量，令市場上有貨幣特質的資產增加。銀行或類似機構可抵押這些資產，並用於放款或保有其他資產部位。經濟中整體融資能力因而上升，並可運用於提升資產價格或放款活動，有可能造成未來通貨膨脹式增長。
在1920年代前，商業銀行在儲備部位中有重要部份依靠聯儲局的貼現窗口，聯儲局與成員銀行有定期、每日的銀行聯繫，銀行為確保資金來源會遵從聯邦儲備銀行訂下的商業與資產負債表標準。在此之後，聯儲局主要儲備供應活動變成在公開市場買賣證券，不再與成員銀行有緊密與持續的商業關係，對成員銀行的影響大為減弱。
作者指聯儲局在決定貨幣供應時並不那麼有力，貨幣供應也不會控制所得。在短期內，市場行為在決定金融對所得的影響比聯儲局有力，長期而言，引入新的金融行為與新舊金融實踐規則演化是決定因素。為避免投機金融急劇增長釀成危機情況，令最後放款者需要干預，限制企業向外融資與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支持急劇增長能力的制度改革可能有其需要。
在1974至75年金融危機中，最後放款者採取的技術是，將財困機構資產價格以歷史高位記帳，而不是當前市場低位，並由聯儲局、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吸收或保持資產流動性，讓有問題機構得以再融資。聯儲局創造負債以替換私人借款者的負債，或保證提供融資，當中需保持靈活，以規則限制聯儲局行動會令其能力受限。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則保障受困銀行的存款，並承擔受困機構所有非股本債務，防止擠兌發生。由於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不會隨時擁有大量現金，其行動必先從聯儲儲備系統取得資金。作者指，既然聯儲局在最後放款者行動擔任主要角色，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應更明確融入聯儲儲備系統，特別是在銀行監管方面。
企業償還負債所需現金來自利潤現金流、手上現金、出售資產或借貸。當某單位在任何期間預期現金收入都超過需償還現金，作者稱它處於避險融資(hedge finance)。合約訂明現金流在某段時期超出預期現金流入，則是處於投機融資(speculative finance)或龐氏融資(Ponzi finance)，在這種情況為償還當期負債需以出售資產、債務延期或再借貸取得現金，因此依賴當時金融市場狀況程度較高。
在二戰後，商業銀行以買賣國庫債券處理資產部位的佔比減少，聯邦儲備與存款相對總資產比重也一直下跌，銀行改為發展出各種盡量利用有限儲蓄的工具，包括存款證書、回購協議與向海外銀行借貸。獲取資產部位的方式增加，令聯儲局行動與供應融資量的關係不再那麼緊密，聯儲局緊縮財政政策與銀行及市場反應的時間落差更長。這容易令政策制定者過度反應，讓政策行動造成經濟走向金融危機邊緣。故此，二戰後金融體系的演化，令經濟更易走向不穩。此外，銀行放款活動增加，特別是向非銀行活動作短期融資，也易於令金融體系更為不穩。
非主流銀行(fringe banking)與銀行的從屬關係可以是金融系統脆弱的來源。在其他融資管道較昂貴或無法使用時，非主流銀行從核心銀行融資，令核心銀行持有與非主流機構類似的投資組合。當非主流銀行在市場明顯表現出虧損與周轉不靈時，銀行也可能會受損，導致骨牌效應令市場嚴重崩潰。
戰後新古典綜合學派指財政及貨幣政策能消除長期失業，在分散(decentralized)市場中也有自我改正力量讓經濟處於全民就業。作者指這似乎自相矛盾︰一方面指干預政策可消滅長期失業或慢性通脹，一方面卻指即使不做任何事，給時間讓經濟自行其事也可以維持價格穩定與全民就業。在實際情況中，新古典綜合學派未能解釋經濟內部運作怎樣造成本書當時定期出現的早期危機。
作者認為，我們需要能說明經濟正常運作如何造成不穩，並指導我們控制不穩的理論。1960年代中期的經濟表現，令任何聲稱相關的經濟分析需要說明︰
1. 當時主導的市場機制如何令個別產出與價格一致
2. 所得、產出與價格的過程如何決定
3. 為何一致情況不時失靈，換言之，為何經濟易受嚴重蕭條的威脅甚至其實現影響。
作者在之後在本書建立的理論，將解釋經濟為何會波動，顯示出定期不穩與不一致與脆弱金融結構的發展相關，這種發展在正常資本主義經濟中發生，體現在金融資本財所有權與投資上。很大程度上社會目標可由市場機制達成，但作者也指明市場資本主義既內生地不穩，也能導致財富與權力以令人厭惡的方式分佈。
新古典綜合學派忽視凱恩斯對資本財定價與資本主義金融機構特殊性質的元素。這些元素是建立對當前經濟情況詮釋與政策制定更佳理論的基礎。凱恩斯理論重點是經濟中的資本發展，注意到銀行界與企業交易的重要。
當分散資本主義經濟的定價機制，只有在適當政策或制度規則下才會導致產出與價格一致時，盲目相信與接受市場過程結果就無法成立。在經濟只能有條件一致下，立法或制度演化改變將影響維持一致所需的政策行動，無法一蹴而就。
此外，一致也需要替代原則在各個市場下生效才能成立，這包括需求曲線斜率為負數，價格上升會導致商品或服務需求量下跌；在相對其他商品價格上升時，需求量也會下跌。替代原則在投機與猜測元素重要的金融與資本財市場上，並不是經常生效。某種金融工具或資本財相對價格提升，可能會增加這資產的需求量，讓價格上升有利於價格進一步上升。
作者指新古典理論正確指出在嚴格條件下，競爭市場機制可指導生產滿足消費者需求，特別是那些市場並不依賴(1) 整體經濟穩定；(2) 投資步伐與方向的決定；(3) 所得分配；(4) 資本財運用佔比較高行業。但失業帶來工資與價格改變不會令投資上升以消除失業，以及中央銀行與其他金融管制用於回應金融市場的不一致，均表現出自由市場不是當時資本主義金融機構的經濟中，普世通用的政策方案。
在個別單位別無選擇，只能自行為自己謀取最大利益，而且當下價格總是主導的經濟中，價格與產出會達成一致。但在企業擁有市場力量，獨佔過多並互相對抗時，市場就可能無法達成一致結果。除此之外，當決定需將未來會發生的事納入考慮時，市場也可能不再有效協調。資本財的本質需要考慮未來，參與者不可能在下決定時已確知未來會怎樣，未來發生的事可能會令價格不再認證現時決定。
凱恩斯分析核心將現存資本財獲利程度、投資與持有資本財的融資條件，以及投資的供給情況，整合為有效投資需求理論。在這理論中投資是需要時間的過程，依附在利潤預期上，因此投資決定總是在不確定下進行。正因為這不確定，投資者及其融資者尋求在不利變動下，可獲保障並能調整投資組合的資產負債架構。凱恩斯在1935年的理論表示，不穩是資本主義內在與無法避免的缺陷，這在新古典綜合學派遭到忽視，後者將資本家、資本財與金融市場排除在經濟分析之外。
漢生(Hansen)式標準凱恩斯模型強調在達致全民就業水平前，每單位產出的供應價格趨向不變或轉變緩慢。總需求超過全民就業水平工資與價格才會上升，總需求少量不及全民就業水平，工資與價格下跌幅不大，只有在總需求跌至某水平下價格才會傾向下跌。假定消費視乎稅負與轉移後的所得，產出與勞動力總需求視乎投資、淨出口、與政府支出。在所得不及或超過目標水平時，政府開支或支出改變可以用於抵銷差額，財政政策成為指導經濟的工具。作者指，漢生式模型簡單有力，但未有考慮金融與貨幣因素，未能對1960年代中期後的金融不穩提供有效政策指導。
赫斯(Hicks)以投資—儲蓄／流動性偏好—貨幣供應模型表達凱恩斯學說，即IS-LM模型。投資—儲蓄曲線斜率向下，流動性偏好—貨幣供應曲線斜率向上，兩者交點表示可滿足貨幣與商品市場的利率與所得水平。在利率接近或達至零時，利率不受貨幣供應影響，財政政策失效，這種情況稱為流動性陷阱。此時投資不足造成失業，政策可循三種方式增加就業︰一，以政府開支增加所得，例如政府稅務與開支計劃；二，以政府補助及擔保增加投資，例如房貸擔保、農業補助、國防開支等；三，減低相對於預期利潤的投資成本，例如稅務豁免與所得稅調整。
作者認為赫斯模型所指的利率與投資關係並非必然，即使低利率表示生產最好在高資本產出比例進行，也不代表投資，即資本財的改變率，必然上升。此外，赫斯模型假定貨幣供應由管理當局如聯儲局決定，忽視凱恩斯所指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貨幣供應是從金融活動中創造。赫斯模型並未包含勞動力供應過量會導致勞動力需求上升的經濟，因此沒有古典思想中勞動市場主導均衡的特徵，不屬新古典綜合學派。
帕廷金(Patinkin)解析則以實質平衡效應(real balance effect)完成綜合新古典與凱恩斯學說︰失業令工資與價格下跌，造成按價格調整的貨幣供應增加，然後這增加的財富會提高消費相對所得比例。在一段時間後，勞動力供應將不再會過剩，達至全民就業，價格也停止下跌。價格與貨幣供應比例只在均衡狀態下維持，在非均衡狀態下則會變動。
作者指，帕廷金解析勾劃出經濟怎樣從不均衡走向均衡，卻讓新古典綜合學派無法解釋，經濟最初為何會出現失業或通脹情況，不均衡最初怎樣發生。此外，帕廷金解析的貨幣供應不是聯儲局報告那貨幣供應，而是未納入銀行系統中私人債務的貨幣供應，就像貨幣供應只有固定價格的黃金一樣。這並未考慮到現今世界中，投資融資與資產部位中的貨幣創造行為，也沒有顧及價格下跌會令擁有資本財者的債務負擔增加。帕廷金效應只有在長期折磨與產出及就業大幅下跌，令價格也大幅下跌時才會相關。
綜觀新古典綜合學派，作者指它沒有考慮經濟內部不穩力量，只能將持續出現的不均衡狀態，歸咎於系統中阻礙均衡機制的過程，例如工會阻礙工資下跌令失業持續。新古典綜合學派也對歷史時間沒有想法，其經濟模型只存在於真空中，不了解工資與價格下跌的影響。它讓合理政策限於調整支出與稅收，以及操作貨幣供應。當下對未來的想法，以及當下融資的可能選擇，對市場為資本財訂價有重要影響，卻不在新古典綜合學派政策議題中。它對當今經濟不穩很可能是由於金融市場、資產價格與利潤流向表現並不關注。此外，新古典綜合學派承諾操弄貨幣與財政政策，就能維持在穩定價格下全民就業，導致經濟學家忽視工業結構與所得分配對整體經濟表現的影響。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投資融資與擁有資本財存量產生貨幣償付的承諾，也就是合約訂明的現金流。為使經濟產出與需求一致，價格不只要滿足資源分配與產出配給函數，也要確保(1) 產生剩餘；(2) 所得分給資本財(即利潤)；(3) 資本財的市場價格，與成為資本財的現時產出生產成本一致；(4) 商業債務償付得以履行。只有在過去獲現在證實，未來也預期會證實現在投資與融資決定時，病態樂觀者以外的人才會投資。價格必須帶有利潤以鼓勵投資，在科技決定成本中再加上漲價(markup)償付債務，支付融資、管理、附屬成本，並滿足現金流需求。
設Pc與Qc分別為消費財貨的價格與數量，Wc與Nc為消費財貨的科技水平必須工資與僱用人數，再假設經濟只有工人與收取利潤者，工人將其所有所得用於消費，收取利潤者則完全不消費，從而令消費財貨需求等於總工資數，不受利潤所得影響。在只生產消費財貨下，會得出︰
PcQc = WcNc
資本所得πc (利潤) = PcQc - WcNc = 0
然而在納入投資財貨後，設Wi與Ni分別為投資財貨的科技水平必須工資與僱用人數，則︰
PcQc = WcNc + WiNi
πc = PcQc – WcNc = WiNi
消費財貨利潤等於投資財貨的總工資數，總利潤等於總投資量。在投資只會在預期未來會有利潤發生下，投資只會在預期未來也會有投資才能進行。在這簡單模型中，價格形成的方式為︰
Pc = [WcNc/Qc] [1+WiNi/WcNc]
由於Qc/Nc為消費財貨勞動力的平均生產力(Ac)，因此︰
Pc = [Wc/Ac] [1+WiNi/WcNc]
假設Wc = Wi，則變成︰
Pc = Wc/Ac (1+Ni/Nc)
換言之，消費財貨價格水平，與工資水平，以及投資財貨僱用人數相對消費財貨僱用人數成正比，與消費財貨平均勞動生產力成反比。
當模型加入政府考慮後，利潤就不只是由投資組成，而是投資加上政府預算赤字。在衰退時政府赤字阻止利潤下跌，讓商業債務的負擔不致加重，甚至可能會減輕。對外貿易赤字則會減少利潤，令全民就業所需利潤與政府赤字水平增加。政府赤字令消費財貨價格水平上升，對外貿易赤字則會限制本地生產消費財貨價格水平。
在放寬前述模型的行為假設，讓工人儲蓄部份所得，並讓收取利潤者將部份所得用於消費後，消費財貨價格水平會因儲蓄部份工資而下跌，因利潤用於消費而上升。假如利潤用於並非生產技術決定的管理與輔助服務工資，這些工資又會用於消費財貨，則消費需求會上升，令產品的漲價上升。企業經由廣告、產品開發與銷售方式取得並維持市場力量的市場增加，會產生通貨膨脹壓力。然而，當管理與輔助服務工資比生產工資高，令前者的工資儲蓄比例傾向較高時，則會令利潤下降，令給予資本家與尋租者的現金流減少。
在供給成本方面，總成本由四項元素組成︰(1) 科技水平訂定的成本；(2) 管理成本；(3) 償還債務款項；(4) 滿足提供資本財所付的代價。在收益大於四項元素總和時，過去投資與融資決定完全符合預期，但在收益只大於頭三項元素總和，卻少於四項元素總和時，債務獲得償付，但支付資本財的成本則未能全面回收。按此，需要運用昂貴與極為專門的資本財，以及大規模債務融資的企業，前提似乎是要擁有市場力量，能在需求下跌時限制價格變動，令收益超過成本的四項元素總和。
政府開支也是一種盈餘分配，稅款令勞工每單位產出可支配所得低於科技決定的供應價格，並提高產出的供應價格。投資與政府開支為經濟定調，卻不是由現時經濟表現來決定︰政府開支由政策決定，投資則由現在對未來的觀感決定。
對大部份企業而言，利息支付、廣告支出、行政人員薪資與債務償付大多是在之前定下，不受當下產出影響，而滿足這些支出所需現金流則視乎利潤。在當下利潤不足時，企業需以手頭現金、借貸或出售資產支付。假如是以借貸支付，就代表成本曲線上升，意味著現時利潤不足令滿足未來要求所需現金流增加。當企業欠債，債務條款只能透過重新談判更改，這可能包括公開或非公開破產。換言之，在資本密集生產技術、以債務融資商業部位、管理與輔助服務開支比重較大的經濟中，商業破產會較易發生。在風險趨避的投資與融資者要求下，資本密集工業的自然市場結構是寡頭與獨佔競爭。
投資是資本主義經濟中利潤的主要部份，是經濟走向的重要決定因素。這種經濟的基本週期特質，取決於利潤、資本財價格、金融市場狀況與投資的相互關係。在經濟平穩增長一段時期後，商業企業與金融中介回應經濟的成功，改變其可接受及屬意的債務結構，引起投機景氣令金融結構脆弱不穩。
金融不穩假說有兩項基本命題︰(1) 資本主義市場機制無法導致可持續、價格穩定、全民就業的均衡狀態；(2) 嚴重商業週期原因在於資本主義不可或缺的金融特徵。資本主義經濟是指，生產工具私有，總收益與勞動成本的差距為資本財所有者提供所得。資本財可以交易與抵押，由擔保與抵押生產工具或未來所得產生的金融工具也可以交易。因為資本與金融財可以交易，它們有由市場決定的價格，視乎資本財未來預期帶來的所得而定。
作者指資本主義經濟任何期間都存在失調力量。在債務通貨緊縮與嚴重蕭條後的就業不足狀態並不是均衡，而是在轉折狀態，當中價格與工資下跌不足以提高就業，因為價格與工資下跌令利潤減少，之前的債務無法償還，企業也未能融資作投資。
當就業不足轉為暫時可持續的全民就業，各種資本與金融財的相對價格也會改變，引致屬意的融資安排改變。可透過借債融資取得資本與金融財部位的經濟中無法避免投機元素，當中資本財的需求由其預期獲利決定。商人與銀行家投機在未來現金流與金融市場狀況的意願，反映出借債融資部位的程度。暫時持續的全民就業令他們願意借更多債，金融機構則以發明「新」形式貨幣、貨幣替代品與融資投巧為回應。更多貨幣形式與數量用於融資資本與金融財額外需求或更多投資，令資產價格上升，增加資本所得、投資與利潤，經濟會嘗試擴張至安定的全民就業狀態之外。
資本財價格視乎擁有權帶來的現金流與其流動性，現金流受市場與經濟狀況影響，流動性則視乎資產容易並確保能轉為貨幣的程度。一般而言，貨幣供應增加會令資產價格上升，但在例如嚴重蕭條後，對流動性的需求過多， 貨幣供應增加就不會令資產價格上升。而在預期通脹會急速上升時，貨幣供應增加會令資產價格急劇上升。當資產帶來的現金流上升時，貨幣的流動性價值下跌，資產價格因資本化比例及預期回報增加而上升。這可能會帶來一段平穩期，卻會令可接受債務—股本比上升。
投資決定的供應因素視乎勞動成本與短期利率，需求因素則受資本財價格與預期融資結構及條款影響。投資顯然帶有時間面向，因而包含不可知的不確定情況，令借款與放款者要求有安全邊際(margin of safety)。安全邊際影響外部相對內部融資的可接受比例，近期經驗顯示外債可輕易償付時，負債比例傾向增加；具代表性單位未能履行債務合約時，可接受負債比例則會減少。
投資一項計劃，首先要預期回報超過投資成本足夠多以補償不確定，然後要看該計劃是否獲得融資。融資來源包括現時經營所需以外的手上現金與等同資產、股利及稅後利潤與外部資金。作者寫作當時經濟以外部資金融資投資為特色，受安全邊際水平與其可接受程度影響。
金融市場狀況影響投資的方式包括︰內部資金或淨值的槓桿程度、資本財需求價格、投資財貨供應價格，以及短期與長期利息對這兩種價格的影響。短期利率大幅上升會在一段醞釀期後令投資財貨供應價格顯著上升，長期利率上升會令資本財需求價格下跌，這表示在一般情況而言，資本財價格及投資供應價格的差距，與利率走勢成反比，低利率會令兩種價格差距較大，導致外部相對內部融資比例上升。
1970年代起美國經濟有不同表現的主要原因，是融資方式在簽約時指定償付結構，並反映當時主流市場情況與預期。在特定制度與規則下，金融創新的獲利機會，以及立法、行政及中央銀行的干預，都介入從金融強固轉為金融脆弱的過程中。工業化經濟融資也會助長不穩︰行為長期資本財融資，當長期資產由短期債務融資，可能令銀行與商業關係中出現債務償付與經營收入不一致。
避險融資(hedge finance)、投機融資(speculative finance)與龐氏融資(Ponzi finance)可從現金流與債務的關係說明。現金流有三種︰所得、資產負債表與投資組合，所得現金流是另外兩種現金流的基礎，包括工資、薪金、成品與半成品付款。當已實現及預期所得現金流足以滿足單位的未償付負債，該單位就處於避險融資，不需要視乎金融市場情況以履行條款。當經濟以所得現金流滿足資產負債表償付為主，較不易形成金融危機，處於金融強固。
但在預期收入不及資產負債表現金流，即債務需要透過延期或增債才能償付時，延期債務以償付者處於投機融資，增加債務以償付者則處於龐氏融資，這些單位需視乎金融市場情況以履行條款。當經濟廣泛透過轉移投資組合，即買賣資產以滿足資產負債表償付為主，則會較易處於金融危機，或至少有潛在金融脆弱。債務重組往往是試圖將投機融資轉為避險融資，債務豁免則是試圖將龐氏融資轉為投機融資。
避險融資、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單位，都會受減少資產中現金流的經濟發展影響。經營所得減少或欠債違約都可能令避險融資單位轉為投機融資。這不是由於經濟其他地方出錯，就是原本的避險融資特質，是基於對成本、市場及其發展不切實際的預期，對商品與生產因素市場過份樂觀。另一方面，除了商品與生產因素市場事件外，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單位也會受利率變動——即金融市場發展——影響，利率增加令現金流償付增加，卻沒有增加預期收益。此外，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必須持續再融資其部位，因而受金融市場不穩影響。經濟中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比重越大，整體安全邊際就越窄，金融結構也越脆弱。
金融脆弱出現過程由避險融資主導開始。避險融資系統中短期利率明顯低於長期利率，令投機融資以短期債務融資資本財或長期債務有利可圖。更多投機令資產需求與價格上升，帶來資本所得。在強固金融體系中的獲利機會，令強固轉為脆弱成為一種內生現象。
金融危機過後，銀行家與商人畏於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而在大政府政策下，金融危機後政府赤字支撐所得、就業與商業利潤。這令商業利潤相對商業投資比例增加，並減少資本財部位的外部融資。政府赤字也將公債注入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投資組合，減少銀行與金融體系的違約曝險。在經歷金融危機後的衰退後，經濟展現出比危機前更強固的結構。
避險融資系統的獲利機會不必然即時令金融體系脆弱，當中的阻隔包括︰(1) 主導借款人與放款人的風險限制；(2) 需時建立可吸收資本財擁有者負債，以及滿足財富擁有者流動性及價格保證的工具；(3) 需確保投機融資者可獲再融資，金融創新也需時間推廣；(4) 市場參與者抗拒相信潛在利潤的樂觀預測，特別時在金融危機過後。
當投資計劃有外部融資參與時，利率變動會影響計劃成本。特別是在長期計劃中，複利令利率變動顯著改變計劃成本，負債利息也令計劃延期更為昂貴。企業在外部融資時有兩項安全邊際︰持有投資組合的流動資產，以及預期利潤超過計劃成本，這兩項安全邊際會影響企業的信貸評級。當利率上升時，投資計劃的預期資本所得減少，這會令企業後續的投資計劃評級下跌，進一步增加融資成本，繼而再減少投資計劃的預期資本所得，過程有如是自我實現預言。
投資榮景令不同金融機構與各種金融工具互相連結，直至利率上升至利潤邊際消失。榮景中斷會引發金融危機、嚴重蕭條與債務通縮，還是較小規模的衰退，視乎整體經濟流動性、政府部門相對規模與最後放款者的行動。作者認為，趨向投機融資與以債務融資投資本身就是制度結構與政策預期的結果，適當制度組織與政策，可以減少經濟受金融危機影響的程度。
銀行家安排貿易、投資與資本財部位融資時創造貨幣。銀行向商業借款時增加貨幣供應，令投資或擁有資本財的意欲變為有效需求。資本主義經濟正常運作有賴所得產出系統產生利潤以償還債務，與金融系統放款引發投資與利潤。
新古典綜合學派認為商業銀行只是機械、靜態、被動地運作，對經濟行為沒有重要影響。銀行業對經濟的影響只有貨幣供應量與利率過渡轉變，兩者均可由中央銀行控制。但作者指實際上，銀行是動態、創新與創造利潤的商業，銀行家主動以調整資產與負債尋求利潤，這不只會影響融資的數量與分配，也影響價格、所得與就業週期表現。
金融市場與銀行影響投資的方式包括︰金融市場決定資本財現值，因而決定投資產出的需求價格；獲融資投資數量視乎銀行程序；投資供應價格則視乎融資成本。在不確定與現時對未來觀點影響資本財價格的世界，當資本財需求價格相對投資產出供給價格上升，會令投資上升，導致利潤上升，利潤相對未償還債務比率、銀行與金融市場融資供應與商人投資意欲也會增加。銀行為利潤滿足其商業客戶增加的投資意欲，令整個過程呈正向與不穩的反饋。
金融體系整體強固或脆弱程度來自銀行家的貸款。銀行家傾向經營現金流足以還款的貸款，有助於維繫強固的金融體系。銀行家著重抵押品價值與資產預期價值時，就容易令脆弱的金融體系出現。
銀行獲利率可由每單位資產淨值增加，或資產相對擁有人投資增加而上升。第一種方法意味著尋求資產與負債利率的更大差距。為提升資產利潤，銀行家有誘因接受更長期或更高風險的資產。為減低負債利率，銀行家需要對存戶提供更多安全承諾，包括更短期負債與提供特別保證，提供更好服務，並創造新型票據與金融工具。
第二種方法則是增加槓桿比率，例如資產0.75%獲利，資本相對資產比率由6%減至5%，帳面獲利會由12.5%增至15%。自1960至1974年，美國的銀行槓桿比率增加50%，促進銀行客戶短期借貸上升，增加商業負債中投機與龐氏融資的比重，讓經濟走向金融脆弱。同時，在當時稅制下，銀行總裁最有效的致富方法，是股票選擇權在股價上升後帶來的資本利得。股價與每股獲利及其預期增長率相關，令銀行經理人著重於增長，導致槓桿比率上升，這會使安全邊際減少，讓經濟更易走向不穩。
傳統上銀行冒險受在銀行陷入危機時會有損失的存戶及合作伙伴限制。但自二戰後存款保險與聯儲局干預，在銀行破產時傾向保障所有非股本銀行負債，存戶不再擔憂銀行的存續能力時，顧客監控就沒那麼重要。合作伙伴監控表現在銀行危機時，對銀行在貨幣市場借款要求額外利率。在銀行無法出售大額存單與借入聯邦基金時，它會被逼在聯邦儲備貼現窗借款。換言之，中央銀行行動令存戶及合作伙伴監控銀行減弱。
存戶及合作伙伴監控減弱，讓銀行測試在限制銀行曝險中更為重要。作者指，他寫作時的銀行測試程序，無法控制巨型銀行複雜資產與負債的風險。1970與1980年代問題銀行數目與複雜程度增加，正是銀行曝險在日益週期環境下增加的結果，例子包括1974至76年銀行在REITs與1980年代初在海外借貸的問題。銀行測試者沒有足夠權力限制巨型銀行，測試程序也對銀行業缺乏理解。測試者需要認識銀行借貸的預期現金收益從何而來，分析不同經濟情況下銀行的運作。作者認為，要有效控制銀行帶來的混亂影響，需要為槓桿比率設限，並以保留盈餘方式，限制銀行股本增長水平配合非通脹的經濟增長。
金融創新接受程度視乎主觀評估持有貨幣的流動性溢價。在經濟暢通運作一段時間後，流動性的價值下跌，更進取的金融運作更為人接受。金融機構可以增加其資產—股本比例，不會顯著失去其負債信用。在這情況下，進取金融機構提供大量融資，令資本財價格上升，鼓勵短期而投機的資本財融資與投資。
自利可達致市場均衡在金融市場上並不成立。在商品市場上，供應過程產生相等於供應市場價值的收入；在金融市場上，融資需求由反應迅速的銀行家的融資供應抵銷。此外，當融資供應超出現時資本財與投資相對價格需求時，過剩供應會提高資本財相對投資產出供應的價格，提高投資與融資的需求。金融脆弱是市場內部過程的產物。
作者這樣批評當時監管當局對金融運作視而不見︰
作者認為當局應認識到指導與控制金融使用與運作的演變。創新永遠會領前監管者，當局無法阻止投資組合的結構改變。他們可以做的，是為不同資產訂立股本—吸收比例，確保銀行資產—股本比例受限。存款保險當局也應有權限制與控制受保障銀行的商業行為。重新以貼現窗為銀行儲備標準來源，可令聯儲局更緊密監控商業銀行，防止銀行放款與持有資產過快擴張。
通脹——即消費物價——的轉變，等於工資增長率減去勞動生產力增長率加上漲價(markup)成長率。在資本主義經濟中，通脹的因果鏈由投資或政府開支增加開始，兩者都會令漲價增加。在金融合約以貨幣計價下，未經通脹調整的貨幣工資與貨幣利潤流，會決定債務能否獲得償付。即使經通脹調整的實際工資與利潤不變，當貨幣工資與利潤上升，勞工與企業償債能力也會增加。
貨幣工資購買力與消費財貨產出成正比，與投資財貨相對消費財貨的工資與就業比例成反比。換言之，當消費財貨產出增長率高於工資，物價會傾向下跌；當投資上升，經濟則有通脹壓力。此外，當企業花費在僱員醫療、廣告、產品開發等方面時，也可視為廣義的利潤分配，令消費需求上升，帶來通脹壓力。
通脹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貨幣工資增長不及價格增長，第二種是即使貨幣工資增長追上甚至超過價格增長，價格依然因漲價因素相對消費財貨產出增加而上升。第二種通脹不能自我維持，但在工資購買力大幅下跌，令工會、僱主或政府干預增加工資時，物價持續上升會引發工資上升，因而令物價進一步上升。
在1960至1980年代，即使在失業率高企時通脹與貨幣工資上升仍然持續，這種滯脹(stagflation)出現在轉移支付急升、政府持續赤字、政府工資快速增加的時代。即使在衰退中，商業利潤與消費物價也能維持甚至上升，銀行受政府政策支持在多次金融危機中生還，結果造成物價飛漲。
這時美國經濟並沒有就業與通脹間的取捨(Phillips curve)，其特色為︰(1) 局部有效的工會主義，在工會有效的行業中，經濟不景不會導致貨幣工資減少；(2) 即使在嚴重衰退也支撐利潤的大政府，政府支出相對消費財貨產出增加令物價上漲；(3) 運用昂貴與較長期資本財的行業比重很大，令勞動成本漲價帶來的穩定現金流更為重要。
當貨幣工資預期會長期上升，投資者，尤其是金融工具的投資者，會尋求預期可維持或增加其按價格調整資本價值的投機活動。這會帶來各種商品與工藝品泡沫，融資條款也會按預期通脹修改。在利率快速調整以反映預期通脹後，履行金融合約的負擔將不會在通脹時減少，通脹過程不會導致進一步投資。預期通脹破壞投資活動、就業與價格上升的連結，通脹率不再與失業率成反比。
政府若要在沒有衰退下控制通脹，需要增加相對於需求的消費財貨產出，認識到消費財貨產出令物價下跌，投資與政府支出則令物價上升。在大政府市場經濟中，以轉移支付及軍事開支達隨政策全民就業目標，而沒有帶來有用產出時，透過控制貨幣供應或貨幣工資率控制通脹只能獲得短暫成功。作者描述大政府既是幸事(blessing)也是禍害(curse)︰大政府預防債務通縮與嚴重蕭條發生，卻帶來通脹。
其中一種阻止通脹的方法是讓消費財貨大量湧入經濟，當中一種做法是在國際貿易帳中有明顯赤字。當1982年美國失業率高企，聯邦增加州與地區支出的計劃平穩下來或減少，1983與84年進口貨物湧入該國市場，通脹率就開始下跌。
作者在提議政策前先指明，沒有一蹴而就解決資本主義缺點的方案，特別是金融創新必然會令不穩問題繼續出現。在1980年代經濟政策討論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多少為中心，但作者指我們必須承認經濟不穩的特質，並調查現有制度與政策干預是否放大或減少這種不穩。政策必須以一致可行方式涵蓋整體經濟範圍，不能只是零碎的改變，這只會令情況更差。
作者認為政策的理論基礎，應來自凱恩斯那些在轉變為正統理論時失去的貢獻，從凱恩斯衍生的理論觀點包括︰
1. 市場機制在非重要決定是有效控制手段同時，卻未能通過公平、有效與穩定的門檻。
2. 錯綜複雜與動態的金融體系內生地產生嚴重不穩力量，因此嚴重蕭條是非干預資本主義的自然結果︰金融不能交給自由市場。
3. 在資本投資佔私人生產重要部份、投資財貨生產昂貴的經濟中，分散市場機制格外不穩與無效率。
4. 在資本主義組織下，當金融資源沒有受企業的市場力量保護，就不會冒險於大型、長期的資本財。假如要讓這種行業私營，就需要法例與制度認可的獨佔與寡頭。資本密集獨佔與寡頭最好應解讀為包稅者的特殊形態。大型資本密集生產單位需要公共管制，甚或全面公有。
5. 大政府資本主義比小政府資本主義穩定，原因在於政府赤字反商業週期以維持利潤的影響。然而，為避免大政府推高通脹，在通脹時預算必須設計成以政府盈餘限制利潤。
6. 稅收相對國民收入比例需大，才能令大政府在能力在通脹時產出盈餘。因此稅收設計減少分配無效率與逃漏稅非常重要。
除理論觀點外，經濟政策新基礎也需考慮歷史事實、制度特質與政策驅動力︰
1. 1980年代美國制度結構主要來自羅斯福時期，反映大蕭條後偏向投資與資本密集的觀點，反對勞動參與及通縮。大政府成功消除長期嚴重蕭條後，卻為經濟帶來通脹壓力。
2. 作者認為，政策目標強調投資與「經濟增長」而不是就業是錯誤。全民就業的經濟將會擴張，而以刺激資本密集私人投資追求加速增長，不但可能不會增長，也可能增加所得分配不平等、技術選擇效率欠佳與整體經濟表現不穩。
3. 認為投資帶來所有好事——就業、所得、增長、價格穩定——並無根據。不當投資與其融資會損害全民就業、消費、經濟成長與價格穩定。
4. 過度擴張與過於昂貴的轉移支付系統會令社會不穩，傾向減少實際國民所得，並為經濟帶來通脹壓力。
5. 作者寫作當時讓公共部門進行私人決定雖然廣受認同，卻損害公平與效率。適當的整體干預足以限制整體週期不確定，干預細節既無需要也不可取。
6. 政策必須認知到有效管理的限制，並偏向需要最少管理的政策機制。利用與設定市場機制優於監控經濟細節的機制。
作者指資本主義引起不平等、無效率與不穩，不平等與無效率不至於令經濟無法運作，不穩則會造成失業威脅，是資本主義最大的弱點。經濟計劃首先應解決不穩問題，然後盡量減少不平等。至於效率，作者指這是難以定義的目標，而且系統在分配有效率卻可能在穩定上沒有效率。
作者提出的改革計劃涵蓋四部份︰大政府、就業策略、金融改革與市場力量。在大政府方面，作者估算美國當時在大政府經濟中全民就業投資需佔國民生產總值16%至17%，考慮到衰退時政府以赤字支撐利潤，較寬鬆估計政府支出佔國民生產總值約在20%左右。原則上政府應平衡預算，以令國債維持其價值，為金融體系提供流通的優質短期資產。從赤字轉為盈餘也是對抗通脹的有力工具，政府支出與償付也不應按通脹調整令通脹更為嚴重。所有稅項都會對物價有影響，消費稅、公司所得稅、增值稅都傾向提高價格，只有個人所得稅傾向令物價下跌，減免個人所得稅會令價格上升。
若稅制希望對抗通脹，累進個人所得稅應為重心，其稅收會因名義所得改變而變動，有助穩定物價與利潤。 作者認為累進個人所得稅稅階應該擴闊，假如取消公司所得稅與社會保障供款，稅率也應提高，對極高所得群體稅率更應大為提高。
公司所得稅容許應課稅所得作利息扣減，鼓勵債務融資，對金融強固並不可取。廣告與營銷支出及行政人員開支也可從公司所得稅應課稅所得扣減，促使企業建立市場力量及無效率。作者認為，改革議程中應包括取消公司所得稅。
僱主為僱員在社會保障供款是一種增值稅，為逃避稅項商人會在生產技術以資本替代勞工。在資本密集技術與債務融資引起不穩下，僱主在社會保障供款既減少就業也會帶來不穩。作者認為劃一增值稅比社會保障供款這種局部增值稅更好。
風險趨避的銀行家要求借款人的市場力量保護，才會融資資本密集生產技術，因此用價格效率反對以消費稅推動政策目標並無說服力。作者認為稅制中應有足夠消費稅，利用價格系統與避稅行為達成社會目標。
在就業策略方面，勞動市場有以下四方面的就業策略︰(1) 在公營與私營機構推動不會引起通脹的基礎工資工作。(2) 改變轉移支付系統。(3) 撤除勞動參與的障礙。(4) 引入限制貨幣工資與勞動成本的措施。
在轉移支付系統上，政府應消除轉移支付對勞動參與的阻礙，改革需資產審查的撫養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AFDC，按︰計劃已在1996年取消)，改為對所有16歲以下兒童發放援助，並視為應課稅所得。政府也應出資提供工資水平不會令私人工資有上升壓力的工作，以提升勞動參與，這也令政府有效設定最低工資水平。
作者建議重啟羅斯福時代的平民保育團(CCC)與全國青年部(NYA)，為年青人提供就業與訓練；以工作進程部(WPA)提供成人就業機會與安排失業保險，並以提供兼職工作計劃為目標。WPA每小時工資應較低，水平不會經常變動，以避免帶來通脹，並在私人僱主勞工需求上升時，讓WPA僱員的比例相應下跌。
在金融改革方面，作者認為聯儲局應擴大職權，主動防止令金融易於不穩的行為。聯儲局應關注金融關係的結構改變如何影響穩定，不應像作者寫作當時那樣袖手旁觀。經濟政策也應以就業而不是投資為主要目標以配合金融改革︰當銀行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是核心融資制度時，其受託人與追尋利潤者的角色互相衝突，龐大利潤機會令商業、投資與儲蓄銀行不能明確分界。
企業發行長期、特定的債務融資長期資本財時，可達至避險融資債務結構，有助穩定金融體系。然而當企業有能力以短期債融資持有長期財產，例如在股票市場由短期股票持有者融資時，企業則變成投機融資的工具，帶來不穩影響。當擁有市場力量的企業預期現金流不足以償付債務時，它會提升漲價與價格。假如這仍不足以增加收益，龐大企業會得到政府補助、特殊稅務寬免、公然擔保債務等幫助，這等同於以稅制支持企業，作者稱當時美國這種制度為偶發社會主義(contingency socialism)。
作者認為在大政府下，個別企業破產不會造成整體違約，反而令無法持續的龐氏融資轉變為可持續避險結構，因此破產應簡單便宜，讓限制通脹的競爭力量發揮作用。正如前述，企業所得稅鼓勵債務融資並帶來不穩，作者重申應取消企業所得稅。企業短期債也應指向資產而不是企業本身，聯儲局應擔當最後放款者，透過貼現窗準備參與這類融資。
作者認為銀行法與銀行監管機構應鼓勵獨立小型銀行成長，容許小型銀行參與投資、證券與商業業務，為小企業擔保及存放股本與發行債券。為控制銀行帶來不穩，銀行資產的數量與增長率需要受到限制，聯儲局應獲授權為所有銀行設定資產—股本比率，在銀行資本明顯不足時有權以限制股利為懲罰。
為鼓勵指向資產的融資，聯儲局應限制只有指向資產的短期融資貸款可獲重貼現，貼現窗也應直接或間接向其他金融機構，例如金融銷售與人壽保險機構，甚至一般商業企業開放。中央銀行應透過貼現窗控制銀行儲備金，以影響銀行對資產的偏好，當局也必須檢視銀行資產負債表與其借貸機構資產負債表的關係。以重貼現而不是公開市場操作決定銀行體系儲備金，好處是在金融體系脆弱時，中央銀行可控制短期信貸供應，地區儲備銀行也可與個別銀行及當地貨幣市場建立借款者關係。
作者更建議聯儲局為鼓勵避險融資，可有意透過緊縮銀行儲備引發金融危機，為投資組合帶來不確定，令投資組合未來增長引致金融體系脆弱的風險減低。
在市場力量與工業政策方面，作者指市場管制與政府干預的根據在於令市場重拾競爭表現，例如個別企業市場力量或其他市場失效出現時。政府也應讓知識得以廣泛運用，令更多人受益，而不是只有少數人從中獲利。作者認為反托拉斯的法律取向未能回應市場力量問題，工業政策應對個別組織的資產或僱員數目設限以助長競爭，視乎行業設定不同限制。改變企業所得稅、聯儲局操作方式與小企業有更多投資銀行服務，也應會助長新企業投入市場與現有小企業擴張。
WPA設下有效最低工資與大政府穩定整體利潤，令1930年代初工資與價格普遍下跌不再發生。因此，會傾向加強通脹壓力的農業、勞工、製造業與貿易價格下限，不再是大政府在資本主義的相關工具。美國發達的資本市場，可以讓需要財政重組的企業暫時由公共接管，分開企業仍可生存與無法生存的部份，將可存部份向資本市場出售成為新實體，不可存部份則可能在獲得資金下生存。重組後的企業或者可再轉為私營獲得融資，或者要由政府再融資以清算剩餘部份。鐵路與核電廠這兩種資本密集工業因外部性龐大，私人企業無法有效管理，作者認為應設立公營機構以作管理。
作者總結指，對資本主義的問題沒有簡易答案，需要進行整體而不是個別的改變。改革帶來的成功也不會長久，資本主義金融總會再將金融體系推向脆弱，不穩總會以新的外觀再次出現，到時就需要新時代的改革。
作者指自1960年代起金融系統脆弱，是源自二戰後金融關係與機構的累積轉變。經濟表現成功引發投機金融，讓基於1950至1960年代早期經驗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失效，只依靠貨幣與財政政策操作不能重建1950至1960年代早期經驗的穩定。
作者申論他寫作時經濟最大的缺陷是不穩定，不穩來源並非外部衝擊或政策制定者無能無知，而是來自當時那種經濟類型的內部過程。擁有複雜、高度發展與不斷演變金融系統的資本主義經濟，其動態導致內在不一致的條件易於發展，這不一致或是猛烈通貨膨脹，或是嚴重蕭條。內在不一致不一定會完全實現，因為制度與政策可以控制不穩發展，讓它穩定下來。
作者指社會正義建立在個人從公私權力中心獲得尊嚴與獨立。為求尊嚴與獨立，經濟秩序需要讓收入從權利或公平交易而來，當中主要收入來源來自工作。因此，充份就業既是經濟也是社會的善。作者申明他偏好個人自由與民主權利，多於保障所謂財產權，這信念也影響本書的政策建議。
在資本主義下，經濟不穩傾向持續增強。市場參與者尋找早期警示，對經濟指標短期變動過份敏感。結果之一是投資者從其偏好正確跟隨波動獲得即時高回報，而不是由促進長期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投資，帶來較長期與穩定的較低回報。
1975年與1982年美國的金融危機都沒有引致經濟嚴重蕭條，而是衰退加上隨後的通貨膨脹。作者指當中原因有二︰一是大政府不只穩定就業與所得，也穩定了商業現金流動與資產價格；二是聯邦儲備體系與其他政府及私人機構合作，擔當起最後放款者的角色。
政府開支可以分為四類︰政府職位與政府服務支出、政府合約、轉移支付與政府債券利息。戰後大政府之所以較大，主要是由於軍事開支、轉移支付計劃與國債利息提高，尤其是轉移支付計劃。大政府讓國民收入下降自動轉為龐大政府赤字，是1974至75年經濟停止急劇下跌並轉為強勁擴張的原因之一。
政府赤字有三方面效應︰(1) 透過政府對商品、服務與勞工需求運作的所得與就業效應；(2) 透過令住戶與商業部門獲取盈餘或減少赤字運作的預算效應；(3) 因增加發行政府債券而出現的投資組合效應。轉移支付在無需工作下提供所得，讓住戶可支配所得增加，以維持經濟需求，卻也為經濟帶來通貨膨脹的偏向。
讓住戶與商業部門獲取盈餘或減少赤字不但本身在經濟衰退中重要，在住戶與商業部門負債時更是不可或缺，因為償還這些債務視乎企業盈利與住戶儲蓄。沒有政府龐大赤字，住戶與商業部門承擔債務能力在衰退時將大為減少，所得與利潤陷入下跌的惡性循環，會導致過去曾發生的債務通貨緊縮與嚴重蕭條。
政府債券沒有違約風險，金額以名義數目計算，購買力受物價水平影響。此外，政府債券由聯邦儲備體系保證可在市場交易。故此政府債券持有人獲保證在有需要時可以改變其投資組合。在衰退時，企業與金融機構透過持有政府債券可獲取安全與穩定的資產，企業以清空存貨及持有政府債券減少負債，銀行也能以增持政府債券增加其投資組合流動性，擴大資產與負債，避免商業減債令經濟需求與定期存款下跌。
在大政府以赤字穩定經濟產出、就業與利潤同時，最後放款者則穩定資產價格與金融市場。例如聯儲局接受以無法在市場出售的資產為抵押品，或直接購買這類資產。最後放款者需要及時介入，並確保再融資供應，以避免累計下跌引發大蕭條。其需求先於大政府的參與，以免投資與借債消費下跌的影響，超過大政府穩定所得與金融能力。
儘管最後放款者的行動可避免嚴重蕭條，卻為行動後的通貨膨脹設定條件。因為最後放款者保證部份合約條款能履行，不論市場或個別負債者的商業情況，因而減低它保證那些資產的違約風險。違約風險低的資產更容易在市場出售，亦即更有流動性。故此，最後放款者行動增加流動資產的實際數量，令市場上有貨幣特質的資產增加。銀行或類似機構可抵押這些資產，並用於放款或保有其他資產部位。經濟中整體融資能力因而上升，並可運用於提升資產價格或放款活動，有可能造成未來通貨膨脹式增長。
在1920年代前，商業銀行在儲備部位中有重要部份依靠聯儲局的貼現窗口，聯儲局與成員銀行有定期、每日的銀行聯繫，銀行為確保資金來源會遵從聯邦儲備銀行訂下的商業與資產負債表標準。在此之後，聯儲局主要儲備供應活動變成在公開市場買賣證券，不再與成員銀行有緊密與持續的商業關係，對成員銀行的影響大為減弱。
作者指聯儲局在決定貨幣供應時並不那麼有力，貨幣供應也不會控制所得。在短期內，市場行為在決定金融對所得的影響比聯儲局有力，長期而言，引入新的金融行為與新舊金融實踐規則演化是決定因素。為避免投機金融急劇增長釀成危機情況，令最後放款者需要干預，限制企業向外融資與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支持急劇增長能力的制度改革可能有其需要。
在1974至75年金融危機中，最後放款者採取的技術是，將財困機構資產價格以歷史高位記帳，而不是當前市場低位，並由聯儲局、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吸收或保持資產流動性，讓有問題機構得以再融資。聯儲局創造負債以替換私人借款者的負債，或保證提供融資，當中需保持靈活，以規則限制聯儲局行動會令其能力受限。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則保障受困銀行的存款，並承擔受困機構所有非股本債務，防止擠兌發生。由於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不會隨時擁有大量現金，其行動必先從聯儲儲備系統取得資金。作者指，既然聯儲局在最後放款者行動擔任主要角色，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應更明確融入聯儲儲備系統，特別是在銀行監管方面。
企業償還負債所需現金來自利潤現金流、手上現金、出售資產或借貸。當某單位在任何期間預期現金收入都超過需償還現金，作者稱它處於避險融資(hedge finance)。合約訂明現金流在某段時期超出預期現金流入，則是處於投機融資(speculative finance)或龐氏融資(Ponzi finance)，在這種情況為償還當期負債需以出售資產、債務延期或再借貸取得現金，因此依賴當時金融市場狀況程度較高。
在二戰後，商業銀行以買賣國庫債券處理資產部位的佔比減少，聯邦儲備與存款相對總資產比重也一直下跌，銀行改為發展出各種盡量利用有限儲蓄的工具，包括存款證書、回購協議與向海外銀行借貸。獲取資產部位的方式增加，令聯儲局行動與供應融資量的關係不再那麼緊密，聯儲局緊縮財政政策與銀行及市場反應的時間落差更長。這容易令政策制定者過度反應，讓政策行動造成經濟走向金融危機邊緣。故此，二戰後金融體系的演化，令經濟更易走向不穩。此外，銀行放款活動增加，特別是向非銀行活動作短期融資，也易於令金融體系更為不穩。
非主流銀行(fringe banking)與銀行的從屬關係可以是金融系統脆弱的來源。在其他融資管道較昂貴或無法使用時，非主流銀行從核心銀行融資，令核心銀行持有與非主流機構類似的投資組合。當非主流銀行在市場明顯表現出虧損與周轉不靈時，銀行也可能會受損，導致骨牌效應令市場嚴重崩潰。
戰後新古典綜合學派指財政及貨幣政策能消除長期失業，在分散(decentralized)市場中也有自我改正力量讓經濟處於全民就業。作者指這似乎自相矛盾︰一方面指干預政策可消滅長期失業或慢性通脹，一方面卻指即使不做任何事，給時間讓經濟自行其事也可以維持價格穩定與全民就業。在實際情況中，新古典綜合學派未能解釋經濟內部運作怎樣造成本書當時定期出現的早期危機。
作者認為，我們需要能說明經濟正常運作如何造成不穩，並指導我們控制不穩的理論。1960年代中期的經濟表現，令任何聲稱相關的經濟分析需要說明︰
1. 當時主導的市場機制如何令個別產出與價格一致
2. 所得、產出與價格的過程如何決定
3. 為何一致情況不時失靈，換言之，為何經濟易受嚴重蕭條的威脅甚至其實現影響。
作者在之後在本書建立的理論，將解釋經濟為何會波動，顯示出定期不穩與不一致與脆弱金融結構的發展相關，這種發展在正常資本主義經濟中發生，體現在金融資本財所有權與投資上。很大程度上社會目標可由市場機制達成，但作者也指明市場資本主義既內生地不穩，也能導致財富與權力以令人厭惡的方式分佈。
新古典綜合學派忽視凱恩斯對資本財定價與資本主義金融機構特殊性質的元素。這些元素是建立對當前經濟情況詮釋與政策制定更佳理論的基礎。凱恩斯理論重點是經濟中的資本發展，注意到銀行界與企業交易的重要。
當分散資本主義經濟的定價機制，只有在適當政策或制度規則下才會導致產出與價格一致時，盲目相信與接受市場過程結果就無法成立。在經濟只能有條件一致下，立法或制度演化改變將影響維持一致所需的政策行動，無法一蹴而就。
此外，一致也需要替代原則在各個市場下生效才能成立，這包括需求曲線斜率為負數，價格上升會導致商品或服務需求量下跌；在相對其他商品價格上升時，需求量也會下跌。替代原則在投機與猜測元素重要的金融與資本財市場上，並不是經常生效。某種金融工具或資本財相對價格提升，可能會增加這資產的需求量，讓價格上升有利於價格進一步上升。
作者指新古典理論正確指出在嚴格條件下，競爭市場機制可指導生產滿足消費者需求，特別是那些市場並不依賴(1) 整體經濟穩定；(2) 投資步伐與方向的決定；(3) 所得分配；(4) 資本財運用佔比較高行業。但失業帶來工資與價格改變不會令投資上升以消除失業，以及中央銀行與其他金融管制用於回應金融市場的不一致，均表現出自由市場不是當時資本主義金融機構的經濟中，普世通用的政策方案。
在個別單位別無選擇，只能自行為自己謀取最大利益，而且當下價格總是主導的經濟中，價格與產出會達成一致。但在企業擁有市場力量，獨佔過多並互相對抗時，市場就可能無法達成一致結果。除此之外，當決定需將未來會發生的事納入考慮時，市場也可能不再有效協調。資本財的本質需要考慮未來，參與者不可能在下決定時已確知未來會怎樣，未來發生的事可能會令價格不再認證現時決定。
凱恩斯分析核心將現存資本財獲利程度、投資與持有資本財的融資條件，以及投資的供給情況，整合為有效投資需求理論。在這理論中投資是需要時間的過程，依附在利潤預期上，因此投資決定總是在不確定下進行。正因為這不確定，投資者及其融資者尋求在不利變動下，可獲保障並能調整投資組合的資產負債架構。凱恩斯在1935年的理論表示，不穩是資本主義內在與無法避免的缺陷，這在新古典綜合學派遭到忽視，後者將資本家、資本財與金融市場排除在經濟分析之外。
漢生(Hansen)式標準凱恩斯模型強調在達致全民就業水平前，每單位產出的供應價格趨向不變或轉變緩慢。總需求超過全民就業水平工資與價格才會上升，總需求少量不及全民就業水平，工資與價格下跌幅不大，只有在總需求跌至某水平下價格才會傾向下跌。假定消費視乎稅負與轉移後的所得，產出與勞動力總需求視乎投資、淨出口、與政府支出。在所得不及或超過目標水平時，政府開支或支出改變可以用於抵銷差額，財政政策成為指導經濟的工具。作者指，漢生式模型簡單有力，但未有考慮金融與貨幣因素，未能對1960年代中期後的金融不穩提供有效政策指導。
赫斯(Hicks)以投資—儲蓄／流動性偏好—貨幣供應模型表達凱恩斯學說，即IS-LM模型。投資—儲蓄曲線斜率向下，流動性偏好—貨幣供應曲線斜率向上，兩者交點表示可滿足貨幣與商品市場的利率與所得水平。在利率接近或達至零時，利率不受貨幣供應影響，財政政策失效，這種情況稱為流動性陷阱。此時投資不足造成失業，政策可循三種方式增加就業︰一，以政府開支增加所得，例如政府稅務與開支計劃；二，以政府補助及擔保增加投資，例如房貸擔保、農業補助、國防開支等；三，減低相對於預期利潤的投資成本，例如稅務豁免與所得稅調整。
作者認為赫斯模型所指的利率與投資關係並非必然，即使低利率表示生產最好在高資本產出比例進行，也不代表投資，即資本財的改變率，必然上升。此外，赫斯模型假定貨幣供應由管理當局如聯儲局決定，忽視凱恩斯所指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貨幣供應是從金融活動中創造。赫斯模型並未包含勞動力供應過量會導致勞動力需求上升的經濟，因此沒有古典思想中勞動市場主導均衡的特徵，不屬新古典綜合學派。
帕廷金(Patinkin)解析則以實質平衡效應(real balance effect)完成綜合新古典與凱恩斯學說︰失業令工資與價格下跌，造成按價格調整的貨幣供應增加，然後這增加的財富會提高消費相對所得比例。在一段時間後，勞動力供應將不再會過剩，達至全民就業，價格也停止下跌。價格與貨幣供應比例只在均衡狀態下維持，在非均衡狀態下則會變動。
作者指，帕廷金解析勾劃出經濟怎樣從不均衡走向均衡，卻讓新古典綜合學派無法解釋，經濟最初為何會出現失業或通脹情況，不均衡最初怎樣發生。此外，帕廷金解析的貨幣供應不是聯儲局報告那貨幣供應，而是未納入銀行系統中私人債務的貨幣供應，就像貨幣供應只有固定價格的黃金一樣。這並未考慮到現今世界中，投資融資與資產部位中的貨幣創造行為，也沒有顧及價格下跌會令擁有資本財者的債務負擔增加。帕廷金效應只有在長期折磨與產出及就業大幅下跌，令價格也大幅下跌時才會相關。
綜觀新古典綜合學派，作者指它沒有考慮經濟內部不穩力量，只能將持續出現的不均衡狀態，歸咎於系統中阻礙均衡機制的過程，例如工會阻礙工資下跌令失業持續。新古典綜合學派也對歷史時間沒有想法，其經濟模型只存在於真空中，不了解工資與價格下跌的影響。它讓合理政策限於調整支出與稅收，以及操作貨幣供應。當下對未來的想法，以及當下融資的可能選擇，對市場為資本財訂價有重要影響，卻不在新古典綜合學派政策議題中。它對當今經濟不穩很可能是由於金融市場、資產價格與利潤流向表現並不關注。此外，新古典綜合學派承諾操弄貨幣與財政政策，就能維持在穩定價格下全民就業，導致經濟學家忽視工業結構與所得分配對整體經濟表現的影響。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投資融資與擁有資本財存量產生貨幣償付的承諾，也就是合約訂明的現金流。為使經濟產出與需求一致，價格不只要滿足資源分配與產出配給函數，也要確保(1) 產生剩餘；(2) 所得分給資本財(即利潤)；(3) 資本財的市場價格，與成為資本財的現時產出生產成本一致；(4) 商業債務償付得以履行。只有在過去獲現在證實，未來也預期會證實現在投資與融資決定時，病態樂觀者以外的人才會投資。價格必須帶有利潤以鼓勵投資，在科技決定成本中再加上漲價(markup)償付債務，支付融資、管理、附屬成本，並滿足現金流需求。
設Pc與Qc分別為消費財貨的價格與數量，Wc與Nc為消費財貨的科技水平必須工資與僱用人數，再假設經濟只有工人與收取利潤者，工人將其所有所得用於消費，收取利潤者則完全不消費，從而令消費財貨需求等於總工資數，不受利潤所得影響。在只生產消費財貨下，會得出︰
PcQc = WcNc
資本所得πc (利潤) = PcQc - WcNc = 0
然而在納入投資財貨後，設Wi與Ni分別為投資財貨的科技水平必須工資與僱用人數，則︰
PcQc = WcNc + WiNi
πc = PcQc – WcNc = WiNi
消費財貨利潤等於投資財貨的總工資數，總利潤等於總投資量。在投資只會在預期未來會有利潤發生下，投資只會在預期未來也會有投資才能進行。在這簡單模型中，價格形成的方式為︰
Pc = [WcNc/Qc] [1+WiNi/WcNc]
由於Qc/Nc為消費財貨勞動力的平均生產力(Ac)，因此︰
Pc = [Wc/Ac] [1+WiNi/WcNc]
假設Wc = Wi，則變成︰
Pc = Wc/Ac (1+Ni/Nc)
換言之，消費財貨價格水平，與工資水平，以及投資財貨僱用人數相對消費財貨僱用人數成正比，與消費財貨平均勞動生產力成反比。
當模型加入政府考慮後，利潤就不只是由投資組成，而是投資加上政府預算赤字。在衰退時政府赤字阻止利潤下跌，讓商業債務的負擔不致加重，甚至可能會減輕。對外貿易赤字則會減少利潤，令全民就業所需利潤與政府赤字水平增加。政府赤字令消費財貨價格水平上升，對外貿易赤字則會限制本地生產消費財貨價格水平。
在放寬前述模型的行為假設，讓工人儲蓄部份所得，並讓收取利潤者將部份所得用於消費後，消費財貨價格水平會因儲蓄部份工資而下跌，因利潤用於消費而上升。假如利潤用於並非生產技術決定的管理與輔助服務工資，這些工資又會用於消費財貨，則消費需求會上升，令產品的漲價上升。企業經由廣告、產品開發與銷售方式取得並維持市場力量的市場增加，會產生通貨膨脹壓力。然而，當管理與輔助服務工資比生產工資高，令前者的工資儲蓄比例傾向較高時，則會令利潤下降，令給予資本家與尋租者的現金流減少。
在供給成本方面，總成本由四項元素組成︰(1) 科技水平訂定的成本；(2) 管理成本；(3) 償還債務款項；(4) 滿足提供資本財所付的代價。在收益大於四項元素總和時，過去投資與融資決定完全符合預期，但在收益只大於頭三項元素總和，卻少於四項元素總和時，債務獲得償付，但支付資本財的成本則未能全面回收。按此，需要運用昂貴與極為專門的資本財，以及大規模債務融資的企業，前提似乎是要擁有市場力量，能在需求下跌時限制價格變動，令收益超過成本的四項元素總和。
政府開支也是一種盈餘分配，稅款令勞工每單位產出可支配所得低於科技決定的供應價格，並提高產出的供應價格。投資與政府開支為經濟定調，卻不是由現時經濟表現來決定︰政府開支由政策決定，投資則由現在對未來的觀感決定。
對大部份企業而言，利息支付、廣告支出、行政人員薪資與債務償付大多是在之前定下，不受當下產出影響，而滿足這些支出所需現金流則視乎利潤。在當下利潤不足時，企業需以手頭現金、借貸或出售資產支付。假如是以借貸支付，就代表成本曲線上升，意味著現時利潤不足令滿足未來要求所需現金流增加。當企業欠債，債務條款只能透過重新談判更改，這可能包括公開或非公開破產。換言之，在資本密集生產技術、以債務融資商業部位、管理與輔助服務開支比重較大的經濟中，商業破產會較易發生。在風險趨避的投資與融資者要求下，資本密集工業的自然市場結構是寡頭與獨佔競爭。
投資是資本主義經濟中利潤的主要部份，是經濟走向的重要決定因素。這種經濟的基本週期特質，取決於利潤、資本財價格、金融市場狀況與投資的相互關係。在經濟平穩增長一段時期後，商業企業與金融中介回應經濟的成功，改變其可接受及屬意的債務結構，引起投機景氣令金融結構脆弱不穩。
金融不穩假說有兩項基本命題︰(1) 資本主義市場機制無法導致可持續、價格穩定、全民就業的均衡狀態；(2) 嚴重商業週期原因在於資本主義不可或缺的金融特徵。資本主義經濟是指，生產工具私有，總收益與勞動成本的差距為資本財所有者提供所得。資本財可以交易與抵押，由擔保與抵押生產工具或未來所得產生的金融工具也可以交易。因為資本與金融財可以交易，它們有由市場決定的價格，視乎資本財未來預期帶來的所得而定。
作者指資本主義經濟任何期間都存在失調力量。在債務通貨緊縮與嚴重蕭條後的就業不足狀態並不是均衡，而是在轉折狀態，當中價格與工資下跌不足以提高就業，因為價格與工資下跌令利潤減少，之前的債務無法償還，企業也未能融資作投資。
當就業不足轉為暫時可持續的全民就業，各種資本與金融財的相對價格也會改變，引致屬意的融資安排改變。可透過借債融資取得資本與金融財部位的經濟中無法避免投機元素，當中資本財的需求由其預期獲利決定。商人與銀行家投機在未來現金流與金融市場狀況的意願，反映出借債融資部位的程度。暫時持續的全民就業令他們願意借更多債，金融機構則以發明「新」形式貨幣、貨幣替代品與融資投巧為回應。更多貨幣形式與數量用於融資資本與金融財額外需求或更多投資，令資產價格上升，增加資本所得、投資與利潤，經濟會嘗試擴張至安定的全民就業狀態之外。
資本財價格視乎擁有權帶來的現金流與其流動性，現金流受市場與經濟狀況影響，流動性則視乎資產容易並確保能轉為貨幣的程度。一般而言，貨幣供應增加會令資產價格上升，但在例如嚴重蕭條後，對流動性的需求過多， 貨幣供應增加就不會令資產價格上升。而在預期通脹會急速上升時，貨幣供應增加會令資產價格急劇上升。當資產帶來的現金流上升時，貨幣的流動性價值下跌，資產價格因資本化比例及預期回報增加而上升。這可能會帶來一段平穩期，卻會令可接受債務—股本比上升。
投資決定的供應因素視乎勞動成本與短期利率，需求因素則受資本財價格與預期融資結構及條款影響。投資顯然帶有時間面向，因而包含不可知的不確定情況，令借款與放款者要求有安全邊際(margin of safety)。安全邊際影響外部相對內部融資的可接受比例，近期經驗顯示外債可輕易償付時，負債比例傾向增加；具代表性單位未能履行債務合約時，可接受負債比例則會減少。
投資一項計劃，首先要預期回報超過投資成本足夠多以補償不確定，然後要看該計劃是否獲得融資。融資來源包括現時經營所需以外的手上現金與等同資產、股利及稅後利潤與外部資金。作者寫作當時經濟以外部資金融資投資為特色，受安全邊際水平與其可接受程度影響。
金融市場狀況影響投資的方式包括︰內部資金或淨值的槓桿程度、資本財需求價格、投資財貨供應價格，以及短期與長期利息對這兩種價格的影響。短期利率大幅上升會在一段醞釀期後令投資財貨供應價格顯著上升，長期利率上升會令資本財需求價格下跌，這表示在一般情況而言，資本財價格及投資供應價格的差距，與利率走勢成反比，低利率會令兩種價格差距較大，導致外部相對內部融資比例上升。
1970年代起美國經濟有不同表現的主要原因，是融資方式在簽約時指定償付結構，並反映當時主流市場情況與預期。在特定制度與規則下，金融創新的獲利機會，以及立法、行政及中央銀行的干預，都介入從金融強固轉為金融脆弱的過程中。工業化經濟融資也會助長不穩︰行為長期資本財融資，當長期資產由短期債務融資，可能令銀行與商業關係中出現債務償付與經營收入不一致。
避險融資(hedge finance)、投機融資(speculative finance)與龐氏融資(Ponzi finance)可從現金流與債務的關係說明。現金流有三種︰所得、資產負債表與投資組合，所得現金流是另外兩種現金流的基礎，包括工資、薪金、成品與半成品付款。當已實現及預期所得現金流足以滿足單位的未償付負債，該單位就處於避險融資，不需要視乎金融市場情況以履行條款。當經濟以所得現金流滿足資產負債表償付為主，較不易形成金融危機，處於金融強固。
但在預期收入不及資產負債表現金流，即債務需要透過延期或增債才能償付時，延期債務以償付者處於投機融資，增加債務以償付者則處於龐氏融資，這些單位需視乎金融市場情況以履行條款。當經濟廣泛透過轉移投資組合，即買賣資產以滿足資產負債表償付為主，則會較易處於金融危機，或至少有潛在金融脆弱。債務重組往往是試圖將投機融資轉為避險融資，債務豁免則是試圖將龐氏融資轉為投機融資。
避險融資、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單位，都會受減少資產中現金流的經濟發展影響。經營所得減少或欠債違約都可能令避險融資單位轉為投機融資。這不是由於經濟其他地方出錯，就是原本的避險融資特質，是基於對成本、市場及其發展不切實際的預期，對商品與生產因素市場過份樂觀。另一方面，除了商品與生產因素市場事件外，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單位也會受利率變動——即金融市場發展——影響，利率增加令現金流償付增加，卻沒有增加預期收益。此外，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必須持續再融資其部位，因而受金融市場不穩影響。經濟中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比重越大，整體安全邊際就越窄，金融結構也越脆弱。
金融脆弱出現過程由避險融資主導開始。避險融資系統中短期利率明顯低於長期利率，令投機融資以短期債務融資資本財或長期債務有利可圖。更多投機令資產需求與價格上升，帶來資本所得。在強固金融體系中的獲利機會，令強固轉為脆弱成為一種內生現象。
金融危機過後，銀行家與商人畏於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而在大政府政策下，金融危機後政府赤字支撐所得、就業與商業利潤。這令商業利潤相對商業投資比例增加，並減少資本財部位的外部融資。政府赤字也將公債注入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投資組合，減少銀行與金融體系的違約曝險。在經歷金融危機後的衰退後，經濟展現出比危機前更強固的結構。
避險融資系統的獲利機會不必然即時令金融體系脆弱，當中的阻隔包括︰(1) 主導借款人與放款人的風險限制；(2) 需時建立可吸收資本財擁有者負債，以及滿足財富擁有者流動性及價格保證的工具；(3) 需確保投機融資者可獲再融資，金融創新也需時間推廣；(4) 市場參與者抗拒相信潛在利潤的樂觀預測，特別時在金融危機過後。
當投資計劃有外部融資參與時，利率變動會影響計劃成本。特別是在長期計劃中，複利令利率變動顯著改變計劃成本，負債利息也令計劃延期更為昂貴。企業在外部融資時有兩項安全邊際︰持有投資組合的流動資產，以及預期利潤超過計劃成本，這兩項安全邊際會影響企業的信貸評級。當利率上升時，投資計劃的預期資本所得減少，這會令企業後續的投資計劃評級下跌，進一步增加融資成本，繼而再減少投資計劃的預期資本所得，過程有如是自我實現預言。
投資榮景令不同金融機構與各種金融工具互相連結，直至利率上升至利潤邊際消失。榮景中斷會引發金融危機、嚴重蕭條與債務通縮，還是較小規模的衰退，視乎整體經濟流動性、政府部門相對規模與最後放款者的行動。作者認為，趨向投機融資與以債務融資投資本身就是制度結構與政策預期的結果，適當制度組織與政策，可以減少經濟受金融危機影響的程度。
銀行家安排貿易、投資與資本財部位融資時創造貨幣。銀行向商業借款時增加貨幣供應，令投資或擁有資本財的意欲變為有效需求。資本主義經濟正常運作有賴所得產出系統產生利潤以償還債務，與金融系統放款引發投資與利潤。
新古典綜合學派認為商業銀行只是機械、靜態、被動地運作，對經濟行為沒有重要影響。銀行業對經濟的影響只有貨幣供應量與利率過渡轉變，兩者均可由中央銀行控制。但作者指實際上，銀行是動態、創新與創造利潤的商業，銀行家主動以調整資產與負債尋求利潤，這不只會影響融資的數量與分配，也影響價格、所得與就業週期表現。
金融市場與銀行影響投資的方式包括︰金融市場決定資本財現值，因而決定投資產出的需求價格；獲融資投資數量視乎銀行程序；投資供應價格則視乎融資成本。在不確定與現時對未來觀點影響資本財價格的世界，當資本財需求價格相對投資產出供給價格上升，會令投資上升，導致利潤上升，利潤相對未償還債務比率、銀行與金融市場融資供應與商人投資意欲也會增加。銀行為利潤滿足其商業客戶增加的投資意欲，令整個過程呈正向與不穩的反饋。
金融體系整體強固或脆弱程度來自銀行家的貸款。銀行家傾向經營現金流足以還款的貸款，有助於維繫強固的金融體系。銀行家著重抵押品價值與資產預期價值時，就容易令脆弱的金融體系出現。
銀行獲利率可由每單位資產淨值增加，或資產相對擁有人投資增加而上升。第一種方法意味著尋求資產與負債利率的更大差距。為提升資產利潤，銀行家有誘因接受更長期或更高風險的資產。為減低負債利率，銀行家需要對存戶提供更多安全承諾，包括更短期負債與提供特別保證，提供更好服務，並創造新型票據與金融工具。
第二種方法則是增加槓桿比率，例如資產0.75%獲利，資本相對資產比率由6%減至5%，帳面獲利會由12.5%增至15%。自1960至1974年，美國的銀行槓桿比率增加50%，促進銀行客戶短期借貸上升，增加商業負債中投機與龐氏融資的比重，讓經濟走向金融脆弱。同時，在當時稅制下，銀行總裁最有效的致富方法，是股票選擇權在股價上升後帶來的資本利得。股價與每股獲利及其預期增長率相關，令銀行經理人著重於增長，導致槓桿比率上升，這會使安全邊際減少，讓經濟更易走向不穩。
傳統上銀行冒險受在銀行陷入危機時會有損失的存戶及合作伙伴限制。但自二戰後存款保險與聯儲局干預，在銀行破產時傾向保障所有非股本銀行負債，存戶不再擔憂銀行的存續能力時，顧客監控就沒那麼重要。合作伙伴監控表現在銀行危機時，對銀行在貨幣市場借款要求額外利率。在銀行無法出售大額存單與借入聯邦基金時，它會被逼在聯邦儲備貼現窗借款。換言之，中央銀行行動令存戶及合作伙伴監控銀行減弱。
存戶及合作伙伴監控減弱，讓銀行測試在限制銀行曝險中更為重要。作者指，他寫作時的銀行測試程序，無法控制巨型銀行複雜資產與負債的風險。1970與1980年代問題銀行數目與複雜程度增加，正是銀行曝險在日益週期環境下增加的結果，例子包括1974至76年銀行在REITs與1980年代初在海外借貸的問題。銀行測試者沒有足夠權力限制巨型銀行，測試程序也對銀行業缺乏理解。測試者需要認識銀行借貸的預期現金收益從何而來，分析不同經濟情況下銀行的運作。作者認為，要有效控制銀行帶來的混亂影響，需要為槓桿比率設限，並以保留盈餘方式，限制銀行股本增長水平配合非通脹的經濟增長。
金融創新接受程度視乎主觀評估持有貨幣的流動性溢價。在經濟暢通運作一段時間後，流動性的價值下跌，更進取的金融運作更為人接受。金融機構可以增加其資產—股本比例，不會顯著失去其負債信用。在這情況下，進取金融機構提供大量融資，令資本財價格上升，鼓勵短期而投機的資本財融資與投資。
自利可達致市場均衡在金融市場上並不成立。在商品市場上，供應過程產生相等於供應市場價值的收入；在金融市場上，融資需求由反應迅速的銀行家的融資供應抵銷。此外，當融資供應超出現時資本財與投資相對價格需求時，過剩供應會提高資本財相對投資產出供應的價格，提高投資與融資的需求。金融脆弱是市場內部過程的產物。
作者這樣批評當時監管當局對金融運作視而不見︰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Federal Reserve, which were introduced in an effort to control and contain disorderly conditions in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are now slaves of an economic theory that denies the existence of such conditions. Today's standard theory argues that the authorities should focus on the money supply and should operate to achieve a constant rate of growth of this construct. The authorities, in large part, accept the validity of this view. As a result, the officials making monetary policy wear blinders that restrict their vision, so that they tend to ignore the financing relations by which monetary phenomena affect activity. (p. 280)
作者認為當局應認識到指導與控制金融使用與運作的演變。創新永遠會領前監管者，當局無法阻止投資組合的結構改變。他們可以做的，是為不同資產訂立股本—吸收比例，確保銀行資產—股本比例受限。存款保險當局也應有權限制與控制受保障銀行的商業行為。重新以貼現窗為銀行儲備標準來源，可令聯儲局更緊密監控商業銀行，防止銀行放款與持有資產過快擴張。
通脹——即消費物價——的轉變，等於工資增長率減去勞動生產力增長率加上漲價(markup)成長率。在資本主義經濟中，通脹的因果鏈由投資或政府開支增加開始，兩者都會令漲價增加。在金融合約以貨幣計價下，未經通脹調整的貨幣工資與貨幣利潤流，會決定債務能否獲得償付。即使經通脹調整的實際工資與利潤不變，當貨幣工資與利潤上升，勞工與企業償債能力也會增加。
貨幣工資購買力與消費財貨產出成正比，與投資財貨相對消費財貨的工資與就業比例成反比。換言之，當消費財貨產出增長率高於工資，物價會傾向下跌；當投資上升，經濟則有通脹壓力。此外，當企業花費在僱員醫療、廣告、產品開發等方面時，也可視為廣義的利潤分配，令消費需求上升，帶來通脹壓力。
通脹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貨幣工資增長不及價格增長，第二種是即使貨幣工資增長追上甚至超過價格增長，價格依然因漲價因素相對消費財貨產出增加而上升。第二種通脹不能自我維持，但在工資購買力大幅下跌，令工會、僱主或政府干預增加工資時，物價持續上升會引發工資上升，因而令物價進一步上升。
在1960至1980年代，即使在失業率高企時通脹與貨幣工資上升仍然持續，這種滯脹(stagflation)出現在轉移支付急升、政府持續赤字、政府工資快速增加的時代。即使在衰退中，商業利潤與消費物價也能維持甚至上升，銀行受政府政策支持在多次金融危機中生還，結果造成物價飛漲。
這時美國經濟並沒有就業與通脹間的取捨(Phillips curve)，其特色為︰(1) 局部有效的工會主義，在工會有效的行業中，經濟不景不會導致貨幣工資減少；(2) 即使在嚴重衰退也支撐利潤的大政府，政府支出相對消費財貨產出增加令物價上漲；(3) 運用昂貴與較長期資本財的行業比重很大，令勞動成本漲價帶來的穩定現金流更為重要。
當貨幣工資預期會長期上升，投資者，尤其是金融工具的投資者，會尋求預期可維持或增加其按價格調整資本價值的投機活動。這會帶來各種商品與工藝品泡沫，融資條款也會按預期通脹修改。在利率快速調整以反映預期通脹後，履行金融合約的負擔將不會在通脹時減少，通脹過程不會導致進一步投資。預期通脹破壞投資活動、就業與價格上升的連結，通脹率不再與失業率成反比。
政府若要在沒有衰退下控制通脹，需要增加相對於需求的消費財貨產出，認識到消費財貨產出令物價下跌，投資與政府支出則令物價上升。在大政府市場經濟中，以轉移支付及軍事開支達隨政策全民就業目標，而沒有帶來有用產出時，透過控制貨幣供應或貨幣工資率控制通脹只能獲得短暫成功。作者描述大政府既是幸事(blessing)也是禍害(curse)︰大政府預防債務通縮與嚴重蕭條發生，卻帶來通脹。
其中一種阻止通脹的方法是讓消費財貨大量湧入經濟，當中一種做法是在國際貿易帳中有明顯赤字。當1982年美國失業率高企，聯邦增加州與地區支出的計劃平穩下來或減少，1983與84年進口貨物湧入該國市場，通脹率就開始下跌。
作者在提議政策前先指明，沒有一蹴而就解決資本主義缺點的方案，特別是金融創新必然會令不穩問題繼續出現。在1980年代經濟政策討論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多少為中心，但作者指我們必須承認經濟不穩的特質，並調查現有制度與政策干預是否放大或減少這種不穩。政策必須以一致可行方式涵蓋整體經濟範圍，不能只是零碎的改變，這只會令情況更差。
作者認為政策的理論基礎，應來自凱恩斯那些在轉變為正統理論時失去的貢獻，從凱恩斯衍生的理論觀點包括︰
1. 市場機制在非重要決定是有效控制手段同時，卻未能通過公平、有效與穩定的門檻。
2. 錯綜複雜與動態的金融體系內生地產生嚴重不穩力量，因此嚴重蕭條是非干預資本主義的自然結果︰金融不能交給自由市場。
3. 在資本投資佔私人生產重要部份、投資財貨生產昂貴的經濟中，分散市場機制格外不穩與無效率。
4. 在資本主義組織下，當金融資源沒有受企業的市場力量保護，就不會冒險於大型、長期的資本財。假如要讓這種行業私營，就需要法例與制度認可的獨佔與寡頭。資本密集獨佔與寡頭最好應解讀為包稅者的特殊形態。大型資本密集生產單位需要公共管制，甚或全面公有。
5. 大政府資本主義比小政府資本主義穩定，原因在於政府赤字反商業週期以維持利潤的影響。然而，為避免大政府推高通脹，在通脹時預算必須設計成以政府盈餘限制利潤。
6. 稅收相對國民收入比例需大，才能令大政府在能力在通脹時產出盈餘。因此稅收設計減少分配無效率與逃漏稅非常重要。
除理論觀點外，經濟政策新基礎也需考慮歷史事實、制度特質與政策驅動力︰
1. 1980年代美國制度結構主要來自羅斯福時期，反映大蕭條後偏向投資與資本密集的觀點，反對勞動參與及通縮。大政府成功消除長期嚴重蕭條後，卻為經濟帶來通脹壓力。
2. 作者認為，政策目標強調投資與「經濟增長」而不是就業是錯誤。全民就業的經濟將會擴張，而以刺激資本密集私人投資追求加速增長，不但可能不會增長，也可能增加所得分配不平等、技術選擇效率欠佳與整體經濟表現不穩。
3. 認為投資帶來所有好事——就業、所得、增長、價格穩定——並無根據。不當投資與其融資會損害全民就業、消費、經濟成長與價格穩定。
4. 過度擴張與過於昂貴的轉移支付系統會令社會不穩，傾向減少實際國民所得，並為經濟帶來通脹壓力。
5. 作者寫作當時讓公共部門進行私人決定雖然廣受認同，卻損害公平與效率。適當的整體干預足以限制整體週期不確定，干預細節既無需要也不可取。
6. 政策必須認知到有效管理的限制，並偏向需要最少管理的政策機制。利用與設定市場機制優於監控經濟細節的機制。
作者指資本主義引起不平等、無效率與不穩，不平等與無效率不至於令經濟無法運作，不穩則會造成失業威脅，是資本主義最大的弱點。經濟計劃首先應解決不穩問題，然後盡量減少不平等。至於效率，作者指這是難以定義的目標，而且系統在分配有效率卻可能在穩定上沒有效率。
作者提出的改革計劃涵蓋四部份︰大政府、就業策略、金融改革與市場力量。在大政府方面，作者估算美國當時在大政府經濟中全民就業投資需佔國民生產總值16%至17%，考慮到衰退時政府以赤字支撐利潤，較寬鬆估計政府支出佔國民生產總值約在20%左右。原則上政府應平衡預算，以令國債維持其價值，為金融體系提供流通的優質短期資產。從赤字轉為盈餘也是對抗通脹的有力工具，政府支出與償付也不應按通脹調整令通脹更為嚴重。所有稅項都會對物價有影響，消費稅、公司所得稅、增值稅都傾向提高價格，只有個人所得稅傾向令物價下跌，減免個人所得稅會令價格上升。
若稅制希望對抗通脹，累進個人所得稅應為重心，其稅收會因名義所得改變而變動，有助穩定物價與利潤。 作者認為累進個人所得稅稅階應該擴闊，假如取消公司所得稅與社會保障供款，稅率也應提高，對極高所得群體稅率更應大為提高。
公司所得稅容許應課稅所得作利息扣減，鼓勵債務融資，對金融強固並不可取。廣告與營銷支出及行政人員開支也可從公司所得稅應課稅所得扣減，促使企業建立市場力量及無效率。作者認為，改革議程中應包括取消公司所得稅。
僱主為僱員在社會保障供款是一種增值稅，為逃避稅項商人會在生產技術以資本替代勞工。在資本密集技術與債務融資引起不穩下，僱主在社會保障供款既減少就業也會帶來不穩。作者認為劃一增值稅比社會保障供款這種局部增值稅更好。
風險趨避的銀行家要求借款人的市場力量保護，才會融資資本密集生產技術，因此用價格效率反對以消費稅推動政策目標並無說服力。作者認為稅制中應有足夠消費稅，利用價格系統與避稅行為達成社會目標。
在就業策略方面，勞動市場有以下四方面的就業策略︰(1) 在公營與私營機構推動不會引起通脹的基礎工資工作。(2) 改變轉移支付系統。(3) 撤除勞動參與的障礙。(4) 引入限制貨幣工資與勞動成本的措施。
在轉移支付系統上，政府應消除轉移支付對勞動參與的阻礙，改革需資產審查的撫養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AFDC，按︰計劃已在1996年取消)，改為對所有16歲以下兒童發放援助，並視為應課稅所得。政府也應出資提供工資水平不會令私人工資有上升壓力的工作，以提升勞動參與，這也令政府有效設定最低工資水平。
作者建議重啟羅斯福時代的平民保育團(CCC)與全國青年部(NYA)，為年青人提供就業與訓練；以工作進程部(WPA)提供成人就業機會與安排失業保險，並以提供兼職工作計劃為目標。WPA每小時工資應較低，水平不會經常變動，以避免帶來通脹，並在私人僱主勞工需求上升時，讓WPA僱員的比例相應下跌。
在金融改革方面，作者認為聯儲局應擴大職權，主動防止令金融易於不穩的行為。聯儲局應關注金融關係的結構改變如何影響穩定，不應像作者寫作當時那樣袖手旁觀。經濟政策也應以就業而不是投資為主要目標以配合金融改革︰當銀行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是核心融資制度時，其受託人與追尋利潤者的角色互相衝突，龐大利潤機會令商業、投資與儲蓄銀行不能明確分界。
企業發行長期、特定的債務融資長期資本財時，可達至避險融資債務結構，有助穩定金融體系。然而當企業有能力以短期債融資持有長期財產，例如在股票市場由短期股票持有者融資時，企業則變成投機融資的工具，帶來不穩影響。當擁有市場力量的企業預期現金流不足以償付債務時，它會提升漲價與價格。假如這仍不足以增加收益，龐大企業會得到政府補助、特殊稅務寬免、公然擔保債務等幫助，這等同於以稅制支持企業，作者稱當時美國這種制度為偶發社會主義(contingency socialism)。
作者認為在大政府下，個別企業破產不會造成整體違約，反而令無法持續的龐氏融資轉變為可持續避險結構，因此破產應簡單便宜，讓限制通脹的競爭力量發揮作用。正如前述，企業所得稅鼓勵債務融資並帶來不穩，作者重申應取消企業所得稅。企業短期債也應指向資產而不是企業本身，聯儲局應擔當最後放款者，透過貼現窗準備參與這類融資。
作者認為銀行法與銀行監管機構應鼓勵獨立小型銀行成長，容許小型銀行參與投資、證券與商業業務，為小企業擔保及存放股本與發行債券。為控制銀行帶來不穩，銀行資產的數量與增長率需要受到限制，聯儲局應獲授權為所有銀行設定資產—股本比率，在銀行資本明顯不足時有權以限制股利為懲罰。
為鼓勵指向資產的融資，聯儲局應限制只有指向資產的短期融資貸款可獲重貼現，貼現窗也應直接或間接向其他金融機構，例如金融銷售與人壽保險機構，甚至一般商業企業開放。中央銀行應透過貼現窗控制銀行儲備金，以影響銀行對資產的偏好，當局也必須檢視銀行資產負債表與其借貸機構資產負債表的關係。以重貼現而不是公開市場操作決定銀行體系儲備金，好處是在金融體系脆弱時，中央銀行可控制短期信貸供應，地區儲備銀行也可與個別銀行及當地貨幣市場建立借款者關係。
作者更建議聯儲局為鼓勵避險融資，可有意透過緊縮銀行儲備引發金融危機，為投資組合帶來不確定，令投資組合未來增長引致金融體系脆弱的風險減低。
在市場力量與工業政策方面，作者指市場管制與政府干預的根據在於令市場重拾競爭表現，例如個別企業市場力量或其他市場失效出現時。政府也應讓知識得以廣泛運用，令更多人受益，而不是只有少數人從中獲利。作者認為反托拉斯的法律取向未能回應市場力量問題，工業政策應對個別組織的資產或僱員數目設限以助長競爭，視乎行業設定不同限制。改變企業所得稅、聯儲局操作方式與小企業有更多投資銀行服務，也應會助長新企業投入市場與現有小企業擴張。
WPA設下有效最低工資與大政府穩定整體利潤，令1930年代初工資與價格普遍下跌不再發生。因此，會傾向加強通脹壓力的農業、勞工、製造業與貿易價格下限，不再是大政府在資本主義的相關工具。美國發達的資本市場，可以讓需要財政重組的企業暫時由公共接管，分開企業仍可生存與無法生存的部份，將可存部份向資本市場出售成為新實體，不可存部份則可能在獲得資金下生存。重組後的企業或者可再轉為私營獲得融資，或者要由政府再融資以清算剩餘部份。鐵路與核電廠這兩種資本密集工業因外部性龐大，私人企業無法有效管理，作者認為應設立公營機構以作管理。
作者總結指，對資本主義的問題沒有簡易答案，需要進行整體而不是個別的改變。改革帶來的成功也不會長久，資本主義金融總會再將金融體系推向脆弱，不穩總會以新的外觀再次出現，到時就需要新時代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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