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16日 星期一

群眾的智慧

看完了《群眾的智慧》,是說群眾解決問題有時比獨立個體聰明。作者說︰

我們老是抓住一個看似合理的決策就收手,而不會堅持要找出最理想的一個決策。而且,我們總是讓感情影響判斷力。然而,儘管有這許多限制,當我們這些不完美的判斷,以適當的方式集中起來後,我們的集體智慧通常卓越非凡。


這種智能,或是我所謂的「群眾的智慧」,正在全世界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運作中(p. 31)。


本書要討論的議題便在於,追隨專家是一大錯誤,而且是代價慘痛的錯誤。我們應該要停止搜尋專家,改而請教群眾(當然,天才也包括在群眾之內)。群眾知道機會在哪裡(p. 33)。


作者在本書集中討論三種問題︰認知問題是已有或將有肯定答案的問題,統合問題是群體間如何知道他人怎樣做,設法統合彼此行為的問題,如交通擁擠時駕駛,合作問題則是群體中各自利益不同時如何合作,如處理污染。

作者提及形成群眾智慧需要有四項特徵︰

意見多樣化(每個人必定都有一些私人資訊,即便是對已知事實的怪異詮釋,也算是私人資訊),獨立(人們自作主張,不受周邊人的影響),分權(所有人都能理性地依賴自己中意的資訊),以及集合(有一個機制存在,將私人意見換成集體的決策)。


如果一個群體能滿足這些條件,它的判斷就很可能正常。為什麼?基本中,答案在於一個數學真理。如果你詢問一個組成多樣化且人數又多的群體,讓每個人獨立詮釋或是評估某件事,然後再將這些評估平均起來,這時每個人在決定答案時所犯下的錯誤,將會相互抵消。也許你可以這樣說,每個人猜測的答案裡都包含兩種成分︰資訊及錯誤。因此,消去錯誤後,你得到的將會是資訊。


現在,即便將錯誤消去後,一個群體仍有可能做出很差的判斷。一個群體想要聰明,它在「資訊減去錯誤」方程式中的資訊部分,最起碼得有一點兒料(pp. 50-51)。


認知多樣能避免個體判斷的錯誤,相反,團體思考則可能為了和諧而陷入錯誤︰

認知上的多樣性對於良好決策之所以這麼重要,部分原因在於個人的判斷往往不夠正確,或是不夠持續。關於多樣性帶來的正面效應...... 它能擴展群體的解決方案選項,使得該群體能以新方式來處理問題。多樣性也能夠減少負面效應,它比較容易促使群體根據事實來下決策,而非根據影響力、權威或是對團體的忠貞。和諧的團體,尤其是又小又和諧的團體,最容易淪為心理學家詹尼斯(Irving Janis)所謂「團體思考」的受害者(p. 82)。


團體思考最可怕的一點在於,與其說它的運作是靠著禁止異議,不如說是靠著讓成員不相信異議存在。......即使則開始並沒有意見一致(只是看起來好像有),但在團體的凝聚力運作後,表相變成了真實,並進而化解了原本可能還存在團體中的絲毫疑慮。


這個過程,在成員已具有類似心理狀態的團體中,顯然會運作得更強而有力。因為所有可能挑戰既定智慧的資訊,要不是被排除掉,就是被解釋成明顯的錯誤,經過討論,強化團體的信念後,他們會更加信服自己是對的。蓄意造成的團體思考狀態,會造成反效果,不但不能敞開成員的心智,反而會關閉它們。


和諧均一的另一大缺點,在於它很容易釀成一股非常明顯的「從眾」壓力...... 當從眾壓力產生時,個人改變意見,並不是因為他真的改變了信念,而是因為改變自己的意見比挑戰團體來得容易(p. 83)。


獨立對群體決策的重要︰

獨立性對於智慧決策非常重要,原因有兩個︰第一,它能讓一群人所犯的錯誤不致發生關聯。只要個體犯下的小錯誤,不是有系統地指向同一個方向,就不至於危害到團體的集體判斷。要讓一群人的判斷出現系統性的偏見,最快的方法莫過於讓他們互相依賴彼此的資訊。第二,獨立的個體比較可能擁有新資訊,而非大家早已知道的老舊數據。因此,最聰明的團體,是由認知多樣而且能保持獨立的份子所組成。不過,能夠獨立,並不代表也具有理性或無私。你可能又有偏見,又不講理,但是只要你是獨立的,那麼你就不至於害你的團體變笨(p. 88)。


假若群體成員並不獨立,而是模仿他人,原本應透過集合各人私人資訊而得的決策,就會變成由最初或最有影響力的少數人左右︰

資訊階流的基本問題在於,只要超過一定程度後,它會很合理地令眾人停止注意自己的知識(也就是他們的私人資訊),轉而注視其他人的動作,並加以模仿。(如果每個人做出正確選擇的可能性都一樣大,而你面前的每個人都做出同樣的選擇,那麼你便應該和其他人做相同的動作。)然而,一旦每個人都停止依賴自己的知識,這道階流便不再充滿資訊。每個人都認定其他人是基於「他們自己的知識」來下決策,但事實上,人們都是基於「他們以為是前面的人所知道的東西」來下決策。在這裡,所有個體成員的資訊,不僅沒有像是市場或票選系統那樣集中起來,反而形成一個連續的、缺乏資訊的階流,終於令群眾集體做出了一個壞決策(p. 103)......


集體決策要下得好,唯有賴意見多樣、能獨立下結論的眾人,各自依照私人資訊來下判斷。


但是在階流裡,上述條件都不成立。說得精準些,那是由少數具有影響力的人來決定階流的過程。而這些所謂具影響力的人,可能是因為行動得早,也可能是因為具有特殊技能,又或是剛好占據了社會網絡上某個得定位置。在階流中,人們的決策並不是獨立做成的,而是深受周邊的人影響(在某些情況下,甚至由周邊人來決定) (p. 106)。



分權是指權力不由中央單位壟斷,決策基於成員所在地區的特定認知制定。分權化有幾項特點︰成員在勞力、興趣、注意力或其他方面專業化;提升體系意見與資訊的範圍與多樣性;包含成員的「內隱知識」,也就是針對特定地域、工作或經驗,難以言傳的寶貴知識。其好處是︰

分權化最大的長處是一方面能鼓勵獨立性和專業化,另一方面卻又能容許人們互相協調行動,以解決困難的問題。而分權化最大的的弱點則在於,它無法保證體系中某處被發現到的有用資訊,一定能找到出路,流傳到體系的其他部位。


有時候,珍貴的資訊始終沒能傳播開來,使得它們的功能大減、沒有充分發揮。最好的方式是,一方面能讓個體專業化,以取得局部性知識——這樣做將能增加體系掌握的總資訊量——但同時,也要有辦法將這些局部性知識以及私人資訊聚集成一個整體...... 但是要做到這一點,任何一個「群眾」(不論是市場、公司或情報局)都需要在兩大義務之間找到平衡點︰讓個人的知識全球化以便讓集體能善用;同時,依然准許這些知識保留它們的專業性及局部性 (pp. 122-123)。


分權化成功的關鍵就在於聚集意見的管道︰

如果一個由獨立個人組成的群體,裡頭沒有任何管道能將眾人的判斷聚集在一起,那麼他們能得到的最佳答案,只有依賴當中最聰明的人來幫大家做決定了,而且連這一點(找到最聰明的人做決策)都不見得能做到呢。但同樣這個團體要是能找出管道,將所有不同意見聚集起來,所得到的集體解決方案,可能會勝過其中最聰明的成員所提出的方案。


因此,「聚集」便成為分權化能否成功的要素(p. 126)


這種聚集管道包括投票、市場價格與「決策市場」,即預測未來的期貨市場。

談及統合問題︰

統合問題很難得出清晰又絕對的解決方案。即使找出答案,通常也是還不錯的答案,而非最理想的答案。


而且這些答案通常都牽涉到本能、規範以及歷史,這類因素既能塑造群眾行為,本身也被群眾行為所塑造。


一遇上統合問題,獨立下決策(也就是不考慮他人想法的決策)就變得沒有意義了——因為我要依照「我認為你會怎麼做」,來決定我要怎麼做,反之亦然。這麼一來,將不能保證群眾一定能得出聰明的答案。但是令人驚訝的是,他們經常做得到(p. 139)。


人們能夠統合的原因之一在於文化與習俗︰

人們在這個世界上的經驗,可以說雷同得令人驚訝,因此才使得統合變得這麼容易。畢竟,若不是中央車站對兩名實驗者代表了某種大致雷同的意義,他們不可能會同時選擇到那裡碰頭的。頭尾與數字實驗,顯然也是同樣的狀況。當然,謝林的學生共同擁有的現實體驗就是「文化」(p. 145)。


風俗習慣顯然也有辦法讓大眾保持秩序與穩定。不過,同樣重要的是,它們能讓你我在日常生活中,不用花太多力氣在認知問題上。因為習俗的關係,許多問題我們不用多思考,就知道如何解決,尤其是碰上統合問題時,習俗慣例往往可以讓一群背景全然不同、彼此也毫無關係的人,輕輕鬆鬆地自動組織起來,不致發生衝突(p. 147)。


在自由社會中,權威很少會直接管轄到一般人民如何互動。和權威相反,有些習俗慣例可以在不用高壓手段,而且也不用太費力或腦筋的情況下,扮演很基本的角色,協助一大群人相互統合行為。要說完成這項統合的過程中,不含有智慧的成分,未免太牽強了(p. 151)。


合作問題則需要人們留意更長遠的利益︰

合作問題看起來通常有點像統合問題,因為兩者都需要人們考慮其他人的行為,才能做出一個好的解決方案。但是,如果機制對的話,即使每個個體都只單純地追逐一己的利益,還是能解決統合問題(事實上,就價格問題來說,反而需要大家只考慮自己的利益)。然而,要解決合作問題,像是︰保持人行道不至於積雪、共同付稅以及防治污染——團體或社會裡的成員就需要更努力。


人們需要以更寬廣視野來詮釋自我利益,而非目光如豆地只看到短期利益。而且他們一定要能夠彼此信任,因為要是缺少信任,追求短視的一己利益就會變成唯一合理的策略了(p. 167)。


人們得以合作的支持之一源於其心理,行為經濟學一項實驗發現,即使個人沒有得益,人們會就不公平的交易模式抱有義憤,而這對大眾整體有益︰

就像最後通牒遊戲中的回應方一樣,這股義憤正是經濟學家鮑爾斯(Samuel Bowles)與金帝斯(Herbert Gintis)所說的「強勢互惠」,是一種「即便在個人得不到實質利益的情況下,都要懲罰不當行為(並嘉許好行為)」的意願。而且不管理性不理性,按照鮑爾斯與金帝斯的說法,強勢互惠是一項「利社會行為」,因為它會督促人們超越狹隘的自利原則,做出(不論是出於有意或無意)一些對大眾福祉有利的事情。


強勢互惠並不等於利他...... 他們拒絕一面倒叫價,是因為那項提議破獲了他們心中所認定的公平交易模式。但是產生的效果,卻和熱愛人類是一樣的︰讓群體獲益, 強勢互惠奏效了(p. 173)。


作者指資本主義的演化也會令人更易合作,因為信任帶來極多好處︰

資本主義的演化方向一直是朝向更信任、更透明,以及更不自私的行為。也因此,替資本家們創造出更高的生產力以及經濟成長,可不是湊巧的演化。


這樣的演化方向,並非因為資本主義者通常是好人。而是因為信任(也就是被人信任以及值得人信任)帶來的好處,可以擴充得極大。此外,一個成功的市場系統也能教會人們體認出這些好處。關於這一點,早有證據證明,一個地方的經濟要繁榮,其日常交易裡頭需要具有相當程度的信賴與公平。如果你認定每一趟交易都可能被騙,又或是買回家的產品都可能沒法用,那麼每個行業都將走下坡。


更重要的是,如果毫無信任基礎,那每一趟交易的代價都未免太高了,因為你得花許多精力去調查每一趟交易,又或者你得在每個合約上,添加一大堆警告條款來保護自己。然而,經濟繁榮需要的其實並不是一昧樂觀的精神,相信人人皆善良...... 而是需要人們對其產品或服務,有一份基本的信任與承諾(p. 178)。


這種與信任有關的新概念中,最重要的是它與個人無關。在這之前,信任向來都是由一個人或是團體內所製造的——有點像是,我信任這個人,因為我認識他,或是因為他和我同屬一個宗親家族,而非一個你能據以做生意的普遍概念。


由於現代資本主義,你即使信任「與你毫無私人關係」的人,看起來也是很合理,只要證明那個陌生人不會背叛你即可。這樣做,只需要衝著共同交易當中的利潤,就可以成交了(p. 181)。


作者說這當然要由體制及法律框架支持,不過在日常交易中大多依信任就可交易,動用正式法律的情況並不是多數。

合作問題另一項需要考慮的是搭便車,如果自己不貢獻也可以坐享公共服務帶來的利益,為甚麼要交稅?作者提出三項要點︰

遇到要解決像是如何讓人繳稅這個合作問題,有三件事很要緊。


首先,人們必須至少就某種程度來說,相信他們的鄰居也會做該做的事,履行應盡的義務。政治科學教授蕭茲(John T. Scholz)發現︰愈是信任人的人愈願意繳稅,而且也比較會認為逃稅是不對的。


第二點和第一點有關,但不完全一樣,那是對政府的信任,也就是信任政府會很明智地,以國家利益為重來花用你的稅款。可以意料,蕭茲發現愈是信任政府的人,繳稅時愈是快樂(至少比較不那麼不快樂)。


第三種信任,則是相信國家有辦法找出有罪的人,處罰他們,而不要處罰到無辜的人。單單靠法律雖然沒有辦法引發合作,但是有了法律,還是能讓合作更容易成功。如果人們認為搭便車的人(也就是不交稅卻仍能享受到美國福利的人)會被抓到,他們就可以快樂地(或至少不那麼不快樂地)繳稅。同時(不能說是巧合)他們也比較不會逃漏稅。所以國稅局展現的公眾形象如何,可能會對「有條件的同意者」造成相當大的衝擊(pp. 201-202)。


談到小團體在討論後意見有時會更偏激,即團體極化的現象︰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極化現象?其中一個原因在於人們對「社會比較」的依賴。人們不只是不斷地將自己與旁人相比較,同時人們在拿自己與其他人相比時,還會留意要維持自己在人群中的相對位置。換句話說,如果你一開始是位在團體的中央位置,而你認為整個團體開始移動,假設它移向右邊,那麼你也會移向右邊,因為這麼一來,相對於團體中其他人,你將還是位於中央。當然囉,在你移向右邊時,你也將團體更為推向右邊,使得「社會比較」變得像是一個「自驗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大家認為會發生的事,最後果然發生了。


有一點必須要了解,極化不只是人們想配合團體的結果。奇怪的是,會產生這樣的結果,也是因為人們一心想要找出對的答案。


......對於自己的信念不確定的人,將會轉向團體中其他的人尋求幫助。畢竟這就是協商的動機。但是,如果團體中的大部分成員都已經決定支持某一個立場,那麼大部分的言論都會支持此一立場的。於是,原本不確定的人也會偏往這一方向,部分只是因為他們聽到的都是這方面的言論。同理,態度愈極端的人,愈有可能發表強烈、一貫的論調來支持自己的立場,而且也比較可能大聲說出來。


這點很重要,因為所有證據都顯示,人們的發言順序對於討論過程具有很大的影響。愈是前面的發言,愈是有影響力,而且它們很容易就形成一個討論的框架。隨著資訊階流的產生,一旦像這樣丟討論框架成形後,異議者就很難再打破它了(p. 251)。


多話、自認為領袖的人對小團體決策影響很大,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對的,將團體拉離中庸。如果小團體沒有集結成員意見的管道,純粹將成意見當成參考,就無法運用集體智慧作出更好的決策。

談及公司管理,作者指企業總裁的重要被過份高估,因為公司成功原因難以分辨,有時可能只是運氣,而且公司只在特定環境中擁有特定技巧才會成功,而外在環境不為個人左右。作者認為越是重要的公司決策,越不應該由一個人來決定。

股市中做空的價值︰

要衡量股市是否成功,不在於它的股價是否上漲,而是在於它的股價是否適當。然而在做空資金如此短少的情況下,股市很難將價格調整到適當的程度。


這並不是因為做空者格外聰明,也不是因為他們對公司前景的多疑一定正確。......我們並不希望市場只能將腐敗的股價調整適當,我們希望它能將所有股價都調整到適當數值。


因此做空的真正價值就簡單多了。我們都知道,能做出最佳集體判斷的群眾,是那種擁有廣泛意見及多樣化資訊來源的群眾,因為其中屬於人的偏見會互相抵消,而非互相加強。


......限制做空會增加股價上漲的機會,但是隨之增加的,其實是當股價失序時,它產生真正大失序的可能性。就拿網絡股為例,幾乎是不可能做空它們的,而這也可能是造成它們股價飛天的原因之一。


做空並不是「現代重大商業罪惡」之一,缺少做空才是(pp. 298-299)。


投資人會脫離理性方式行事,例如寧願跟隨主流不獨立決策、對重大消息過份敏感、被隨機事件愚弄及過於自信,但是不完全理性不一定會造成市場失序,正如群眾決策也可以比個人優勝。問題是偏離理性的程度並非隨機,而是有系統、互相影響。例如美國人看起來不肯犧牲眼前儲蓄,但將他們自動納入退休制度,而不是要自動加入退休計劃,存錢的可能就會增加。

股市性質與一般市場的差異在於,它沒有最後能確定的答案︰

股市的問題在於,永遠沒有一個定點讓你說它「結束」了,永遠沒有一個定點讓你明確證明自己是對或錯。這使得公司股價可以輕易飆升超過所有合理的估價,因為人們永遠找得到理由說服自己,未來該公司將會有這個價值。而你即使判斷錯誤,有時還是能在股市賺到錢,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即使市場最後會得到適當的股價,但是它錯誤的時期可能很長,因為沒有客觀的方法來證明它錯誤(p. 309)。


你要不要買蘋果的決策,相對來說,是獨立做成的。事實上,不論何時,想買蘋果的人都是在獨立思考蘋果到底對他們價值多少,同時在另一方面,蘋果供應商則在計算,種植和運輸蘋果的成本到底是多少。因此,無論何時,蘋果的價錢,都是由幾百萬個顧客和供應商的獨立決策一起反映出來的結果。


相反地,股價通常反映的,卻是一系統非獨立的決策,因為當許多人在算計一張股票值多少時,他們所依賴的評估標準(至少部分)在於其他人認為該股票價值多少(p. 321)。


泡沫與大崩潰都是缺乏獨立評估的後果︰

大部分時候,股市雖然不斷變動,但還算頗為穩定地由獨立與非獨立決策混合組成。


出現泡沫化或是大崩潰,則是因為那種混合組成變得太偏向非獨立決策這一方。譬如說,在保齡球泡沫案例中,投資人看到美國機械鑄造公司及賓士域公司股價往上竄升,認為這證明了大家都看好保齡球是未來走紅的大題材。由於每個人似乎都熱愛保齡球股票,投資人就想要擁有它們,而這麼一來,它們又顯得更有吸引力了。認購美國機械鑄造公司的股票,簡直成為穩賺不賠的選擇,因為隨即都有別人願意從你手中買走它們。


當股票一直升呀升,那種讓人想進行獨立分析(這些分析會令人對整樁保齡球熱起疑)的動機,也跟著消失了。結果,健康市場所依賴的多樣化意見,被一廂情願的單一思維所取代了。每個人都說,買保齡球股沒錯,所以每個人都相信,買保齡球股沒錯。


大崩潰剛好與泡沫化相反,不過,它通常來得更為突然,也更為險惡。大崩潰發生時,投資人會一致地對「真正」有價值的股票不感興趣,而且會一致地執意把它們轉售出去。很顯然,這裡頭的差異在於,如果說投資人在泡沫化期間認定價格會繼續上漲,那麼在大崩潰期間,投資人就會認定價格會繼續下跌(pp. 322-323)。


媒體也對泡沫與大崩潰推波助瀾︰

在股市裡,其他人的期待,會影響你對價值的判斷。大部分時候,那並沒有多大關係,因為那些期待本身也會互相競爭。但是,在泡沫化或是泡沫破滅的時刻,那些期待有一個特色,就是它們全都匯聚成一點。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媒體也會加入演出。在經濟繁榮期,你幾乎聽不到有不同的意見,警告大家災難就快臨頭,同樣地,當情勢惡劣時,你又難得聽見有人建議大家不須驚慌。


泡沫化期間,媒體的操作方式,通常會誇大了(雖說不是由它們引發)回饋圈的強度。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投資人要獨立下決策已經不容易了。遇到泡沫化,更是難上加難。換句話說,這時的市場變得有如一群暴民(pp. 332-333)。


最後作者討論民主︰

代議民主的重點就在於,它能容許認知上的分工,就像其他社會事務的運作方式一樣。政治人物能夠追求專業化,並取得他們需要的知識,做出需要足夠背景知識的決策。至於老百姓,只要監督他們到底做出什麼決策即可。沒有錯,這些決策當中,有一些永遠都不會引起注意,有一些則會被曲解。但是,那些會對人們生活造成重大影響的決策,也就是所謂最事關緊要的決策,往往都不會逃過眾人的眼光。就這方面來說,要有健康的民主制度,其中一項要素便是競爭。競爭,會使得政治人物因為害怕沒做出正確決策會受罰,而更可能做出正確的決策(p. 345)。


民主,並不是解決認知問題的一個方法,也不是為了參透公眾利益的一種機制。但是,民主是一種方法,用來處理(若非一次解決乾淨)最基礎的統合問題及合作問題︰我們要如何共同生活?我們要如何一起朝向互利目標來共同生活?民主能夠幫忙回答這些問題,因為民主的經驗,是「你沒辦法要什麼就有什麼」的經驗。這種經驗是︰眼睜睜看著對手得勝,但還是能得到一些你想要的東西,而且心裡上也尚能接受,因為你衷心相信對方並不會因而毀掉所有你珍視的事物;此外,你也知道還有其他機會贏回你想要的。


健康的民主諄諄教育大家的,其實是妥協(畢竟,妥協正是社會契約的基礎)以及定期改變所帶來的好處。


因此,透過民主得出的決策,也許無法證明群眾的智慧。但是,決定要採用民主方式來達成決策的這個事實,卻能證明群眾的智慧(pp. 350-351)。

2015年2月1日 星期日

理性市場的神話

看完了《理性市場的神話》,是說效率市場假說與華爾街的關係。書中提到1900年代巴奇利耶已用數學方式表達極短時間內的市場變化,其師著名科學家龐加萊則指這種方式的限制在於人並非獨立行動︰

常態分配或鐘型曲線是無數隨機與獨立原因的結果。龐加萊寫道,「人類聚在一起時,不再依靠機率做決定,彼此也不再獨立,而是彼此互動。很多原因會發揮影響,會困擾群眾,拖著群眾忽東忽西,但是有一件事情群眾無法摧毀,就是巴努奇所說的羊群習慣。」(p. 50)


1940年代,自統計學進入經濟學已有一段時間,霍京從價格研究中指出,假如市場有能力收集資訊,價格變化必定會有隨機性質︰

「經濟事務中最完美的期望必須容忍重大錯誤,因為結果要由無法預測的未來事件決定。因此,市場期望具有某種必要的不精確性。」(p. 91)


1950年代馬可維茲將統計學引入股市,雖然他清楚知道其模型與現實的差別,但華爾街卻置之不理︰

馬可維茲知道,他從統計學家觀點所看到的風險,是以平均數為中心分布的可能結果,這種風險不見得是投資人關心的風險,投資人比較關心什麼事情可能出錯,比較不關心什麼事情可能意外地正確無誤。

...他也承認,不同投資人追求的最高目標不同,他把最初投資組合選擇公式的目標,放在追求預期財富的最高算術平均數。...幾何平均數會對極端的結果,賦予高出很多的權數,要是一種投資有可能得到驚人的報酬,用幾何平均數的方法,會促使你在這項投資上投入很多錢——除非其中也有可能讓你賠得一乾二淨的機率,如果是這種情形,你根本不應該投資(0元乘以任何數字,結果仍然是0)。


馬可維茲努力依據華爾街的現實狀況,擬出他的建議,華爾街卻很少人了解這一點。馬可維茲曾經試著對一家很小的券商主管,推銷他的方法,說明他們可以用這種方法,追蹤旗下分析師幾年內的預測結果,了解他們正常的誤差幅度,知道其中是否有系統性偏誤,然後把平均誤差比率,納入投資組合選擇公式中。這家公司的老闆是老手分析師,當時仍負責選股,他手下沒有一個人,敢想像測試他的預測精確性。馬可維茲回憶說︰他們的反應是︰『不用了,謝謝你。』」(pp. 107-109)


1958年莫迪里安尼與米勒的「M&M資本結構理論」則成為財務學的重要基礎︰

第一篇論文指出,公司怎樣籌募資金不重要,第二篇論文認定公司是否發放股息給股東不重要。(p. 135)


年輕學者在財務學舊研究方法中沒有既得利益,因此莫迪里安尼和米勒的主張對他們很有吸引力,在系統和邏輯十分流行的當時,為財務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有系統又合乎邏輯的方法,也讓運用理論的學者,將來有機會指導企業主管,這種希望最後終於實現。M&M資本結構理論是幾一年後號稱「股東價值」(shareholder value)務實哲學的先驅...... M&M資本結構理論的意義是︰身為企業經理人,只要你做的事情能夠讓股東滿意,你就做對了(p. 136)。


1960年代芝加哥大學商學院開始相信市場完美無缺,其中一位學生法瑪提出市場效率假說︰

「在動態經濟中,總是會有新資訊造成內含價值不斷變化,因此,能夠持續一貫預測新資訊的樣子、評估新資訊對內含價值影響的人,通常會比沒有這種能力的人,賺到較多的利潤。」


但是如果這種「超級」分析師夠多,他們的存在應該會「確保實際市場價格以所有可獲得的資訊為基礎,估計出正確的內含價值。」法瑪把這種狀態稱為「效率市場」...他寫道,「在效率市場中,很多互相競爭參與者的行動,應該會使一種證券的範圍距離以內含價值為中心,隨機波動。」(pp. 152-153)


1967年,推動芝加哥大學隨機漫步研究的羅伯茲建議同事,整理效率市場的意義。他提出的分類後來經過法瑪修正,變得更完美。「弱勢」效率是過去的隨機漫步假說︰你不能期望藉著利用市場過去波動的資訊打敗市場。「半強勢」效率的意義是︰你不能利用任何公開資訊打敗市場。「強勢」效率所說的市場極為完美,連能夠接觸內幕資訊的投資人,都不可能打敗大盤(p. 157)。



效率市場假說自1970年開始打進企業界,1980年代末已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企業經理人唯一有意義的目標是股東利益,萬能的金融市場則會指導企業行事。

然而1970年代中期起經濟學對理性預期提出質疑,格羅曼斯與史提格里茲的論文是其中之一︰

兩人運用以理性預期為基礎的數學架構,同時在論文中引用不少海耶克獲得大家認可的說法,證明強勢效率市場假說可能不正確。他們也用比較不明顯的方式,指出如果資訊代價低廉,由理性投資人構成的市場幾乎就不會有交易,因為所有投資人都會得到相同的資訊,進而得到相同的結論,如果市場沒有花費高昂成本挖掘的資訊或不理性(或兩者都具備),市場不可能存在(p. 247)。


卡尼曼與特佛斯基的研究則更具影響力︰

卡尼曼與特佛斯基問道,大家到底怎麼評估不確定的展望?首先,大家對現有狀況賦予很高的重要性,處理現在財富的減少、和處理未來利得的減少時,採用的方法不大相同。第二,大家看待渺茫的機率和幾乎確定的機率時,和看待介於兩者之間的機率不大相同。用圖表的方式表現時,結果不是代表持續一貫風險與報酬交換的平滑曲線,而是在不同狀況下做不同交換結合、形成的起伏曲線(p. 249)。


他們的研究影響經濟學家泰勒,使後者在經濟學界積極推動行為經濟學。同時,史密斯與普洛特則以實驗經濟學說明,經濟理論可能與現實不符。

席勒則從股價遠比股息波動的發現中提出疑問︰

從觀察到股價波動難以預測,進而斷定股價一定正確無誤,是「經濟思想史上最重大的錯誤之一,這種說法明顯的邏輯錯誤令人驚異,結論的威力與影響也令人驚異。」(p. 264)


到1990年代法瑪自己以資料測試效率市場假說時也發現問題︰

法瑪重新測試他當年結合效率市場與資本資產訂價模型、形成的聯合假說後,發現這種假說有所不足,結果他沒有拋棄效率市場,而是拋棄資本資產訂價模型。但是他無法提出可信的假說,取代這個模型... 他們進行資料採礦練習時,發現歷經時代考驗的幾種華爾街策略,確實是能夠持續賺錢的策略,卻從1960年代開始,遭到財務學者鄙視為民間傳說或更糟糕的東西。法瑪的很多同事和學生現在想到︰嗯,這些打敗大盤的事跡當中,或許真的有點道理(p. 278)。


施萊佛和衛希尼則看到,在泡沫時以套利行為令市場價格回復的限制︰

施萊佛和衛希尼主張,靠著逆勢操作,希望結束這種熱潮的人,會變成最難保住顧客或借到錢的人。他們寫到,「套利需要資本,套利容看出最好的機會,也就是看出他們希望賭的錯價變得更為嚴重時,卻可能變成受到最多限制的人。此外,他們進行最初的交易時,對這種情境的恐懼會使他們變得更小心,因而使增進市場效率的效果降低。」(p. 327)


作者指,效率市場假說雖然受到批評,但行為學派解釋各有不同,難以成為市場行為理論,雙方仍然是勝負未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