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不平等的童年》，是一項階級與兒童教育關係的深入參與式觀察研究。作者以「規劃栽培」形容中產階級教育孩子的特徵，孩子生活由父母規劃的活動填滿，親子語言包含說理，父母會代表與訓練孩子對體制批評與介入，讓孩子逐漸產生個人權利感。勞動階級父母則以讓孩子「自然成長」，孩子對休閒活動有控制權，成人與兒童的界線明確，孩子通常接受指令，父母在體制下無力，孩子逐漸產生局限感。兩種教養方式各有優異，但在面對正式體制時，規劃栽培下的孩子更容易適應，較易獲得體制下的優勢。像是財富、好工作、好學校等珍貴資源的分配，與父母所屬階級息息相關。
研究中，中產階級與勞動階級的學校設施、資金、人員、教師薪水都有很大差異。學校教師普遍認同中產階級的規劃栽培方式，支持家長積極介入兒童教養，安排體育、音樂等組織式活動，協助孩子完成功課，安排閱讀，以說理取代命令等。按照法律規定，教育工作者需要介入體罰行為，讓勞動與貧困階級的家庭承擔官員介入家庭的風險。
中產階級孩子在持續參與組織式活動中，得到行走體系世界需要的技能與氣質，學會管理行程、與陌生人交流、團隊合作等有價值技能。其代價則是對兄弟姊妹的競爭意識與敵意較高，與家庭成員的關係較弱。孩子的活動需要父母大量工作，包括報名、付款、安排交通、清洗制服、接送孩子、準備食物、陪同活動等。不同活動時間衝突增加額外勞務，父母有時需要調整自己工作的時間表，活動衝突也帶來緊張或沮喪心情，特別是母親的額外勞務負擔更重。
在緊密行程下，中產階級孩子對某些活動感到興奮，但對部份活動缺乏興趣，有時會顯得精疲力盡，情緒低落。兄弟姊妹間有時互相競爭，對自己要遷就兄弟姊妹的行程感到不滿，會直接提出「討厭」某位家庭成員。中產階級孩子與其他親戚的接觸頻率較勞動階級孩子低，參與組織式活動相比與親戚共度時光優先。
組織式活動花費不少，研究的中產階級家庭為一名孩子一年花費在活動上的金額超過四千美元。父母即使有經濟問題，也不會向孩子提及錢。孩子因此產生微妙的應得權利感，覺得自己的待遇理所當然，在碰到更優渥家庭的孩子時會覺得自己家庭不夠富裕。
勞動與貧困階級父母劃定不可超越的界線，之後任孩子自然成長。研究中勞動與貧困階級孩子更多與家庭成員互動，兄弟姊妹彼此更多陪伴與支持，與親屬接觸是日常生活一部份。課餘時間相對未經安排，與成年人的世界分開。孩子學著管理自己的時間，與鄰居即興遊戲，男孩比女孩更自由離家更遠。玩伴相對穩定，孩子學會如何自行建立友誼與組織協商，解決衝突。
貧困階級父母認為孩子的社交生活不那麼重要，孩子與更大體制世界交流時感受到局限感。貧困階級家庭在資源限制下缺乏選擇，隨時有陷入困境的機會。貧困階級父母相對較少感到有義務培養孩子，認為孩子的遊戲只是遊戲，不認為值得成年人花時間。這種教養方式好處是父母勞務付出較少，孩子更放鬆有活力，對遊戲有完全的掌控權。
規劃栽培策略塑造中產階級家庭的語言使用方式。兒童在家中會大量交談，被鼓勵從對話中表達自己的看法。父母維持紀律時以說理論據為主，給孩子選項，暗中引導，不會直接下命令或指示。親子對話可以提高孩子的詞彙量，預習或加深學校教導的知識，熟習在正式體制中與其他成年人的語言互動。中產階級兒童認為自己與成年人平起平坐，經常評判周圍的成年人，覺得自己的意見很重要，有權利向成年人提出要求。這種方式帶來的反效果，是父母面對孩子一直據理力爭，有時會感到家庭生活疲憊不堪。
勞動與貧困階級家庭生活不會圍繞著口語表現的討論，相比中產階級家庭交談較少、句字較短、用字簡單，對話中很少交涉談判。父母的發言較簡單直接，不會尋求孩子的意見，維持紀律時使用命令或體罰威脅。語言功能偏向實用性，不是為了培養說理技巧，不會用來引導情感或思想的表達。孩子在同儕間使用的語言較與父母或教師互動時自然。家庭面對主流體制權威個體時小心翼翼，有時表現出不信任感。這種語言運用方式可能令父母沒那麼疲累，孩子也較為自主。但是這些好處無法轉譯至教育與工作等正式體制，孩子缺乏詞彙庫、知識與論述方法捍衛自己。
中產階級父母積極替孩子干涉體制，讓體制配合孩子的特別需求，孩子學會累積應付體制所需的詞彙與定位，讓體制符合個人需要。相比勞動與貧困階級家庭，中產階級父母更可能從專業人士取得有價值訊息與建議，以便向正式體制交涉。中產階級父母普遍相信自己有權利與責任干涉課堂，質疑課程、功課或課堂安排。這類介入不一定總是帶來正面結果。在研究中，一名中產階級家庭母親試圖積極幫助女兒完成功課，但這令母女對抗而情緒耗竭，與學校周旋後也沒有得到預期成果。
勞動與貧困階級父母相當服從校方，不太會提出要求。他們認為學校與家庭區隔，不會相互聯繫，因而令相信規劃栽培的教育人員不滿。即使父母面對其他情況時有能力為自己出頭，但面對醫療與教育人員則沈默接受意見，部份原因是缺乏質疑所需的詞彙，不了解或誤會專業人士的用詞。父母預期教育是教育者的工作，讓監督孩子學習由教育者處理。部份勞動與貧困階級父母會認為教育人員不公平可信，學校的紀律策略不適當，也害怕體罰孩子後，校方會指控自己的孩子受到家暴，帶走自己的孩子。
作者概括研究中展示的階級差異情況︰
階級地位影響了家庭生活中決定性的層面，包括︰時間分配、語言使用，和親戚關係。勞工階級和中產階級母親或許表現出類似「密集母職」的信念，但她們的行為相當不同。因此，我用「文化邏輯」來描述相應的信念和行動。當孩子與家長踏出家庭、進入社會時，他們會發現不同的文化實踐被賦予了不平等的價值。有跡象顯示，中產階級孩子在家的文化腳本相似於體制標準，因此能以隱性方式從中獲益。(p. 229)
作者在本書的新版進行後續研究，追蹤研究的孩子在青少年的生活。孩子變成青少年後，勞動階級與貧窮階級的差異變得更明顯，勞動階級家庭更能避開壞學校。社會階級塑造父母對體制時程與時機的認知、介入和技巧，以及確保孩子獲得最佳利益的資源。勞動與貧窮階級家庭接受到的體制訊息廣泛而模糊，中產階級父母則擁有詳細資訊，例如高中選修課程、準備公開試、獎學金申請、不同類型大學的分別等。中產階段父母有能力介入體制幫助有困難的子女，勞動與貧窮階級青年則沒有成年人替他們介入體制。
作者安排一章討論民族誌的研究問題，提及續向後續研究的困難、本書出版後研究對象反應不一、民族誌往往會帶來創傷等。最後一章是量化分析，為本書的描述提供脈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