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大逃離》，討論羅馬帝國滅亡與「大分流」(拉丁歐洲率先走向現代化)的關係。與中東、北非及東亞不同，歐洲自羅馬帝國後，再沒有出現大一統的帝國，作者稱之為「第一次大分流」。羅馬興起時附近沒有龐大朝貢帝國，透過條約取得其他政治體的領導地位，既可以大規模徵用人力，又盡可能不干涉地區事務。公民稅率低，歲入很大比例來自戰爭掠奪，軍事參與率極高。戰爭異常頻繁，從公元前410到101年的三百一十年間，只有十九年沒有戰爭。羅馬統一意大利半島後，四周對手在動員強度、規模或內部整合程度上不如羅馬，無法長期抵抗羅馬的侵略。隨著羅馬由寡頭制轉為君主制，繼續擴張的經濟收益不足以抵銷成本，全民軍事動員由職業常備軍取代，財政收入來源從戰爭掠奪轉為統治繳稅行省。
從反事實的角度思考，假如亞歷山大沒有早逝，有可能會入侵意大利，較有機會扼殺羅馬的發展。自漢尼拔以後，羅馬失敗的可能性幾乎消失，問題只在於帝國能維持多久。羅馬帝國是獨一無二的經驗，統治當時歐洲五分之四人口，控制整個地中海，在遠離歐亞大草原的地點興起為帝國。羅馬海上霸權的地緣政治條件日後沒有再出現，地中海往後成為各國與海盜的競技場。羅馬優勢難以再次複製，有助解釋日後再沒有出現類似羅馬帝國的國家。
日後東羅馬帝國、伍麥亞哈里發國、查理曼法蘭克王國、德意志帝國、蒙古、哈布斯堡與鄂圖曼帝國都未能在歐洲重建霸權帝國。在中世紀，中央集權權威與國家能力弱化，國家規模受限。東羅馬帝國受制於各方的威脅，哈里發國的稅收逐漸被地方軍隊侵蝕，法蘭克王國貴族力量強大、派系分裂， 德意志帝國不得不顧及諸侯與教會利益，都令重建羅馬帝國變得不可能。到近代早期，國家力量與穩定性的成長受列國體系所限，潛在霸權由權力平衡抑制。蒙古在西歐需要面對供養馬匹草原不足，以及眾多各自為政的堡壘。哈布斯堡家族領地缺乏整合，更要面對宗教改革帶來的分裂。鄂圖曼帝國財政能力不足，同時需要投入東部伊拉克戰區。這些政治體都難以完全征服全歐洲各國。隨著歐洲多中心主義更為鞏固，羅馬帝國重生的道路已不可行。
羅馬之後的歐洲統治者財政能力急速下降，但舊世界其他地區徵稅能力成功維持或恢復，因而得以支撐大型帝國。後繼羅馬的日耳曼政權將土地授予下屬，軍人取代官員擔當菁英，隨後是漸進的財政制度崩壞。在中國，四世紀開始的長期分裂期間，北方統治者中央掌控的騎兵有能力制衡地方權力，人口普查與徵稅的財政結構在漢朝滅亡後得以延續，以支撐較大規模的軍隊。鄰近大草原讓中國北部有足夠馬匹供應，以騎兵集中支配，同時亦不斷帶來草原的挑戰者，更有需要中央集權面對激烈競爭。後繼的中國王朝統治者能重建強大的國家力量，其統治者強制力在同期歐洲無法相比。
地理方面，西歐的海岸線遠比其他地區長，地形相對複雜，較容易穩定出現小型政治體。歐洲阿爾卑斯山脈、庇里牛斯山脈與喀爾巴阡山脈阻礙往來，河流連結功能較中國的河流少，不利於核心地區的後勤補給。中國的「天然」核心在農業產出高、人口稠密的中原，歐洲則不存在這種核心，被山脈、沼澤、森林與海洋分割成各個孤立發展區域。歐洲細長地形讓霸權帝國需要面對較長的爭議疆界，並要往東西兩方極度延伸。在列國體系擴張，東歐與北歐的國家出現後，潛在帝國的擴張受到額外制衡，讓分裂狀態更形鞏固。
舊世界地區被大帝國統治的機率，與其相距亞非草原的距離呈統計關係，距離亞非草原越接近，被大帝國統治的機率越高。草原牧民與定居農民關係敵對，族群衝突有助強大政治軍事政治體出現。草原群體難以生產定居社會的諸多物品，需要與定居社會貿易、為定居社會服兵役，或者掠奪定居社會以獲得後者的產物。定居社會能否得以保護在草原威脅之外受三項因素影響︰與草原的距離、山脈與海洋等天然屏障，以及與草原的連結。
對農業帝國而言，真正重要的資源不在大草原本身，而是在邊緣地帶的馬匹與騎馬者。大草原邊疆產生各種機制，有利草原與農業地區兩側的帝國形成。這包括集結軍事資產進行掠奪、先制攻擊與防守、草原軍事技術傳播、草原戰士滲透與反覆佔領鄰近農業地區，以及農業地區對這些侵略的反擊。在東亞，挑戰者集中在草原北方，促使農業社會建立霸權帝國。在歐洲，由於缺乏單一方向的嚴重威脅，促進多中心主義形成。
中國與拉丁歐洲的文化差異，影響各自在政治大一統的成本︰中國是單一文字與菁英語言，拉丁歐洲的菁英語言逐漸邊緣化；中國的宗教受國家限制，擁有統一士紳菁英信仰，拉丁歐洲發展出自治教會，與國家亦敵亦友。在整個舊世界，國家形成的長期模式與文化特質有關。
從六世紀至十世紀，中國的國家能力主要趨勢是帝國重建，拉丁歐洲主要趨勢則是各國與國內的分裂。地理、環境、語言、信仰、徵稅與動員能力等因素，都反映出中國與拉丁歐洲發展趨勢的不同。「第一次大分流」的結果基本上難以動搖，因為它是由多重原因決定。
歐洲多中心主義是第二次大分流、工業革命與「大逃離」的關鍵。持續加劇的國際競爭與同時間在國內出現的談判協商，促使各國提出各種增加績效的策略。與此相比，霸權帝國控制大型地區的絕大多數人口與資產後，繼續擴張的效益微不足道，比較無法刺激國家能力與績效。霸權帝國強調維持現狀，依賴國內資源，難以依靠破壞性創新打破人口限制。
在中世紀拉丁亞洲，經過長時間分裂，權力不僅明定在憲法層次的法律上，需要公開進行協商，還正式地予以分割。這些遺產後來讓國家與有組織的公民社會代表密切合作，必須仰賴由下而上的力量。近代早期歐洲各國長期捲入戰爭，驅動權力更集中的早期近代國家形成，軍事規模日漸龐大，人均稅負大幅提高，信貸市場擴展，政府不需要訴諸掠奪就能彌補赤字。早期近代國家的多樣性容許各種嘗試，讓政治體能以不同方式解決共同挑戰，從中汲取教訓。國家內部的多元主義削弱正統學說，培養出各種辯論與制度創新，令工業化出現後能夠進一步發展。
在中國，普世帝國與佔支配地位的信仰價值體系共生，菁英階層緊密依附於國家，商人缺乏獨立政治地位，恩庇關係特別重要。帝國中央人均稅率低，官員相對人數少，領土幅員廣闊，官員掠奪與權貴逃稅反覆發生。統治者與各菁英群體組成利益網絡，帝國缺乏願景、財政能力與行政支持而妨礙經濟發展，恩庇經濟存續阻止變遷的可能。尤其在帝國晚期，家長式農業制與低財政收入令國家基礎設施能力下降，加上貪污橫行，削弱對工商業財產權的實質保障。建立大帝國過程的大規模破壞讓人口減少，科技知識創新的累積中斷，帝國政策不斷改變也阻礙長期成長的累積。
工業化是特定環境的產物。保護主義逼使製造商追求更高生產力，海軍霸權保護進出口，暴力剝削以迅速開發新世界資源，戰爭與貿易驅動金融機構發展。這些條件都是源自歐洲內部競爭，以及獲取海外資源與市場的結合。
向全球擴張的關鍵不是風向與距離，而是宏觀政治動態關係。海上探索在歷史上一直由邊陲小規模政治體主導，大型帝國政治體的海上探險表現不如預期。當決策由帝國壟斷，特定統治者與派系的決定可以讓海上遠征突然停止，例如明朝突然中止海外經營。政治多中心主義保留選擇多樣性，國與國競爭鼓勵人們支持即使是不確定的任務，一定程度文化凝聚力則讓不同意見者在不同地點找到工作，這種環境讓哥倫布不太可能成功的計劃得以進行。
農業帝國漠視甚或敵視海外冒險，也是帝國結構因素下的合理回應。中華帝國內部資源豐富，沒有歐洲向外探索資源的壓力。當帝國主要目標是維持既有人口基礎，利用帝國人口的勞動與資產，外在世界的利益就相對較不重要，放棄貿易的經濟成本較低。南宋重視海外貿易的例外，正顯示在國與國競爭持續下，帝國自給自足形象隨之崩解。中國對草原敵人的陸上軍事行動規模，在海上冒險中付之闕如。海南島、台灣與馬尼拉距離中國大陸不遠，但一直沒有得到明朝重視。
拉丁歐洲在國與國衝突下，不從事海外征服會帶來風險，讓對手得到報酬。害怕損失驅使各國投入無止境軍備競賽，正式取得遙遠的領土與據點，以保留利用海外資源的管道。國家內部的資本家與教會同樣推動海外發展，與統治者合作對外在世界進行「三面侵攻」。重商主義視貿易為增加國家財富與力量的手段，在政治特權與軍事干預保護下，民間產業發展為特許公司，取得寡頭或壟斷尋租地位。
透過反事實假設，地理距離與風向改變或會令關鍵資源無法從外部流入歐洲，但歐洲內部多重分裂仍是促成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即使假設中國與新世界的距離比現實接近，中華帝國也完全缺乏適當誘因從事海外探索。地理有阻礙跨洋殖民的潛力，卻無法成為跨洋殖民的驅力。
政治體之間與內部的分裂，以及歐洲知識份子的高度流動，大大增加觀念市場的規模。宗教改革令北歐有更多人力資本累積與較高職字率，培養出工作倫理，特別在英格蘭營造對科技創新有利的環境，專注於經驗主義與強調效用。在中華帝國，國家政策取決於中央集權政府偶然的偏好，支持獨尊穩定與延續性的正統學說，在結構上不利於破壞性創新。
拉丁歐洲的強大政治體同樣致力於維持現狀，只是在多中心主義下失敗。歐洲在近代早期知識突飛猛進，奠基於分裂維持牢不可破。英國工業啟蒙運動來自學者與製造者間的連結，商業菁英主政，追求改良心態漸變成一種流行。英國主權與財產權得到保障，既促進革命性科技創新，確保國際貿易進行，同時順利取得國內煤礦，這都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缺少孕育出制度多樣性、資源競爭與創新的長期列國體系，英國的成功就不可能出現。
在後記，作者指喀爾巴阡山脈與阿爾卑斯山脈、草原騎馬戰士，以及或許還有基督教，三者以非常特定方式互動，孕育現代性誕生的環境。羅馬帝國對世界最重要的貢獻可能是信仰基督教，但也可能即使沒有基督教，歐洲同樣會走向現代化。我們今日熟悉的世界可能都不是由羅馬塑造。在通往現代性之路，競爭性分裂比羅馬殘餘的統一文化更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