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講述二戰結束後歐洲的破壞、復仇、種族清洗與內戰。這些主題經常在往後的敘述略過或故意不提，尤其在東歐，也受到政治與其他原因扭曲。
二戰造成的破壞前所未有，規模難以想像。數以千計城市與城鎮嚴重摧毀，村落社群與基礎建設消失，農地被故意焚燒，交通建設重創。直接死於二戰的歐洲人數達三千五百至四千萬人，越往東死傷越慘重。眾多社群空無一人，猶如亡靈的國度。最顯眼的缺席是猶太人，同樣在東歐格外明顯，波蘭部份地區猶太族群幾乎全部被殺。幾乎所有歐洲人都感覺到男性的缺席，許多孩子與家人失散，成為戰爭孤兒。數千萬人體驗與親友摯愛生離死別，穩定的概念一去不返，讓整個歐洲四顧茫然。
二戰讓大量人口流離失所，有項估計指有四千萬人在戰時離開家園。隨著戰爭步向結束，大批軍民返鄉，盟軍無法處理數十萬難民。不同軍事政府與救助機構提供協助，六個月內遣返大部份難民。戰時人口整片連根拔起變成常事，為戰後歐洲族群驅逐提供模板。
饑荒在戰時侵襲各國，納粹更故意讓東歐人飢餓。戰爭結束後，歐洲糧食供應並沒有好轉。官方配給有時低於每日一千大卡，不到成人所需一半。食物問題不只是生理需要，也有其精神面向，讓人在欲望驅動下幾乎失去理智。為了生活所需，放棄各種道德底線變得合情合理，賣淫不再難以接受，偷竊與劫持橫行，黑市買賣少有人視為犯罪，暴力變成日常生活，性侵在戰後繼續氾濫。
戰後各種運動與理想主義從每個階層爆發，表示歐洲社會並未完全失去希望。戰後歐洲渴求戰時英雄故事，表揚本國同胞，在被納粹佔領的國家尤甚，以忘記戰時有人通敵的難堪事實。這些故事也提醒那一代人，戰後歐洲生活多苦，都遠比他們推翻的暴政好。「團結」是當時的流行語，各國合作的理想成為日後歐洲國家建立正式夥伴的基礎。戰後權力真空帶來社會變革，為工人與農人帶來戰前無法想像的解放。
在戰後暴力與混亂的氣氛中，有人會訴諸「私法正義」，幻想透過復仇撥亂反正。集中營解放後，納粹暴行公諸於世，激起道德怒火，讓盟軍未來幾個月做任何事都取得正當性。士兵與集中營獄囚對任何德國人復仇，都得到盟軍默許或鼓勵。
戰時德國大量關押囚犯為奴工，殘酷對待他們。戰後在德國的奴工爆發，大肆搜刮食物、酒精與女人。盟軍為維持治安將這些外勞趕入營區，等候遣返，軍事化處理營內流離失所者，惡評如潮。聯合國善後救濟署接手後，鼓勵難民的方向感與自我價值，但時間有限，難民創傷太深，難以醞釀成果。
盟軍在1945年對待德國戰俘的做法引起很大爭議。美國的戰俘營只有少量帳篷，大體上戰俘只能日曬雨淋，缺乏毯子與衣物，沒有地方盥洗，食物與食水供應有限。更恐怖的是歐洲東部，蘇聯的德軍戰俘經常被逼「死亡行進」，路程一星期以上，期間經常不供應飲食。超過一百萬蘇聯俘虜死於關押期間，在南斯拉夫戰俘死亡比例是五分之二。蘇聯對德國人的恨意受官方宣傳，戰俘待遇與納粹德國的奴工無異。
在東歐，戰時德語人口享盡特權，戰後則成為東歐各國復仇對象。布拉格解放後，游擊隊搜捕德裔毒打強暴，偶爾大開殺戒。捷克當局經常譴責對各地屠殺德裔事件，但不忘在終戰一週年特赦「單純算帳」行為。多少德裔死於戰後捷克斯洛伐克不得而知，各種計算都有人質疑，作者認為大致有數萬人。德裔人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強徵工作，不時以模仿之前納粹對待猶太人的方式被羞辱。
在波蘭，數千德國人被送進某懲戒營勞改，不時被痛毆，沒有充足食物與適當盥洗設施，傷寒斑疹爆發後，患者被強逼留在人滿為患的營內。類似情況廣見於波蘭許多營區與監獄，獄囚受到各式暴力對待，甚至直接被殺害。女性會例行遭性侵與毆打，與自己的孩子拆散。對於波蘭囚禁營的相關統計數字，波蘭人要壓低死亡人數，德國則盡可能誇大數據。
作者強調，戰後對德語人口的暴行，並不能與納粹屠殺猶太人相提並論。戰後這些暴行並沒有波蘭當局背書，虐待犯人的波蘭人確實受罰，這與納粹官方滅絕政策所造成的大規模屠殺，在質與量都無法相比。
戰時歐洲各國中與德國合作的人，在戰後成為民眾痛恨的通敵者，被視為「非人」。各地的通敵者會被草率處決、虐待、侮辱。盟軍與新上任政府不能容許民眾動用私刑，影響自己的權威。西歐政府以替換警員恢復警方正當性，勸誘前反抗者繳械，不少國家也宣告對之前的反抗軍活動特赦。
歐洲各國新政府希望向民眾展示國家有能力落實正義，大張旗鼓推動法治與組織改革，但各國成效有別。比利時、荷蘭、丹麥、挪威的反抗勢力放手交給政府，但在法國、意大利、希臘、東歐部份地區，游擊隊與民眾比較熱衷自行正義，主要原因是對主政當局缺乏信心。
通敵者在不同國家法庭受不同待遇、法庭傾向對窮人與年輕人嚴酷、通敵標準難以準確定義，都阻礙歐洲尋求正義。祭出重典報仇，也不符合任何一國的利益。政治人物更希望以團結迷思做好重建。堅持團結產生的戰後迷思，是二戰中所有邪惡都是德國人負責，他們是唯一的壞人，這就讓歐洲其餘國家都可以免責，共同分享「勝利」。
在全西歐，與德軍同床過的女性會被視為叛徒，成為宣洩民怨的出氣袋。這些女性會被當眾剃頭，被逼裸身遊行。儀式本身變成歐洲重拾「陽剛」氣質的表現，也不時帶有性意味。對女性當事人唯一的安慰，是西歐的剃髮比東歐隨處可見的性侵相對溫和許多。
戰後父親為入侵德國士兵的新生兒在社區不受歡迎，一小部份會被母親所屬社群殺死。這些孩子國籍在法律上歸於父系，被出生地視為心智有問題，被老師與同學排斥，經常受繼父虐待，甚至被自己的母親否定。後來由挪威政府贊助的研究指，這些孩子日後死亡率偏高、離婚率偏高、健康狀況較差、教育程度較低、收入較低、自殺率偏高。
在當時環境下，戰後復仇讓個人與群體得到抒發，不再只能袖手旁觀。親手復仇讓民眾感到正義沒有死透。較不暴力的復仇形式在當年被認為對減少流血有功。社群在復仇下團結，不再感到那麼無力。二戰後的復仇問題一直極具爭議，至今仍供人進行政治操作。作者指，事情真相是戰爭造成無人可逃的道德泥沼，所有人都有受害者與加害人的雙重身份。有時復仇不單是為了復仇，而是一種達成更極端目標的工具，其中之一就是戰後的種族清洗。
種族戰爭是二戰在歐洲發展的重要因素，不少人必須從各族裔中自行選擇，這攸關他們未來的待遇。戰爭結束沒有結束族裔認同的選擇，族裔衝突一直持續，變成區域以至國際之間的對立。戰時身分證上的證明，讓整群人口在戰後被驅離他們數百年的故鄉。
在德國的逼害結束後，猶太人發現歐洲的反猶氣氛不減反增。許多猶太人踏上歸鄉之路，卻發現官方表現冷淡，民眾對他們沒有同理心，不希望聽他們的遭遇。當各國一心希望重建跨國情誼，所有人對猶太人見死不救這一事實會顯得非常諷刺，提醒歐洲整個社會在戰時的軟弱無能。為了忘記過去，歐洲索性假裝戰時猶太人的遭遇很一般。
更灰暗的理由是，特別在東歐，猶太人戰時被抓後，土地與房產常被當地政權與居民瓜分。戰後倖存猶太人回鄉，對佔便宜的人而言，是已成自己財產的東西被索回。特別對於窮人來說，這種相對剝奪令他們對猶太人感到憎恨。各種暴力與非暴力形式反猶行為在匈牙利與波蘭橫行，當地共產黨政權則對此裝聾作啞。
東歐猶太人在面對反猶暴力下大量轉向西逃，1948-50年間東歐猶太人離國總數至少將近三十萬人。這些猶太人短期前往德國、奧地利與意大利，最終則是到英美或錫安主義者推動猶太建國的巴勒斯坦。美國對英國施加相當外交壓力，逼使後者接納十萬猶太人在巴勒斯坦落腳。1947年11月底，聯合國表決通過巴勒斯坦一部份交由猶太人作建國之用。1948年，以色列立國，歐洲部份國家猶太人人口在此時已大幅減少。
戰後民族主義暴力重心轉移至其他少數族裔。波蘭與烏克蘭武裝部隊戰時已在邊境互相執行種族清洗，在戰後也沒有停止，雙方廝殺造成成千上萬軍民死傷。蘇聯的解決方案是將兩國民族徹底分開，波蘭人就住在波蘭，烏克蘭人就住在烏克蘭。兩國定下的國界並非舊有國界，而是整體向西移。蘇聯將兩國少數族裔大量遷徙，過程不乏涉及波蘭與烏克蘭的暴力。1947年底，留下或返回波蘭的烏克蘭裔被送到波蘭西部新領土，原有村落人口被故意打散。波蘭烏克蘭裔被逼放棄民族認同，徹底受波蘭同化洗禮。
波蘭新得西部領土來自德國東部與東普魯士，當地人口組成幾乎都是德國人。這些德國人在二戰一結束就開始被波蘭與蘇聯驅趕，同時捷克也忙於將蘇台德地區德裔趕出邊境。德裔一路上遇到騷擾、搶劫、性侵、毆打，在驅離初期因缺乏交通工具只能徒步而行。到火車通行後，德國一方的證言指車廂過載、糧食不足、火車長時間延誤。
1945-49年間被驅離的德裔估計總數有1,173萬人。在德國，蘇聯佔領區在戰時破壞嚴重，值錢的東西變成蘇聯戰爭賠款，難以應付數百萬計難民；英國佔領區與驅離國家沒有接壤，有較多時間準備；美國佔領區持續接納各國難民，無法為所有難民提供生活所需。許多被驅離德裔持續留在難民營，經歷社會與心理問題，失去家鄉的身份，無法適應新環境。他們的「故鄉」被新政權的民族主義神話改造，被說成是該國自古以來的領土。
作者重申，波蘭與捷克人不是憑空希望驅逐德裔，主因是他們在戰時德國種族政策下受到的殘酷對待。比起納粹，波蘭與捷克的意識形態遠為溫和。驅離也有出於實務考量，預防民族間衝突的一面。現今覺得駭人聽聞的事情，在大量遞解人口是家常便飯的時代背景下，也變得令世人可以接受。
除了德裔被驅離，匈牙利人被斯洛伐克驅逐、匈牙利與羅馬尼亞人互相驅逐、阿爾巴尼亞裔查姆人被希臘驅逐、羅馬尼亞裔被烏克蘭驅逐、意大利裔被南斯拉夫驅逐、芬蘭人被逼撤離割讓給俄羅斯的領土、保加利亞人驅離土耳其裔與吉普賽人，都是戰後背景下的一部份情況。東歐完成對自身的種族清洗，文化多樣性急速消失，由單一文化民族國家取代。
在南斯拉夫，出於意識形態教條，戰後政府被逼假裝族裔問題不存在。戰前與戰後南斯拉夫一直是歐洲暴力最肆虐的地區，族裔仇恨被各方山頭納為己用。戰時克羅地亞、塞爾維亞、波斯尼亞人互相兵戎相向，君主主義者與共黨游擊隊會戰，佔領南斯拉夫的德國與意大利鼓動國內不同團體互相仇殺。德國撤走後，克羅地亞人為主的親納粹軍隊被英國交到南斯拉夫游擊隊手中，估計有五至六萬人在戰後結束時被殺。
作者指，南斯拉夫暴力事件並未比歐洲其他國家更加殘忍。巴爾幹半島是一種象徵，背後代表整片歐陸人性泯滅。南斯拉夫特別之處，是同時匯集本書提到的每一主題︰報復心態、掩蓋戰時嫌隙、法治崩潰、不信任警察與司法、追求私刑正義、戰俘集中營、驅逐少數族裔。此外，南斯拉夫的暴力出於政治性動機，以逼使克羅地亞與斯洛文尼亞重回南斯拉夫，同時鏟除保王派。
戰後西歐社會大同氣氛在戰前難以想像，反觀在東歐以往的多元混居大受打擊，鄰人互相仇視。東西歐差異有長期歷史原因，尤其是舊俄與奧匈帝國瓦解令東歐少數族裔問題難以解決。同時，在東歐戰爭與納粹煽動種族間的恨意，猶太人大屠殺讓民族團體學會如何進行大規模謀殺，有機會親手執行種族滅絕。這些事件不在西歐視線之內。
戰後各政權的責任同樣無可推卸，西歐透過制度與以身作則表現出族裔間如何和諧共處，民眾忙於處理當局提倡的世界主義。蘇聯及其衛星國則一致推動少數族裔的逼害，設法將仇恨納為己用，製造流離失所者以便控制，引發混亂以進行革命宣傳，空出的土地與物業分給工人與貧戶以掌握他們的忠誠。
二戰不是一場整齊劃一同盟國對軸心國的戰爭，在歐洲各地，地方性質的武裝衝突隱藏在衝突主線之下，或是出於階級與政治立場歧異，或是出於種族或民族主義的水火不容。在法國，戰爭後期法國分為盟軍解放的北部與東南部、法國人自力解放的中央與西南部，以及東部與大西洋沿岸繼續由德國短期佔領的地區。反抗軍分成希望回復法國戰前面貌，與希望徹底社會革命兩邊陣營。在意大利南部，村莊剛獲解放，村民就開始反抗地主，宣佈脫離意大利成立共和國。新當權政府進行鎮壓，將土地交還地主。
戰後民眾渴望改革，導致歐洲產生數十個新政黨與數百份報紙，倡議社會改革。共產黨在後來的鐵幕西邊受到部份歡迎。意法兩國的共黨游擊隊不聽黨領導指揮，自行定義正義，少數人對傳統敵對階級，如警察、工作東主、貴族圈、神職人員，以至民主派的對手，發動小規模肅清行動。意大利「死亡三角」(波隆那、雷喬艾米利亞、費拉拉)成為政治暴力中心。部份地方共黨領導堅持暴力路線，認為革命蓄勢待發。
暴力持續滋長共產黨已失控、甚至是有組織背後操縱的恐懼。在北意大利，右翼與中間偏右政黨藉左翼恐懼為自己宣傳。東歐共產黨全面復辟，讓中間與右派人士害怕法國與意大利同樣會被共黨奪權。政府以重手反擊，法國全面動員維持秩序的部隊，意大利政府大批逮捕工會分子、前游擊隊員與共黨成員。英美在意法有大量駐軍，讓共產黨奪權只是一廂情願的幻影。1949年，南意小農發動第二輪土地佔領，範圍比上一次更大，但遭到的鎮壓更為殘暴。
在希臘，共黨主控的解放陣線是戰時勢力最強的游擊隊。英國人與史大林協議，戰後由英國控制希臘。英國支持希臘國王回歸，允許任用戰時通敵者。解放陣線不願放下武裝，英國在希臘駐軍有限，無法逼使各方走向談判，政治陷入僵局。1945年1月，衝突演變成戰爭，希臘走向內戰。英美為了反共「兩害取其輕」，支持右派逼害左派。暴力循環反覆，至1949年希共失去國外支援，內戰結束，左派陣營徹底崩潰。
希臘內戰劃定鐵幕的南界，讓西歐共產黨看到沒有蘇聯支持試圖自行奪權的下場。美國因為希臘內戰被拉回歐洲，認清孤立主義不再是選項，採取圍堵政策，推行「馬歇爾計劃」援助特定國家。蘇聯被美國的大動作激怒，施壓讓準共產主義國家不參與「馬歇爾計劃」，並正式控制歐洲其他共產黨。希臘內戰帶來的國際反應構成冷戰序幕。
東歐共產黨奪權時心狠手辣，最典型的國家可能是羅馬尼亞。1944年，羅馬尼亞軍事獨裁政權因政變倒台。之前在政壇不屬於關鍵角色的共產黨在政變後迅速反應，首先抵達王宮，製造自己是政變策劃者的形象。停戰後盟國決定羅馬尼亞由蘇聯管理，對共產黨相當有利。
政變後羅馬尼亞經歷三個短命政府，每次政府改組共產黨都爭取到重要職位。1945年初，共產黨組織示威抗議，要求政府下台，背後有蘇聯武力支持。羅馬尼亞共產黨主導政府後快速拆除國內民主，系統性肅清與重組政府機器，建立警察國家根基，摧毀新聞自由與獨立司法，恐嚇選舉對手，偽造選舉結果當選。反對力量逐漸被清除，國王被逼流亡。史大林化政策在全國推行，教育受到整肅，教會被剝奪資產，私有財產制遭罷黜。土地改革四年後農場全面集體化，計劃全面失敗，導致全國嚴重缺糧。原本要建立羅馬尼亞民主那場政變，最後在蘇聯陰影下變得比推翻的軍事政權更為獨裁。
東歐共產集團國家幾乎都被蘇聯軍隊佔領過。即使紅軍沒有實際出手，仍隱約扮演一種威脅，有助當地共產黨奪權。蘇聯政治警察內部人民委員會實際參與剷除各地政治威脅。在蘇聯控制盟國管制理事會的國家，蘇聯濫用權力確保共產黨政策獲執行，讓共產黨人控制政府。
共產黨透過滲透工會組織，有能力組織大規模罷工，讓共產黨在高層有武器對抗政敵。戰後初期，各路共產黨大量招募黨員，不問出身，接受盜匪、前朝成員、眾多看風向的「同路人」加入。共產黨控制媒體，抹黑政敵，以「薩拉米香腸戰術」結盟與分化，逐片切除政敵。共產黨從未在公平選舉中取得過半數勝利，改為訴諸蠻力，恐嚇與暗殺對手、剔除不合意的候選人、威脅選民，以至在計票時動手腳。最初共產黨的訴求保守，等到在完全控制政府後顯露較極端的目標，例如企業國有化與集體耕作，並展開可怕的內部肅清。
1944年秋天，紅軍橫掃波羅的海諸國後，數以萬計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人開始匿藏生活，以逃避紅軍徵兵、政治逼害、遣送出境、集體耕作等蘇聯政策。當中有組成軍事化單位對抗紅軍的組織，例如立陶宛人在1940-50年代的抗俄起義。反抗軍陣營資源匱乏、人員戰損過高、缺乏一致全國性戰略。蘇聯則以恐怖作戰對付反抗軍，刑求被捕的游擊隊員，對住家與農場縱火。偽裝游擊隊被用於抓捕真正的游擊隊，前游擊隊員也被特赦引誘成為蘇聯臥底。
大部份游擊隊在加入兩年內回歸為一般平民。游擊隊成員當中也有人於戰時參與過反猶騷亂與屠殺。當游擊隊已無力與蘇聯軍方對峙，轉向民間目標後，在社會上的支持不斷降低。隨著時間過去，游擊隊在打一場不可能贏的戰爭這事實越來越明顯，多數民意只希望暴力盡快停止。在被逼選邊站下，不少人寧可犧牲民族主義理想，以換取生活上的安定。在土地改革、驅逐出境政策與小農隨農業集體化而消失後，游擊隊的草根支持被毀，1956年後消聲匿跡。
1960-80年代，波羅的海國家民眾持續抗拒蘇聯，游擊隊故事持續被歌頌。1990年代初，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從蘇聯獨立後，民眾回望這些森林兄弟，會覺得他們是民族的驕傲。
二十世紀後半，歐洲政治左右極化，擴張成全球性的壁壘分明。冷戰的戰場在爭取民心，為此雙方無所不用其極。從媒體操弄、暴力脅逼，以至關押政治犯。對歐洲人而言，這種新型態戰爭既突顯歐陸是世界舞台爭奪所在，也反映對自身的命運無能為力。歐洲仍然是主戰場，但歐洲人則成為兩大強權手中的棋子，只能任人操弄。
二戰讓整個歐陸在行銷仇恨，在戰爭看似結束後，歐洲人有太多理由不去愛你的鄰人。二戰中不少暴行與領土無關，而是牽涉到種族與國籍。在各主支線混雜的戰爭中，德國人只是其中之一，因此他們失敗不能讓一切暴力同時劃下句點。涉及種族、國族、政治立場的衝突，在納粹投降後仍然持續。
戰後歐洲忿恨難平的氣氛營造出革命溫床，仇恨是共產黨在歐洲成功的關鍵。民族主義者也利用二戰燃點的緊張關係，在戰後進行種族清洗，出於冷戰需求而停止。冷戰結束後，民族主義問題重新浮現。南斯拉夫爆發災難性內戰，反猶主義再度蠢蠢欲動，當年被驅離者的後代要求遷居到他們從沒親眼看過的祖地。
歐洲各國都有自己關於二戰與戰後的國族迷思。作者指，這些迷思的問題是，它們無可避免會與他人的迷思衝突。一個人的報應，可能是另一個人的正義。國族迷思似是而非，讓事物糾纏不清至再也無法釐清。各國宣傳自己的統計數據，詆譭對手的數據，但對真正的史實並不關心。
作者提出，仇恨會被撩起，不是因為人們記得那些罪惡之事，而是因為那些罪惡的回憶遭到扭曲。記憶不是問題，有問題的是以訛傳訛或選擇性記憶。所有人共同的錯誤，在於對戰後當下那段歲月長期忽視、誤解、濫用。過去的暴行有其歷史的時空背景，其責任永遠不會只在其中一方身上，而是必須由牽涉其中的所有人共同分擔。人們必須揭開真相，力求數據準確，讓史實安歇，不讓歷史被誰利用來毒害現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