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帝國之間、民國之外》，內容是1914-41年左右新加坡與香港華人在政治、商業及人口與中國互動的歷史。當時海外華人與中國的互動沿著三條主軸︰英帝國與日本帝國較量、中華民國的民族主義，以及海外華人的籍貫與語言。
以人數計，新加坡華人數目由1911年約二十二萬人升至1931年約四十二萬人，以閩人最多。香港華人則以廣府話粵人最多，四邑話粵人其次。在1931年，廣東省與香港出生者佔香港絕大部份人口。
在新加坡，經濟特許權與租稅農場具壟斷性，土生華人容易變成效忠英帝國的菁英。同時，新加坡華人透過管理與招募華人移工，成為華人社區領袖，與南來勞動移民關係密切。
在香港，華人社區領袖的華商來自廣東省，以東華三院在華人社會中聲望甚高。1913年香港華商總會成立，並沒有取代東華三院的社會功能。前者協調不同華商團體的利益，後者著重慈善事業。
1920年代前半葉，反帝國主義蓋過海外華人實業救國式民族主義主張，強調華洋有別。廣東反帝國主義浪潮影響香港工人，香港華商與勞工關係不免削弱。在新加坡，鄉緣與語言連結沒有被削弱，各幫商人仍能維持影響力。
1925年省港大罷工，廣州國民政府嘗試將之指定為對抗英國在華南的利益。「不愛國」的海外華商「同胞」同被視為敵人。廣州國民政府希望能從反英抗爭中獲得好處，香港或會因罷工失去華南轉口站的經濟地位，並由廣州取代。直至1926年，蔣介石聯同右派對付黨內左派，到10月香港與華南恢復貿易。
新加坡華人並沒有跟隨香港反抗英帝國。直至省港大罷工結束後的1927年，新加坡爆發反英運動。運動平息後，國民黨左翼在南洋發展，以海南島新移民為主。反帝國主義鬥爭仍以按籍貫與語言劃分的「幫」為骨幹，各幫對立反而緩和幫內的階級矛盾。
1930年代前半葉，廣東是反蔣大本營，香港捲入英國、南京與廣州三方的政治角力，廣東與香港的關係相對融洽。新加坡則成為支持南京國民黨政府的海外基地。海外華人對民族主義的表達，已從實業救國變成配合南京政府關稅政策，以及捐款支持中國對日戰事。
在全球大蕭條後，新加坡橡膠業、膠鞋製造、英國貨進口與轉口，都受日本商業勢力擴張影響而萎縮。閩南與潮州社群逐漸由生於中國或認同中國的工商界人士主導。在香港，大蕭條後歐亞貿易銳減，寶安商人勢力受挫，以粵港貿易起家的香山與四邑商人勢力崛起。
自1928年起南京政府推行國貨運動，以關稅保護國內工業。新加坡與香港製造的產品不被視為國貨，但在1932年渥太華會議後享有英帝國進口稅優惠。粵港華商在1930年的策略，是在廣東設廠免受中國國貨運動關稅政策影響，在香港出口成品以享受英國特惠關稅。
中日戰爭爆發後幾年間，香港成為中國聯繫外界的唯一據點，有七百間上海廠在香港重新投產。1939年起，中國政府開始向香港製造商頒發國貨證明書。香港享有英國特惠關稅優惠，是國民政府重視香港的原因之一。
在杯葛日貨運動中，1928年新加坡有效動員反日，但經過到1928-30年沈寂後，新加坡日貨銷售反彈程度卻高於香港。香港自1928年後一直有排斥日貨之勢。至1937年後，新港兩地的日貨銷售都在下降。
因英倫本地商人的訴求，英政府決定犧牲香港華商利益，提高香港出口品獲特惠稅的標準︰需要使用英國原料，以及紡織與成品製造在英帝國領土內完成。新要求難以達成，令香港製造業大受打擊。英國戰時貨幣政策亦限制香港製品出口至新馬，香港至馬來西亞的出口貿易大受打擊。1939-40年間，英國本土市場供應來源因戰爭而減產，英國成為香港工業品主要出口市場。
1930年代南京國民政府與各地方競爭，對中國民族主義有不同詮釋，令海外華人按族群網絡需要選擇自己喜好的民族論述。1933年十九路軍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後稱為閩變。新馬閩僑看法各異，意見尚未一致，福建人民政府已在數月內瓦解。
同為1933年，廣東主政者陳濟堂號召建設新廣東，得到港澳商人集資響應。1936年，陳濟堂批評蔣介石對日政策，後稱為兩廣事件。同年陳濟堂被解除軍政職務，移居香港。
在日本控制中國大部份海岸線，國共聯合陣線之後，海外華人政治取向並未趨於一致。國民黨分裂令部份海外華人對重慶政府轉趨保守。國民政府統制經濟亦困擾從事中國貿易的海外華商。
作者總結，各地華人與其後代或有共通之處，亦被外界歸類為同族，但其身處社會與文化脈絡，已形塑其獨特的在地認同。南洋華人自稱華僑，但不完全跟從中國大陸的政治領導。南洋是一個獨特的政經與文化空間，以香港與新加坡為兩軸，香港連接廣東，新加坡連接福建，同時兩地亦聯繫日本帝國的商業網絡，形成華商跨域活動的匯集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