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夢遊者》，講述歐洲如何走向大戰。本書首先提及塞爾維亞1903年發生軍事政變，國王被暗殺，民族主義情緒自此更為高漲。政變後塞爾維亞與奧匈帝國關係變得疏離，與法國關係更加密切。1908年奧匈帝國吞併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後，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對奧匈帝國更為憤怒，支持採取激烈行動，也與俄國及法國進一步親密。塞爾維亞政府在1914年塞拉耶佛事件與的角色撲朔迷離，但事前很可能知情。
自從被驅逐出意大利與德國後，轉為二元體制的奧匈帝國將焦點放在巴爾幹地區，不免與俄國針鋒相對。俄國在1905年日俄戰爭戰敗後，也對巴爾幹地區更為著緊，以斯拉夫民族的保護者自居。巴爾幹戰爭後，奧匈帝國在巴爾幹地區的地位日益衰退。帝國就如何應對出現分歧，斐迪南大公計劃改革帝國體制，避免對抗的外交政策，而總參謀長康拉德則堅持以戰爭解決。假如斐迪南大公不是被刺，奧匈帝國與塞爾維亞的關係當時看來正在改善。
歐洲從1887年多極形勢演變成1907年的兩極化，1887年除德意奧三國同盟外，也有德俄再保險條約與英義奧地中海協定；到1907年三國同盟中意大利已貌合神離，英法俄則互為聯盟，一戰的陣營對壘已經成形。1894年形成的法俄同盟中，法國著眼點是德國，但俄國重視的是奧匈帝國向巴爾幹地區擴張，以及德奧與英德的交往。法俄同盟的重要，也在於同盟不再只是用於制衡他國，而是以軍事協定對抗共同敵人。
法俄同盟後，與英國在殖民地的糾紛成為法國對德政策的考慮因素。假如德國願意歸還1870年佔法領土，法國政客也考慮過與德國友好。但德國在反英政策上猶豫不決，也不願放棄佔領的阿爾薩斯—洛林，法國轉為以埃及換取摩洛哥利益而與英國交好。
1901年後，英國認為俄國在遠東形成威脅，促成後來的日英同盟。為瓦解法俄同盟，英國在殖民地問題上向法國示好，1904年簽訂英法協約。1905年日俄戰爭俄國戰敗，令防範俄國對印度的威脅不再有必要。對英國而言，直至1905年，德國的威脅只是伴隨著法國與俄國而來，與德國對抗不是英國的外交重點。
俾斯麥為避免反德聯盟出現，避免參與殖民地爭奪，但代價是在世界其他地區變成局外人，而且容易因為失誤導致國民對政府不信任。其他國家可以用殖民地利益與他國交換，但德國缺乏這種本錢。法俄軍事協定後，德國發現自己與俄國或英國交好都難以實行。德國無法削弱法俄同盟關係，而當德國致力在歐洲以外擴張利益，不可避免造成英國的抵觸。面對外交孤立，德國的政客選擇加強實自身實力，建立更強大的海軍，提高自身影響力，卻未有預見國際環境如何令德國逐步處於劣勢。
日俄戰爭後，俄國以至所有國家都從周邊地區重新聚焦於歐洲大陸，極為限制德國的自由。1905年摩洛哥危機，德國拒絕法國的提議，堅持召開國際會議解決問題，卻發現英國、意大利與西班牙已被法國的領土補償收買，不支持德國對摩洛哥警力與經濟機構國際化的提案。1907年英俄就東方殖民地爭議簽署協定，顯示英國為殖民地利益捨棄德國而與俄國建立關係。德國陷入孤立不是因為咎由自取，而是國際形勢轉變的結果。
當時歐洲各國的外交政策出自政府內部不同部份，受派系與職能衝突、財政限制與輿論左右，方向搖擺不定。即使在俄國，獨裁也無法強逼人們接受沙皇意願，這種狀態滋長黨派勾結。德皇威廉二世經常突發奇想，觀點不時矛盾，動機模稜兩可。其大臣試圖讓他與重要決策過程保持距離，無法對外交政策方向有決定作用。奧匈帝國的外交政策不是出自皇帝的決定，而是外交部、外圍派系與遊說團體互動中產生。
國王與皇帝的存在，令核心決策過程一直處於不確定狀態，也令國內內部關係的界線變得模糊。俄國外交大臣、大臣會議主席與其他會議成員，都可以透過直接向沙皇提出意見影響外交政策。
法國外交部有更大自主權，但外交部長權力不大，而且經常更替，讓「中央」官員能影響外交事務，並透過向媒體洩露資訊左右決策。而當中央失勢，外交部鷹派在1911年引起第二次摩洛哥危機。
德國在聯邦體制下，外交大臣角色很大程度由帝國首相承擔。當首相處於弱勢，外交政策主動權會傾向於高官手中。大多數高層官員合作避免德皇對決層造成威脅。
英國外交大臣格雷不用擔心王室的干預，在位時間長，對外交政策大權在握。格雷與同夥致力推動德國威脅論，但戰前幾年英國輿論逐漸偏向親德。格雷回應的方式是秘密行事，公開場合否認英國有義務向法國援助，與法國協商時卻承諾戰爭爆發後提供軍事支援。這種做法令法國與德國對開戰之後，英國會否採取行動有不同判斷。
決策機構不同利益令歐洲國際體系內溝通更複雜與不可預測，尤其在危機爆發時。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機中，法國總統與外交部鷹派意見分歧，總統試圖繞過外交部與柏林密談，這讓德國對解讀法國的行動更為不確定。
德國外交事務當時由外交事務秘書控制，他只希望能夠保障德國的利益，並在法屬剛果得到領土補償。在媒體與民族主義聲音介入後，外交事務秘書無法控制輿論，也受到德皇批評。德法條約最終落實，但受到兩國國內的批評，而德國政策搖擺也加深法國對德國的誤解。
危機期間英國暴露出內部嚴重分化。自由黨內閣認為法國要對危機負主要責任，規勸法國讓步。以外交大臣格雷為首則堅定反德親法，成功以德國將獲得大西洋港口的未來說服內閣，鼓動海軍的不安，並向德國傳遞強硬挑釁的訊息。由於英國議會政治黨派結構，以及格雷得到保守黨支持，令格雷面能夠面對媒體攻擊。然而格雷也必須面對如何滿足法國要求，又同時說服內閣中非干涉主義者的問題。
戰前歐洲各國政府軍人與文官的衝突重點在於錢，即政府資源應該用在何處。俄國財政大臣與軍政大臣針鋒相對。德國財政大臣經常拒絕參謀總長的資金要求。英國自由黨內閣主張削減軍事開支。奧匈帝國雙元政體阻礙軍事發展，軍事開支相對比例較低。法國文官在德雷福斯案後指責軍方，在1905年推行兵役年限從三年減少至兩年。
戰爭爆發之前幾年，各國又朝著軍方的意願轉變。法國政策與輿論主導的重組令政府支持軍方，1913年恢復三年兵役。德國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機後倡導增加軍事開支者逐漸壓倒對手。俄國首相在大臣會議與沙皇要求下，也不得不批准軍事開支。軍人與文官各自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施加影響，持續成為列強之間關係不明朗的原因。
戰前幾十年，公共領域與國際關係事務的公開討論迅速擴大。在議會體系，積極宣傳可變成選票，消極的報導則可醞釀反對聲音；在更專制的體制，民眾支持民主不可或缺的媒體。歐洲外交常以半官方報紙與導向性文章檢測輿論情況，效果取決於讀者的懷疑程度。媒體成為僅次於外交人員的國際溝通方式，能在不被承諾束縛下進行恐嚇或鼓勵。
媒體雖然無法成為輿論的唯一管道，但至少會對政府傳達輿論的觀點與趨勢。沙文民族主義報刊之間互相敵對，有可能威脅國際關係。各國主流媒體都高度警戒並互相監視對方媒體。戰爭爆發前幾年媒體營造出一種「心態」，令人相信戰爭不能避免，社會應為戰爭做好準備。這種心態難以評估，在不斷累積的情緒中，文官領導者對列強之間戰爭是災難一事保持緘默。
1903至1914年，君主混亂干涉、軍人與文官關係含混不清、政客之間對抗、內閣不團結，加上媒體對危機與安全問題的煽動與批判，令這段時期歐洲各國的國際關係空前不確定，為政客對國際環境的分析造成障礙。不同勢力在不了解彼此意圖下，展開持續而急切的交往，過程中缺乏自信與信任，充滿敵對與偏執。在充滿潛在衝突關係的環境中，當雙方都由鷹派主導，意外而迅速的事態升級將難以避免。
1911年意大利攻擊利比亞令地緣政治失去平衡。意大利毫無理由進攻鄂圖曼帝國在非洲的領地，引發巴爾幹國家舉兵向鄂圖曼帝國攻擊。鼓動意大利的不是奧匈帝國與德國，而是用以撼動三國同盟的俄國與英國。意大利成功令鄂圖曼帝國滿足其要求，也反映出歐洲親鄂圖曼聯盟全面瓦解。
1912年10月，第一次巴爾幹戰爭爆發，巴爾幹國家迅速獲勝。巴爾幹國家勝利後對如何瓜分領土無法達成一致，特別是塞爾維亞與保加利亞在馬其頓的紛爭。1913年7月，兩國爆發第二次巴爾幹戰爭，保加利亞戰敗，失去第一次巴爾幹戰爭大部份領土。
俄國在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中搖擺不定，希望塞爾維亞與保加利亞聯盟能令俄國控制巴爾幹半島。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之後，俄國不得不抉擇應該支持保加利亞還是塞爾維亞。第二次巴爾幹戰爭中，俄國默許羅馬尼亞加入塞爾維亞，明確表示支持塞爾維亞反對保加利亞的立場。保加利亞不得不投向德國，接受德國提供的貸款。到1914年，羅馬尼亞由奧匈帝國轉投俄國。
第一次巴爾幹戰爭爆發，代表奧匈帝國之前的巴爾幹政策已徹底破滅。奧匈帝國設法阻止塞爾維亞在戰事中正式取得阿爾巴尼亞。國際會議確認阿爾巴尼亞成為獨立國家後，巴爾幹地區卻再度爆發戰爭。戰後塞爾維亞領土大幅擴張，其軍隊再次在阿爾巴尼亞領土挑釁。1913年10月17日，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才讓塞爾維亞撤軍。這次僵局令奧匈帝國認為，最後通牒確實有顯著效果，塞爾維亞只會在威逼下撤退，軍事實力大於一切。
巴爾幹戰爭揭示奧匈帝國處於孤立，它與俄國在巴爾幹地區敵對，其他列強則對此事冷漠。英法兩國政府出現奧匈帝國落後時代、必將滅亡的聲音。德國的支持並不熱絡。德皇立場不斷轉變，德國在巴爾幹問題也不願反對俄國。奧匈帝國面對孤立感與不斷挑釁，越趨傾向採取對抗軍事威脅的政策。由於帝國負擔不起和平時期戰略徵兵的策略，應對危機的靈活度大為降低，戰略選擇沒有那麼多細微差別，只有和平或戰爭。
1912年，時任法國總理與外交部長普恩加萊讓法國擴大對俄國的承諾，宣布可能對巴爾幹危機進行武裝干涉。法國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機後，也進入民族主義復興思路，考慮軍隊職業利益，設想下一場戰爭的進攻作戰。鄂圖曼勢力衰落或許是普恩加萊將巴爾幹半島納入戰略考慮的因素。普恩加萊認為，巴爾幹戰爭是最可能徹底讓俄國與法國共同對抗德國的方式。法國的巴爾幹政策不再根據新狀況隨機應變，陷入沒有回頭路的決定中。
1913年普恩加萊擔任總統，繼續逐步提高法國軍事進攻的可能。1913年至1914年間，法國決策者關注俄國的發展，擔心俄國一旦變得強大富有，不再需要依靠法國援助，局勢會變得不利於法國。從中長期來說，普恩加萊的未來並不樂觀，讓他在塞拉耶佛事件後，面臨分秒必爭的壓力。
在1912至1914年間，德國對俄國與英國的緩和政策嘗試都寸步難行，原因包括國內外的反對，而且國家之間的集團式思維，令任何緩和政策的發展潛力受到聯盟內部集團反彈的約束。英國親德可以得到的好處太少，遠無法彌補失去俄國支持導致的風險。俄國在法國支持下對巴爾幹地區更進取。德國軍中如毛奇等指揮官認為俄國會越來越強大，未來國際形勢對德國不樂觀，主張盡早發動戰爭。這種保衛性戰爭思維對決策者在1914年夏的危機思考中影響深遠。
德國增加對鄂圖曼帝國的投資，為建造巴格達鐵路出資，同時德皇對泛伊斯蘭主義表示認同，都加深俄國與英國對德國的恐懼。1913年12月德國軍事代表團抵達君士坦丁堡引起俄國強烈反應，但英國與法國對此缺乏興趣。俄國決策者決心解決達達尼爾海峽問題，變得更為好戰，保守傾向的首相科科夫佐夫完全失勢。
協約國政治家不時談到奧匈帝國必將衰落，以此合理化塞爾維亞的武裝鬥爭，同時掩蓋奧匈帝國才是歐洲文化、管理與工業現代化中心之一，而塞爾維亞卻深陷經濟倒退與生產力下滑的事實。以奧匈帝國必將衰落為由，決策者可以隱藏自己行為所要承擔的責任，將政治從可行選項中的選擇，變成無關個人的歷史潮流。
法俄決策者將自己的行動視為防禦性行為，將侵略意圖完全歸咎於敵人。他們未有考慮自己的措施可能讓德國的選擇越來越少。一個國家為加強自身防衛採取的措施，反而會降低其他國家的安全感並被逼作最壞打算，這種情況稱為「安全困境」。英國決策者知道俄國的巴爾幹政策可能引發一場歐洲戰爭，但外交部長格雷傾向維持協約國同盟，而不是考量大國之間的策略平衡。
隨著奧匈帝國內部抑制塞爾維亞領土擴張的決心增強，以及德國日益倚仗實力政策，巴爾幹半島問題變得極為敏感。德國決策者受到德國相對優勢能維持多久，以及俄國是否積極準備針對德國的預防性戰爭這兩個問題困擾。假如俄國確實尋求與德國開戰，用高昂政治代價讓步以避免戰爭就不大有說服力，明智的選擇變成現在主動與敵人開戰。
1914年的政治家經常刻意訴諸男子氣概，例如「應當挺直腰杆」、「冷血地」解決國際問題、「意志堅定不移」、批評「自我閹割」等等。當時菁英受到底層階級與邊緣雄性挑戰，過度膨脹男性氣質，同時在壓力下情緒不穩、優柔寡斷、逃避現實。這一代政治家似乎崇尚基於堅強不屈的行為準則，而不是如俾斯麥等上一代政治家展現的能屈能伸與詭計多端。堅強不屈的行為準則會增加衝突的可能。
歐洲領導層之間驚人的共同點，是長期未能確定盟友與潛在敵人的各方面意圖。權力在派系間變化，以及民眾意見可能帶來的影響都增加這種不確定。所有猜疑與侵犯表面下，是不確定如何解讀他國官員情緒與基本意圖，更不用說如何判讀他們對未發生的不測之事會有何反應。
在1914年，沒有一個歐洲大國正考慮對鄰國發動侵略性戰爭，他們都對這種主動行徑心存恐懼。造成災難性結果的眾多相互承諾，並不是歐洲體系的長期特徵，而是無數短期調整的結果。如果同盟關係能更可靠與持久，關鍵決策者或者不用承受那麼大壓力採取他們傾向的行動。
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在塞拉耶佛被刺殺。奧匈帝國懷疑事件與塞爾維亞有關，而塞爾維亞並沒有為事件動機的調查提供協助。不過幾日，奧匈帝國決策者已認為，只有靠軍事手段才能解決與塞爾維亞之間的種種問題。但對匈牙利首相第薩而言，倡導改變既有權力體系的斐迪南大公在塞拉耶佛被殺是極大解脫。第薩強烈反對立即衝突的政策，而在二元體制下匈牙利首相的意見不能忽略。此外，塞爾維亞官方在事件的角色需要調查，軍事行動準備需時，奧匈帝國需要先了解德國取態，都讓奧匈帝國不可能立即採取軍事行動。
俄國否定奧匈帝國對刺殺案調查的權利，描繪兇手的無辜形象，並斷言奧匈帝國想以事件為藉口入侵塞爾維亞，背後則是德國想藉此向東進軍。法國政府依從俄國取態，總統普恩加萊未經任何親自調查，就斷定塞爾維亞政府與事件無關。英國外交部沒有明確表態，格雷認為英國不應支持任何一方所挑起的戰爭行為，但英國也不打算質疑俄國在塞拉耶佛事件上的態度。
7月5日，奧匈帝國代表霍約斯抵達柏林。霍約斯與德皇及德國政府官員會談，眾人得知奧匈帝國已準備好向塞爾維亞開戰，並想先確認德國的立場。翌日，霍約斯獲德國告知將給予奧匈帝國支援。德皇自己相信衝突只會發生在巴爾幹地區，也不認為俄國會貿易參戰，因為俄國未來的實力增長會讓它更有勝算，德皇也認為沙皇不會支持謀反者。此外，德國沒有意識到奧匈帝國與塞爾維亞的鬥爭，已成為法俄同盟關注所在。同時在科科佐夫離開內閣後，俄國政府已由主戰派主導。
德國首相霍爾維格認為，在奧匈帝國實力逐步削弱下，如果反對奧匈帝國在巴爾幹地區的行動，德國將失去最後一個可靠盟友。奧匈帝國不可能參與因德國而爆發的戰爭，來自巴爾幹地區的戰爭，則會令奧匈帝國全力投入。這種想法與法國領導人相似，法國政府同樣相信，巴爾幹地區的戰爭會讓俄國在對抗德國的戰爭中全力以赴。
由於匈牙利首相第薩堅持，奧匈帝國政府接受只有在塞爾維亞政府對最後通牒無動於衷時，才會實施軍事打擊。除了第薩外，奧匈帝國政府認為純粹外交手段沒有任何意義，因此最後通牒規定得足夠苛刻，令塞爾維亞難以接受。
針對塞爾維亞政府的最後通牒在7月19日通過。因為法國總統與總理在7月20至23日訪問俄國，奧匈帝國政府認為必須避免在這段時間讓最後通牒曝光，增加法俄進行軍事干預的可能。然而，德國外交大臣將奧匈帝國尋求德國援助的意圖告訴意大利，而意大利則將消息轉告俄國。俄國亦在7月16日從維也納得知奧匈帝國在起草最後通牒。沙皇認為這是希望發動戰爭的行為，表明支持塞爾維亞抵制奧匈帝國。
奧匈帝國保密失敗讓塞爾維亞在最後通牒正式呈交前就可以採取相應措施。法國總統與總理在抵達聖彼得堡時有充分時間為最後通牒準備。奧匈帝國領導人指責德國將秘密戰略曝光，中斷與德國政府的聯絡，德國甚至不如其他大國了解奧匈帝國最後通牒內容。這讓其他大國更認為奧匈帝國與德國密謀甚麼大計，讓危機進一步升級。
奧匈帝國決策過程中表現出個人與團體的狹隘視野。奧地利人從未評估奧匈帝國與歐洲大國爆發戰爭的具體後果，原因可能是對德國軍力的巨大信任。決策者往往只關注輿論走向，而不是實際國情。地緣政治隔離讓奧匈帝國政治家眼中沒有「對歐洲的責任」，認為對塞爾維亞無所作為只會讓人覺得奧匈帝國氣數已盡。
1914年7月15日前往聖彼得堡的法國總統普恩加萊出發時，要面對軍需不足、內部政治醜聞，以及議會對頭克列孟梭阻止新軍事預算通過的問題。7月20日法國代表抵俄，隨後三日進行的高峰會中，主要議題是中歐日益升級的危機狀況，以及拉英國進入法俄同盟。21日普恩加萊與各國大使會面時，暗示不會承認奧匈帝國對塞拉耶佛事件調查的權威，並表明塞爾維亞與俄國關係密切，而法國與俄國是同盟。俄國外長薩佐諾夫表現則沒有普恩加萊強硬。
22日的法俄會談內容完全關於戰爭事宜。23日，法國代表參與俄國閱兵儀式。法國對兩國會談的公報經總理維維亞尼修改，用詞非常委婉。普恩加萊則認為此行已達成目的，讓俄國拿出更強硬態度。在普恩加萊眼中，就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的行為毫不妥協此方向已定，法俄對德奧將不會戰敗，而且還有大英帝國在後。
法俄會談進行時，奧匈帝國也準備對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1914年7月19日，部長聯合委員會得出最終確定方案，於7月23日發布最後通牒，塞爾維亞有48小時回應。奧匈帝國所有會議都沒有涉及如何全身而退。對俄國的反應也沒有準確評估，軍事部署只集中針對巴爾幹地區。
最後通牒提出十大要求。第五條與第六條最具爭議。第五條要求塞爾維亞政府與奧匈帝國合作，共同鎮壓對皇帝有害的組織活動。第六條要求奧匈帝國相關部門參與相關犯罪活動的調查。這些要求與法、俄、塞爾維亞本身在其主權問題達成的共識有不可調和矛盾。奧匈帝國的最後通牒就是從塞爾維亞可能不會接受的假設而定，用來表示自己毫不讓步的立場。
7月23日收到最後通牒時，塞爾維亞正值大選期，總理帕希奇不在貝爾格勒。帕希奇回來後對俄國代表表示，不應立刻回應這些條款，應設法推遲回應最後通牒期限，並向國際社會申訴。在其他報告中顯示，塞爾維亞決策者們既恐懼奧匈帝國發起攻擊，又覺得已沒有選擇餘地。直至俄國表明支持塞爾維亞，並有跡象顯示準備動員，將塞爾維亞的悲觀情緒一掃而空。
25日下午塞爾維亞對奧匈帝國的回應極為含糊其辭。當日下午，塞爾維亞軍事總動員令已生效，國家銀行與重要檔案已撤出貝爾格勒。26日，俄國通知塞爾維亞正動員十萬人部隊，保證在奧匈帝國攻擊塞爾維亞時立刻進攻。28日，奧匈帝國皇帝約瑟夫一世簽署對塞爾維亞宣戰聲明。
俄國於7月24日下午召開一場持續兩小時的大臣會議，達成五點共識︰要求奧匈帝國延長最後通牒限期；建議塞爾維亞軍隊從邊境後撤至國內備戰；要求沙皇原則上同意隨時動員四個軍區的部隊；責成國防大臣儲備軍需物資；緊急撤回俄國在德奧的投資資金。25日，沙皇親自主持另一場大臣會議，確認先前的決定，並制定更具體軍事行動措施。會議授權戰爭籌備階段的準備工作，適用於俄國在歐洲所有領土。
兩次大臣會議推動進行的局部備戰動員方案，實際上並沒有創造戰略空間，因為德國會找到藉口反撃，而且在運輸兵員上也會造成混亂。重新啟動備戰階段的各種措施，被許多其他勢力視為局部動員。俄國的舉動令塞爾維亞只能硬著頭皮應戰，也讓德國深感威脅。危機進一步惡化，爆發歐陸戰爭的機會大增。
從俄國領導層對黑海海峽未來的焦慮情緒，或者可以理解俄國對這次危機回應為何如此強硬。黑海海峽不平靜會讓俄國商船活動與農作物出口大受影響。希臘或保加利亞可能奪走俄國渴望的鄂圖曼領土。英國海軍可能會滲入黑海。最令俄國擔憂的是，鄂圖曼帝國將擁有無畏級戰艦，而俄國海軍在黑海無法與之抗衡。如果在巴爾幹半島獲得支配權，俄國將能夠防止博斯普魯斯海峽地區受更多侵擾。
英國決策者在1914年7月更關注愛爾蘭地區的問題，自治法案爭議令愛爾蘭頻臨內戰。首相亞斯奎在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後，仍應為英國有可能置身事外。收到奧匈帝國最後通牒副本後，外交大臣格雷經內閣批准後，建議英、法、意、德應干預俄國與奧匈帝國可能爆發的衝突。格雷並沒有表現投身衝突的想法，英國媒體亦不看好英國加入歐洲戰爭。至少直到八月初，民眾輿論與內閣都不打算對此次危機進行干預。
格雷認為任何大國都不應捲入由塞爾維亞發起的戰爭，但也無意對奧匈帝國的最後通牒進行調解。格雷表現出協約國的思維方式，不在乎奧匈帝國與塞爾維亞的實際爭端，只考慮當俄國加入後，假如德國加入必然會攻擊法國，進而引發歐陸戰爭，而英國不能坐視德國消滅法國。
法國總統普恩加萊與總理維維亞尼離開俄國後訪問瑞典，尋求瑞典保持中立，並在7月27日提前回國。總統與總理對國際形勢的分歧擴大，維維亞尼害怕走向戰爭，而普恩加萊已決心開戰，懼怕的是不能戰勝奧匈帝國。普恩加萊回國後發現部長們比總理決心更堅定，並已為開戰作準備。得知俄國局部動員後，法國部長級會議明確對此表示認同。
7月29日德國公告如果俄國不停止軍事動員，德國出將開始出兵。7月30日，俄國外交大臣薩佐諾夫向法國發電報，表示俄國將加速執行防禦措施，實際意味著俄國即將全軍總動員，這不可避免會導致歐陸戰事。法國同日對俄國的回應措辭謹慎，但從普恩加萊的日記指，這份文件是「考慮到英國舉棋不定的態度」寫成。私底下，法國政府向俄國表示，他們可以聲明願意為和平放緩軍事動員措施，但實際上不用這樣做。
俄國在7月29日會簽全面軍事動員文件，大臣會簽時氣氛深重。當晚，全面軍事動員文件準備經電報發送全國前，沙皇表示突然改變主意，以局部動員令代替。30日下午，外交大臣薩佐諾夫與沙皇會面，看到沙皇「勞累且心事重重」。薩佐諾夫向沙皇解釋已經沒有和平的希望，最後沙皇同意全面軍事動員。當日下午六時，全面軍事動員文件經電報發送全國。
俄國是七月危機第一個總動員的國家，此時德國仍未宣佈國家進入備戰狀態，奧匈帝國仍專注於對塞爾維亞的局部動員，7月31日才下達全軍總動員令。短短數日內俄國從局部動員轉為全面動員，原因包括技術上從局部轉為全面動員的困難，還有薩佐諾夫認定，奧匈帝國強硬態度背後有德國撐腰，假如是這樣局部動員就毫無意義。俄國也得到法國支持的保證，並有信心會獲得英國支援。
沙皇本身個性存在矛盾，既擔心戰爭對自己國家的破壞，又有著強烈愛國使命感。7月29日晚上，全軍總動員令準備經電報發出前，德皇向沙皇發出電報，希望奧匈帝國與俄國政府建立直接的理解。德皇的電報令沙皇有藉口，推遲自己不太情願首肯的總動員。但兩國政策互相對立，總動員令只是推遲了一天。
錯誤的情報分析對時局有重要影響。俄國情報部門高估奧匈帝國戰力，誇大奧匈帝國對俄國的威脅。在當時充滿偏執心態的氛圍中，幾乎不可能做出客觀評估。俄國政府對這些錯誤評估信以為真，一直認為自己的全軍總動員，是在奧匈帝國總動員後被逼進行，與所有捲入這場危機的國家一樣，聲稱自己是逼不得已背水一戰。
德國在1914年7月中旬仍堅持將衝突限制在局部區域的政策。為此德國採取手段避免戰備升級，讓德皇在波羅的海例行巡視艦隊，建議高階將領與德皇同行或休假。當時德國軍情情報網表現鬆散，負責情報與反間諜工作的主管正在度假，未被召回。東部邊境情報搜集負責人職位懸空。負責與部份俄國領土毗鄰地區情報工作的官員獲許休假。
為將衝突局限在局部地區，德國多次敦促奧匈帝國有所行動，但維也納的政客無力或沒意願遵從。德國決策者亦相信，俄國軍備計劃不完整等深層結構因素，抑制了擴大武裝干預的可能。德國軍方評估法軍在東部邊境的軍事準備不足，認為法國軍方不會讓法俄同盟為塞爾維亞捲入戰爭。
對德國而言，希望衝突局限在局部地區的另一原因，是他們缺乏替代方案。德國只有奧匈帝國這個大國盟友。意大利搖擺不定，令英國外相格雷提出的四國調解方向不太可行。霍爾維格也希望事情發展至俄國為塞爾維亞悍然發動戰爭，讓協約國同盟戴上入侵者的帽子，成為整個歐洲的敵人。德國與其他參與者一樣，認為自己受外部不可抗力，不得以而為之，而戰爭或和平的責任則在對手身上。
德皇在波羅的海巡視途中收到奧匈帝國的最後通牒副本，仍然相信危機範圍不會擴大，不願認清可能開戰的現實。回國得知塞爾維亞的回覆後，德皇建議奧匈帝國不應直接向塞爾維亞宣戰，而是考慮暫時佔領貝爾格勒市區，以確保塞爾維亞履行承諾。在7月28日，德皇仍堅持以政治手段解決巴爾幹問題。
德軍參謀本部情報評估委員會總結所有最新消息後，在7月28日認為俄國已開始局部軍事動員，範圍包括德國邊境的邊防部隊。隨著俄國的軍事準備工作迅速進行，德國幾乎被打亂陣腳，無法再顧及和談。7月31日德國得知俄國總動員消息後，德國領導人認為俄國已成為主動出兵一方。在俄國拒絕停止軍事動員令後，德國於1914年8月1日向俄國正式宣戰。
德皇一直以為英國不會參戰。但在7月30日，英國外相格雷向德國大使李奇諾夫斯基指，英國只有在衝突限制在奧匈帝國、塞爾維亞與俄國之間時，才會保持中立。8月1日德國政府簽署總動員令後，李奇諾夫斯基傳來消息，指格雷似乎表示，假如德國不進攻法國，英國會保持中立。晚上李奇諾夫斯基收到消息，格雷甚至指德法交戰英國也會中立。這些消息引發德皇與參謀總長毛奇激烈爭辯，德皇要求在消息確認前停止向法國進軍，毛奇則激烈反對。
不久後，李奇諾夫斯基的新電報報告與格雷會談內容，格雷沒有提出關於英法中立的提議，反而警告不能妄想英國會容忍對中立國比利時的暴力行為。李奇諾夫斯基問假如德國同意軍隊不進入比利時境內，格雷是否能承諾英國繼續中立。格雷無法承諾，同時暗示自己之前的提議沒有徵詢過法國政府的意見。這封電報令德國政府無言以對。
格雷模稜兩可的態度成為歷史學家爭論的話題，但顯然，這讓事態處於危機爆發的邊緣。格雷受到內閣主流鴿派人士反對，以及保守黨內傾向加入戰爭議員的壓力。另一巨大壓力來自俄國7月30日的總動員令。31日深夜，德國通告俄國不立刻收回總動員令，德國也將被逼出兵。當晚凌晨一時半，英國首相亞斯奎告知國王此一消息，讓國王發電報給沙皇要求停止俄國軍事動員。
法國駐英大使康朋在7月28日與格雷的會議上，表示只有英國政府全面參與才有可能挽救和平。7月30日巴黎部長級會議決定，法國掩護部隊不接近前線十公里以內地區，避免與德國巡邏隊衝突，以向英國政府展示法國政策的和平本質。然而英國政府既不承認是法國盟友，也對三國協約內容不聞不問。
康朋一直以為英國與法國一樣，視協約為限制德國的工具。但對英國領導人來說，協約還是轉移大英帝國領土威脅的手段。格雷在干預戰爭問題上沒得到內閣支持。內閣在7月29日的決議認為，反對德國軍事入侵比利時是一項政策，而不是義務。決策關鍵所在已由外交部轉至內閣會議。
英國反對黨保守黨表態支持干預政策，但內閣主流意見還是對歐洲的戰爭不作干預。多數人對法國的協約抱有懷疑，並敵視與俄國的公約。8月1日的內閣會議出現兩極化意見。翌日會議則達成共識，假如德國艦隊穿過北海或進入英吉利海峽，阻斷法國航道或攻擊法國海岸線，英國艦隊將為法國提供全面保護。而當比利時中立性遭破壞，英國將被逼採取行動。
除了法國海岸與比利時外，英國做出最終決定的過程中，自由黨也需要考量，假如決定不干預令格雷與阿斯奎辭職，如何在黨派政治鬥爭中存活。而如果出兵干預，愛爾蘭地方自治政策也不得不無限期延遲。從全球而言，俄國在中東與印度是英國的威脅，爭取與俄國的友好關係可管理帝國周邊的衝突。從歐洲大陸均勢角度看，則有需要抑制德國。兩種政策都需要英國對協助國的援助。
法國軍事政策是主動出擊與被動防禦結合，但德國由於腹背受敵，必須決定先攻破哪一邊。德國的戰略計劃是，先集中兵力消滅法國軍事力量，並認為只有取道中立的盧森堡與比利時才能成功。德國軍事領導層完全不關心破壞比利時中立造成的政治影響，又認為英國不太可能參與歐陸戰爭，造成戰略與政策上的誤判。
德國決定動員後進軍比利時，卻又在8月2日向比利時發出最後通牒，都是災難性錯誤。假如德軍直接從比利時南部穿過，或許直接能形成軍事上的突破口。但最後通牒讓比利時政府有所防備，並明確表示奮起反抗。8月3日德國最後通牒與比利時的回應公開後，比利時與協約國群情激奮，讓協約國參與者得到一種堅不可摧的道德正義感。
戰爭即將到來。被徵召的男性多少自願前往集結地點，這並不是出於對戰爭的渴望，而是出於保家衛國的熱情。士兵與民眾都相信自己是出於自衛，認為自己的國家受到攻擊與挑釁，自己是為維護和平挺身而出。事件的導火線本身很快被人遺忘。
在1914年，道德與政治的爭端磨滅各國共識與信任，也沒有成熟國家體系準備制定策略、調解衝突、實施有效補救。1914年危機的複雜源自各國面對各種迅速轉變威脅時，頻繁出現的軍事動作與高風險、低信任時的反應。國際體系快速變革，令國際關係變得更不透明且難以預測。
與後來一戰帶來的災難相比，1914年危機期間政客冒險得到的所謂權益實在微不足道。歐洲決策者都心知戰爭可能會曠日持久，造成巨大破壞，但他們是否切身感受到則成疑問。對短期內結束戰爭的期望，與對長期戰爭的恐懼互相抵消，讓人們不怕冒險。作者總結，1914年這些主角們像是一群夢遊者，被自己的夢困擾，卻沒有一個人睜眼去看，自己會給世界帶來怎樣的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