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行為（下）》，繼續討論人類最好與最壞的行為相關因素。人類大腦以驚人速度把人區分為我群與他群，可以發生在幾百毫秒內。內隱關聯測驗可以呈現出針對他群的自動偏誤，測量偏見引起的延遲反應。其他靈長類也會在內隱關聯測驗顯示出自動化區分異己的反應。
基礎薄弱的分類方式就可以引發人類的狹隘偏見。這就像是心理上的綠鬍鬚效益，因為別人與我們分享最無意義的特質，而對他們產生正向聯想。隨機信號與價值觀及信念差異聯結，隨後會發現出自己的意義，讓隨機信號本身成為酬賞。
即使是嬰兒也會分辨自己種族的臉。小孩如何區分異己，與他們身處的環境有關，例如是否處於單一種族環境，以及四周如何區分事物。致力避免區分異己的父母通常會失敗，顯示二分似乎根深柢固。
區分異己通常會膨脹與我群核心價值觀相關的優點，例如我們比較正確、有智慧、有道德等。有時我們也會放大隨機記號的優點，例如語言、食物、音樂。我群可以帶來特別頻繁的正向互動，引發內團體義務感、忠誠與偏私。內團體本位主義的焦點經常不是我群要很好，而是我群要打敗他群。
我們認為他群具有威脅、憤怒與不值得信任。他群也會引發厭惡感，引起本來用於對味道與氣味產生厭惡感的腦島皮質反應。當內團體成員嘲弄外團體成員，目的是穩固負面刻板印象，並使階層具象化。我們容易把他群看得比較簡單，比我群單質性更高，情緒比較單純，對痛苦沒那麼敏感。
區分異己背後的核心是情緒與自動化反應，認知思考則是事後對感受與直覺進行正當化下產生，目的是說服自己已理性指出原因。二分在大腦的情緒反應先於意識察覺，又或者刺激低於閥值根本沒有意識察覺。對某個外團體有偏見的人，通常也對其他外團體有偏見。對他群的想法可以受潛意識操弄，區分異己的強度也會受荷爾蒙調節。區分異己自動化涉及一種神奇傳染性，即相信人的本質可轉移至物體或其他有機體，例如名人穿過而沒有清洗的衣物更有價值。
認知在情緒反應之後出現的核心是合理化。這種確認偏誤會用在合理化與正當化自動區分異己的狀態，喜歡採取可證明自己的假設，對自己不喜歡的結果特別懷疑。操弄內隱異己區分可以改變正當化的過程。認知一直追趕情緒，尋找任何證據或似是而非的謊言，以解釋我們為何討厭他群。
人類區分異己時有各種獨有特性。我們同時屬於不同類別我群，當中的相對重要性可在短時間內改變。即使是種族或性別，都可以在焦點放於其他差別時變成不重要的分界。在戰場上彼此廝殺的對手，在不同環境也可以是有共同文化淵源的好友。
我們用複雜方式區分不同他群，以及不同他群引發的反應。我們傾向於以「溫暖度」(抱持善意還是惡意)與「能力」(是否能有效實現自己的意圖)兩條軸線分類他群。高溫暖度、能力強的群體引發自豪感；低溫暖度、能力強的群體引發嫉妒；高溫暖度、能力差的群體引發憐憫；低溫暖度、能力差的群體引發厭惡。在這四大類之間各種情況會引發不同反應，而對分類改變時則可能引起保護欲、背叛、困惑、忘恩負義、危機感、感動、幸災樂禍等反應。人類區分異己古怪的地方在於，我們會不甘心地尊敬敵人，對不同敵人有不同感受，外團體也會接受別人對他們的刻板印象而自我憎惡。
我們可能因為自己區分異己有罪惡感，並試圖掩飾。人們所宣稱的與其實際作為間有驚人差距，自稱會主動質疑種族歧視的比率，遠比在不知情實驗下實際這樣做的比率高。控制與抑壓對他群的反感需要額葉皮質參與，涉及認知負荷。少數他群面對主流文化者則會出現另一種額葉控制，要用正向態度與對方互動，對抗他們對自己的偏見。
線索與促發會影響人們的刻板印象強度。低於閥值的潛意識線索較容易改變溫暖度，較難改變對能力的評價。線索與促發的效力顯示，「自動化」不等於無可避免。鼓勵觀點取替、強調反刻板印象與明顯展示人們的內隱偏見，都有可能減少刻板印象。透過個別化他群，把他群想成獨立的個體，可以使他們看起來更像我群。以他群本質論線索促發，則會令人對不平等的接受度較高。
強調階層制度會讓區分異己變得更嚴重。上層階級為正當化自己的行為，將高溫暖度、能力差或者低溫暖度、能力差的刻板印象強加於底層族群，下層階級則以視上層階級為低溫暖度、能力強的群體回應。透過高溫暖度、能力差的刻板印象，上層階級可因為自己心懷仁慈而沾沾自喜，位居弱勢群體則因為這些微的尊重受到安撫。貧窮但快樂、有錢但不快樂的迷思，有助於讓現狀維持不變。我們同時身處不同階層制度，喜歡強調自己排名在前的那種階層制度比較重要。
我群與他群對立帶來大量痛苦，但我們無法「治癒」區分異己，除非杏仁核毀掉。作者認為，最少不要相信本質論，看起來理性的事情往往經過合理傯、操弄著潛意識的力量。我們可以把焦點放在眾人共享的目標，練習觀點取替，將群體個別化。
階層制度是一種分級系統，以固定體系讓個體無法平等使用有限資源。有些物種只有首領，有些物種則有漸進階層。個體地位會變動，要維持高位需要有高社會能力，而這並不容易。物種的社會群體越大，大腦佔身體比例越大，新皮質佔大腦的比例也越大。
與某些物種一樣，人類社交網絡大小與相關腦區大小會互相影響，個體生活品質也會因為位階不平等的結果而有所不同。人類獨有之處在於，我們同時置身於許多不同階層中，當中的位階高低可以差距甚遠，也可能彼此重疊。人類階層的專門化程度遠比其他物種高，並有獨立於外在世界的內部標準。
人類熱衷並擅於偵測位階差異，只需短時間就能區別支配者與從屬者的臉與線索。人與人之間的八卦內容通常關於地位狀態。這樣做能瞭解階層當前的形勢，幫助自己過得較順利。
人類想著位階時，大腦前額葉積極參與辨認支配關係。看著支配者時，腹外側前額葉與背外側前額葉活化，並互相搭配活動，反映過程中結合情緒與認知元素。看到支配者也會活化顳上迴，增進顳上迴與前額葉搭配活動，以估計支配者在想甚麼。想及不穩定階層時杏仁核活化，顯示不穩定令人不安。
除了大腦外，位階也與睪丸酮有關。在穩定階層中，睪丸酮濃度最高的通常是低位階青少年，常引起打鬥卻無法取勝。如果高位階與高睪丸酮有連結，通常反映支配者有高頻率性行為，驅動荷爾蒙分泌。在不穩定的時期，靈長類高位階雄性在群體形成第一個月睪丸酮濃度最高，多年後就不再如此。「挑戰者假說」提出，睪丸酮提升與面對挑戰關係較大，與打鬥的關係較小。
在支配者心情不好時經常對從屬者施以替代性攻擊，從屬者缺乏減壓出口，或從屬者身邊沒有親屬的物種中，從屬者在靜止情況下糖皮質素濃度較高，發生壓力事件時壓力反應卻相對遲緩。假如所處條件相反，群體中糖皮質素濃度最高的就變成支配者。
處於相同位階，但對新奇事物反應特別大、在無害情境也感受到威脅、沒有善用社會控制、無法區分好消息與壞消息、沒有社交出口的個體，會比較不健康。擁有社交出口或有替代性攻擊對象，個體會比較健康。
在人類中，有更多人位階比自己低，而且有很高自主性的個體，壓力與焦慮程度較低，控制感則較高。人類的「健康/社經地位」梯度非常明顯，社經地位低一級，健康狀況就差一些。梯度的重點似乎是社經地位帶來的心理負擔，即使控制絕對收入，貧窮差距越大，健康梯度就越陡。
人類階層最獨特的是人們會自己挑選領導者。人類領導者奠基於「共同利益」這項獨特概念上。人類選擇領導者時既包括有意識的元素，例如投給有經驗或能力的人，或者在某項不相關議題中與自己立場一致；也包括自動化與無意識的部分，例如長相比較好看與有魅力。
不同政治議題的立場通常傾向有內部一致性，這種傾向受內隱的因素影響，與具體政治議題的關係不大。智力、右翼威權主義與群體偏見之間存在連結。自由派容易因為快速評價歸因於個人而感覺失調，更傾向繼續花時間想出更一致的觀點，相對而言，保守派則不會更傾向歸因於情境，因為他們感覺不到不協調。如果增加人們的認知負荷，他們會變得比較保守。例如法官吃過午飯後，判決傾向比未吃午飯前較有利囚犯。
左派與右派都有能力表達對方的觀點，但彼此注重的道德基礎有別。保守派較在意忠誠、權威與聖潔，左派較在意關懷、公平與自由。在情緒上，右派較容易因模糊性而焦慮，不喜歡新奇事物，更容易覺得環境充滿威脅，同理對象有限。自由派則較推崇新事物，認為朝正確方向改革，美好日子就會在新的未來。政治傾向是智能與情緒風格的一種表現。
有各種生物機制與政治傾向相關。腦島皮質與味覺及嗅覺厭惡，以及道德厭惡方面相關。將人放在發臭的房間內，他在社會層面上會變得比較保守。在意衛生與純潔的人，也傾向在社會層面上更保守。引導保守派對厭惡的事物保持超然態度，他會比較接近自由派。此外，較多扣帶迴灰質與自由主義高度關聯，保守主義與較大的杏仁核有關。
服從與從眾在不同物種與人類小孩身上出現，顯示服從與從眾有很深的根源。人類人腦為與群體相處而從眾的傾向，可以在不到一秒之內就展現出來。當一個人知道其他人不同意自己，腹內側前額葉、前扣帶迴皮質與伏隔核活化，啟動增強學習網絡，告訴他這是「錯誤的」。這個網絡活化越強，改變答案、選擇從眾的機率越高。選擇改變後，海馬迴與枕葉皮質活化，修改之前的記憶，令從眾變得合理。
對於服從權威，心理學有三個著名研究︰阿希的評估線條長度從眾實驗、米爾格蘭的電擊服從實驗，以及津巴多的史丹福監獄實驗。米爾格蘭與津巴多的研究備受爭議，作者指，不容置疑的是，完全正常的人被逼從眾服從時，會屈服與做壞事的人數比例遠超大部份人預期，然而同樣永遠有反抗的人存在。
有些因素可以降低人類以從眾與服從之名行惡的機率。權威的聲望、接近程度、正當性與穩定性會影響人們會否從眾。我群比他群更容易引發從眾。從眾行為參與人數越多，從眾行為越有可能發生。漸進主義能把人逼到防守位置，讓殘暴行為看起來像理性選擇，與道德無關。當權威告知從眾者不需要負責，或者責任透過隨機、匿名、變裝、去個人化而分散，會提高順從的程度。
如果受害者是抽象的，順從會比較容易，假如受害者經過個別化，順從程度會下降。有較強能力可以理解代罪羔羊與別有用心等事情，較有可能面對順從壓力時反抗。來自集體主義文化比來自個人主義文化更加順從。壓力大的人較容易從眾與服從。
重新設定框架、重新評估情境、讓內隱事物外顯、運用觀點取替、保持質疑等方式，都可能令人看到別人要求的行動以外還有其他選項。可以證明有其他人也在反抗，也會對一個人有力量反抗很有幫助。
人類經常不知道自己為甚麼做出某個判斷，卻深信那是正確的。在思考道德決策時，人類大腦除了活化背外側前額葉作道德推理外，也會活化杏仁核、腹內側前額葉與相關眼眶額葉皮質、腦島皮質、前扣帶迴等情緒相關區域。假如相關腦區活化足夠強，交感神經系統也會活化，令人感到激動。面對道德困境時，與情緒相關的腦區通常先於與道德推理相關腦區趼化。
嬰兒擁有道德推理的基礎材料，偏重作為多於不作為，展現出一點正義感。幼兒甚至能評定次級懲罰。其他靈長類也展現初階的道德判斷，在有比較下拒絕接受不平等報酬。嬰兒與靈長類具備有限道德推理能力，顯示人類道德根源比文化制度、法律或佈道更歷史悠久。
情緒與社會直覺支撐著少數大部份人類都同意的道德判斷，例如親屬在道德判斷中是特別的。在「電車難題」中，多數人同意拉控制捍殺一人救五人，但只有少數人願意親手推下一個人來救五個人。這少許改變決定人類著重道德推理或道德直覺，過程涉及不同大腦迴路。當中關鍵是與「意圖」相關的直覺︰如果犧牲一個人必須採取主動、故意、局部性的行動，直覺的腦部迴路會涉入較多。只要傷害不是故意造成，或者與意圖之間可以保持一段心理距離，對目的與手段的判斷便會製造出相反結論。這表示道德決策非常依賴脈絡，脈絡可以改變直覺道德主義的局部性。
道德義務感會隨距離打折，道德脈絡效應也圍繞著語言。促發參與者不同的身份，會令他們的作弊機率大為改變。思索自己與別人的道德過失時，人類會用不同大腦迴路，做出不同的判斷，較易認為自己比別人更可以豁免於道德譴責。這種傾向在壓力下更為強烈。在認知層面上，我們用內在動機評價自己，但根據外在行動評價別人，因而更容易放過自己與我群。
道德決策隨文化有很大差異。在合作與競爭方面，賽局研究中某些國家參與者會出現反社會懲罰，即懲罰過分慷慨的參與者，有些國家參與者則幾乎沒有出現這種現象。一個國家中的社會資本越低，彼此互不相任，反社會懲罰的機率越高。此外，文化中市場整合度較高，所屬文化參與者較有機會提出較公平方案，並願意付錢懲罰自利的第二方與第三方。社區越大，懲罰第二方與第三方也較高。信仰較廣泛宗教的人口比例較高，第三方較常見。
作者提醒，賽局研究挖掘的是一種特定而人為的利社會性，以金錢這種抽象形式化表，屬於短視近利的現在式，一定要馬上打平互惠關係中雙方的義務。小規模社會以這種形成運作的時間比較短，剛開始學者如何在這種人為情境中彼此公平對待。這不表示他們沒有公平感與正義感。
另一道德層面跨文化差異，是體制如何恰當回應個人榮辱。榮譽文化通常在自己的榮譽遇到難以應付的挑戰時，將之視為悲慘滑坡的開端。這種文化在道德上強調以眼還眼，對立雙方更易演變成長期世仇。
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文化在「手段與目的」的道德取向上有顯著差異。集體主義更能自在利用人當作手段達到效益主義目的。集體主義文化的道德命令著重社會角色與對群體的責任，個人主義文化則強調個人權利。集體主義文化傾向利用差恥感施行道德，個人主義文化則利用罪惡感。
當人類在道德決策中運用全部腦區，考慮長期的策略性結果論，會比過分自信、反射性的直覺主義更有力量。直覺要認真看待，但直覺沒有絕對否決權。道德直覺不是原初或原始的反射反應，比較偏向是學習的結果︰經常接觸某些東西，令這些認知結論變得自動化。
用道德區分我群與他群造成的「常識型道德悲劇」，會讓人覺得常識型道德如此強烈，他群顯然大錯特錯。文化制度的道德色彩，大致會讓人在我群內的公有地悲觀中傾向展現良好行為。但在遇上他群不同的道德時，文化制度卻會讓人做出最糟的行為。面對我與我群間的道德兩難，人們要抗拒自私心態，快速直覺對此有幫助。在我群對他群的道德情境時，離直覺越遠會越好，該做的是思考、推理與質疑。
說謊是好事還是壞事視脈絡而定，有時人們要費力才能說謊，有時保持誠實卻比較困難。人類在說謊的過程中經常包含合理化，使謊言沒那麼不誠實。背外側前額葉與相關額葉區是欺騙神經迴路中心。背外側前額葉讓人做出比較困難但正確的事，在說謊時會考慮道德上正確地抗拒說謊，以及策略上正確地說有效的謊之間。說謊出現的衝突也會令前扣帶迴皮質活化，令說謊出現短暫的延遲。
實驗中的騙子在作弊時，背外側額葉會活化，但在不去作弊時，背外側額葉的活化更強，似乎顯示對能作弊的人來說，要經歷強烈神經生物活動才能抗拒說謊。實驗中也出現從不作弊的參與者，他們在有機會而不去作弊時，背外側額葉、腹外側額葉與前扣帶迴皮質全部沒有活化，顯示他們要誠實不需要努力。道德命令直接嵌入他們的腦袋，自動讓他們做正確的事。
與他人痛苦共鳴的原始版本包括感覺運動感染、肌肉運動與情緒感染。對別人困境產生共鳴可能隱含權力分化，帶著有貶低意味的憐憫。「同情心」(sympathy)表示為別人痛苦「感到」遺憾，但沒有理解對方痛苦，「同理心」(empathy)則包含認知成分，理解別人痛苦的原因，從他的觀點看事情。
同情心也可用自己的感受投入與他人苦難共振程度區分，為別人感到同情(feeling for)在情緒上保留距離，感同身受彷彿(as if)發生在自己身上，觀點取替則有認知的距離，想像事件發生人那個人身上是甚麼情況。慈悲心(compassion)代表對他人苦難的共鳴讓自己真的伸出援手。
其他物種也會主動減輕別的個體的痛苦。人類嬰兒情緒感染的能力比獲得心智理論更早。在獲得心智理論能力後，小孩在感覺運動感染能力成熟，可以為別人身體疼痛產生同理狀態，之後發展出同理別人的情緒痛苦。認知能力日漸精細，小孩開始區分物體與人，以及有意與無意的傷害，隨後是表達同理心的能力，以及主動展現慈悲的責任感，觀點取替能力也會漸漸成熟。
與同理心相關的所有神經路徑都會經過前扣帶迴皮質。前扣帶迴皮質的固有角色，包括處理內在感受訊息，以及監控實際狀況與預期之間的落差。前扣帶迴皮質關注的是痛苦的意義，也會關心抽象的社交與情緒痛苦。同理狀態下前扣帶迴皮質活化，可以讓人看到他人痛苦後學會避免做同樣的事。前扣帶迴皮質的核心是自利，感受到別人的痛苦更有助學習，關心處於痛苦中的人只是附帶物。
成年人在同理經驗中，與前扣帶迴皮質交織的腦島和杏仁核也會參與其中，在不正義引起痛苦的情況中帶來義憤。即使不清楚痛苦是否來自不正義，前扣帶迴皮質、腦島與杏仁核也試圖歸因，尋找代罪羔羊。當同理心越是被怪罪他人所引發的憤怒、厭惡或憤慨感掩蓋，人們就越難產生真正的幫助。
同理狀態中比較偏向認知的成分，包括前額葉與心智理論網絡，會在難以搞清楚發生甚麼事時活化。認知大腦迴路會牽連進因果關係與意圖的議題，決定哪些不幸值得同理心對待。與比較不外顯的痛苦產生共鳴是認知作業。
人類要對與自己不同或沒有吸引力的人產生同理狀態，需要費力進行認知運作，壓制自動化而內隱的衝動不表現得冷漠，尋求雙方在情感上的共通點。「同理心疲勞」可視為反覆接觸他群的痛苦後，認知負荷過大而使額葉皮質精疲力竭的狀態。認知負荷也解釋想到個人需要時，會比想到群體需要時樂善好施。至於「鏡像神經元」，作者指與同理狀態沒太大關聯。
同理狀態無法保證一個人會有慈悲之舉。以自我導向觀點看著一個受苦的人，前扣帶迴皮質、腦島皮質與杏仁核活化，令人感到煩亂焦慮。當這種情況越極端，當事人就越可能把焦點轉移至減輕自己的痛苦，而對別人的苦難視而不見。認知負荷、飢餓、感到受社會排斥、壓力都會令人優先照顧自己的需求，而不是去幫助別人。
當人們保持一段超然的距離，同理狀態最有可能引發慈悲之舉。同理狀態引發的慈悲行為是否有效，重點不是誰的痛苦讓自己最有共鳴，而是誰最需要幫助。
從合作與利他行為的演化觀點看，做好事會讓人感覺很好，並得到人際之間的酬賞，以及道德與信仰中的好處，反映利他行為總帶著自利的成分。當行為可以決定名聲，人的利社會性會比較高。自願幫助他人比被逼這樣做也會更愉悅。作者指出，人們帶著個人目的或為擴張自我而做好事，總比不做好事要好。
人類獨特的演化特徵之一是象徵性語言。對神經元來說，社會性的痛與實際疼痛一樣。看到痛恨的對手失敗時，人類會活化多巴胺酬賞路徑而感到快樂。象徵性訊息與其意義的活化方式相似，道德厭惡與噁心同樣涉及腦島活化。在隱喻中，衛生情況與道德狀態等同，骯髒混亂代表壞，整潔有秩序代表好。
人類會混淆實際與隱喻上的感覺，例如比較重的文件感覺比較重要，拼合粗糙的拼圖讓人感覺互動比較不協調，坐在較硬的椅子讓人感覺他人比較沒有彈性，拿著熱飲的人認為他人較溫暖，飢餓令人較重視近利，比較遙遠事物時使用較抽象的認知等。
人類演化出抽象能力的時間還非常短，仍未有足夠時間演化出全新的腦區與神經迴路，處理這些新奇的事物。演化是即席發揮者而不是發明家，以擴張適應的方式讓原有材料有新用處。人類以象徵性思維使用隱喻，但大腦卻不怎麼能分清隱喻與實際情況。有趣的是，人類腦中有些新近演化的神經元正緩慢發展，即主要位於前扣帶迴皮質與腦島的紡錘體神經元。
人類會運用隱喻區分我群與他群，這可以製造去人性化與偽種族差異，引發種族屠殺。人類重視隱喻的意義，也表示不同族群對立時，要和解需要展現象徵性的妥協，尊重對方的神聖價值。
作者認為現有刑事司法系統需要根本的改革。作者評論「緩和的自由意志」，即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但嚴重精神病患緩和責任的立場，指這種立場表示，我們的大腦由本書提到的各種因素左右，但這些東西之外又有一個小矮人在控制，超然於物質規則。為這個小矮人劃線的討論，包括年齡、腦傷、社會責任、決策所需時間、「強逼」與否、衝動與抗拒衝動、天才還是努力等。
作者指，某種生物情況不必然會導致某種行為，不是因為大腦有一個非生物小矮人，不是因為社會行為的相關生物機制比較少，而是行為背後的生物學，在所有情況下都是多因素的。科學對這些因素的瞭解仍然很少。假如相信科學知識仍會繼續累積，因為未知而歸因於小矮人的範圍將會越來越小。
作者稱，拒絕自由意志不代表否認人們必須受保護，免於危險人士的傷害。但排除自由意志，也就排除把懲罰本身當成目的，以及想像懲罰可以「平衡」正義的天秤。決定懲罰背後的強烈動機，都是一種情緒強烈的邊緣系統狀態。懲罰的結果會活化多巴胺酬賞系統，讓人感覺良好。作者認為，「有些人活該被懲罰」、「懲罰別人可能是一種道德崇高的行為」這些看法，必須徹底終止，雖然這不容易達成。
作者指，相對於過去，好消息是現在暴力的人比較少，社會也試圖包容他們，但壞消息是少數暴力的人力量越來越強。對這問題有幫助的方法，包括四處遷移、貿易、文化擴散。宗教會令人表現得像是對內團體的人較友好。提醒人道德化的神會進行懲罰可激發利社會性。但宗教也會助長對外團體的敵意。
跨群體接觸通常能減少偏見，但不同群體的人很少保持聯繫。藉由斷絕文化連結，可製造出強力的新族群類別。在衝突情境中，不只要提防透過非人化對方激發仇恨的人，也要留意有人會操弄直覺同理心實現自己的目標。
人類特別善於與非親屬合作。人類獨有的促進合作機制，包括開放式賽局，即不知道互動會持續多久；多重賽局，即同時參與兩種交替進行的賽局；一目瞭然賽局，即以名聲讓對方知道自己可以合作，這可以促成間接互惠。
懲罰可以有效促進合作，但在人類身上也可能是把雙面刃。監控與懲罰違規者的成本可能高過合作帶來的好處。人類的第三方懲罰非常有效增進合作，但利他的第三方合作也是演化上的挑戰。人類以發展次級懲罰、獎勵第三方懲罰回應，並由社會所有人承擔懲罰搭便車者的成本。合作者有能力找到彼此，可以打敗數量多許多的不合作者。
道歉是否「有用」，視乎當事人為甚麼道歉，並打算基於悔意採取甚麼行動。在接受道歉一方，當受害者重視集體系統運作，對強調系統失敗的道歉反應會最強烈；最著重人際關係，對具同理心的道歉反應最強烈；自主與獨立性最高，對提供賠償的道歉反應最強烈。賠償可以是展現誠意的證明，但也可能被視為購買受害者的原諒，令受害者感到不滿。
原諒不等於遺忘。原諒是自我陳述的狀態，可以聲稱但無法證明。原諒有時需要認知上大量重新評估。寬恕通常是為了自己，心懷仇恨非常累人，原諒或只是保持冷漠能讓人解脫。
要理解人類行為，非理性的系統性特徵值得注意。有時人們的目標是去除非理性，例如揭露內隱偏見可以讓人降低偏見的影響。人類有非理性樂觀的潛力，這不一定是壞事，但可以帶來災難。人類可能重視象徵行為勝過實質協議，神聖價值非理性地重要是建立長久和平的關鍵。
人類很不擅長暴力。對蓋茨堡之戰的研究，發現許多上膛但沒有發射，以及多次上膛的滑膛槍，顯示有許多士兵沒有對人射擊。在二次世界大戰，只有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步槍兵曾經開槍。在激烈戰鬥中，人不會因為仇恨、服從或死亡威脅而射殺他人，而是為了保護夥伴。
人類天生對近距離殺戮有強烈反感。這種抗拒心態可以從心理層面改變，例如當人不是瞄準確切目標，或者以團隊身份操作武器。即使是無人機飛行員，患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機率也與身在戰場的軍人一樣高。原因不在於被殺害的恐懼，而是近距離、以個人身份的殺戮。
談到人類改變的可能，作者指人類展現很高的彈性，從遊群到國家，從單偶到多偶，從一種宗教到另一種宗教，顯示人類並非不可能避免那些最糟的行為。過往的許多人已示範，一個人也可以造成很大改變。不同群體曾經在最不可能的環境下停止最糟的行為。如果人類記得過去的教訓，也認清科學可以教導人如何提高做好事的機率，將較有可能心存希望。
作者總結本書指，所有科學事實都關係到測量的「平均值」，而事實的變異與例外經常是最有趣的部份。事情總是很複雜，沒有一個原因導致甚麼事情，每個東西只是調節了其他東西。要解決與改善事情，人們就只能繼續嘗試。最後作者說，科學與慈悲心可以並存，沒有需要二選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