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藍詩玲的《鴉片戰爭》，作者指其目的是喚醒英國讀者對鴉片戰爭的記憶，以及描寫戰爭中部份錯綜複雜之處。鴉片戰爭在過去激起許多敵意、誤解與扭曲，但實際上遠比中西所熟知的還紊亂。
1820年代起，英國人開始以印度鴉片彌補與中國的貿易赤字。1834年，英國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藐視廣州規定，引發武裝衝突，最後律勞卑撤離廣州，不久後病死。律勞卑雖然失敗，卻帶來兩項影響︰一是自利經濟與浮誇國家原則抬頭，中英更有可能發生武裝衝突，二是將動武塑造成英國的道德責任，是對中國百姓的「仁義之舉」。
鴉片戰爭發生時，中國大多數人，甚至包括皇帝，都不認為中國與英國正處於戰爭狀態，到衝突無法否認，皇帝與大臣也寧願稱之為「邊釁」。但在一個半世紀後，鴉片戰爭卻成為中國現代史悲劇的序幕，其教訓是舊社會問題令自己國家遭西方欺侮，最後由共產黨帶領重回正軌。當然，對共產黨自己造成的災難大致上都略過不提。十九、二十世紀西方人對中國則抱有種族主義蔑視，卻無法淡化鴉片戰爭最基本的事實，也就是英國政府為保護油水豐厚的非法販賣毒品勾當與中國開戰。
鴉片早在八世紀就是中國進口貨，用於製藥。但中國消費者吸食鴉片，則是由新大陸的菸草引起。大約在十八世紀，來往爪哇與中國的船隻，傳出將菸草泡在鴉片汁後吸食的做法。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吸食鴉片成為時尚的休閒活動。純鴉片價錢昂貴，抽鴉片是表示富有的消費。1792年以來鴉片成為非法品，鴉片貿易是中英雙方部份人共謀的結果。外國商人為利益運送鴉片到中國沿岸，由當地走私販分銷內陸，當中每一階段都需要官員視而不見與順便收賄。
鴉片戰爭爆發時，中國不僅進口鴉片，自己也大量生產，地區包括西南部、東部沿海與西北。清朝自1792年禁止鴉片，但之後卻沒有甚麼作為，進口量一直增加。十九世紀大部份時間，不論中西方論者，對鴉片於身體的影響、在中國的使用程度，以及怎樣算是重度或上癮都莫衷一是。與此同時，中西方都有人為鴉片辯護。清廷意圖禁制鴉片，擔心的是鴉片會威脅政府穩定，以及令政府財政問題惡化。
作者指出，十八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國白銀流失，很難斷言單單是鴉片的影響，也需是注意南美洲獨立運動令全球白銀供應緊張，導致中國出口減少，英國也需以更多鴉片取代白銀與中國貿易。
作者認為鴉片戰爭時清朝皇帝道光有兩項缺點︰猶豫不決與喜歡諉過他人。道光在1830年代要面對許多問題，包括公共秩序混亂、政府財政窘逼與軍隊積弱。人口膨脹到達極限，帝國過度擴張，開始運作不良，造反運動與日俱增。帝國官僚由科舉選拔，但滿人擁有特權，壓力與競爭往往產生兩種差異極大的官員︰一種是創意地貪污腐敗的玩樂者，另一種則是嚴守清規的人。兩種人的緊張關係導致鴉片戰爭爆發，以及其後衍生的各種不幸後果。
1832年，受清軍鎮壓廣東西北部土著叛變失敗震撼的道光，決定採取嚴峻措施禁制鴉片，之後幾年卻又猶豫不決。1836年，支持鴉片貿易合法化的廣東官員發言，而禁煙一派也向皇帝上奏。道光徵詢各官員的看法，有官員指誅殺全部鴉片吸食者數目過多，官場也因為需要大費周章而提不起勁。但1838年11月9日，道光卻召見福建籍官員林則徐，下令鏟除鴉片。作者猜疑道光改變主意的原因，與同年10月皇帝收到報告，指發現一名皇子與一名「鎮國公」在紫禁城吸食鴉片，以及11月8日皇帝得知天津抄沒十三萬兩鴉片有關。
林則徐是嚴守清規一類的官員，他自信工作倫理可解決最複雜的問題。他最關注的是漕運管理，打算盡快處理廣州的差事後，擔任江蘇巡撫處理漕運。在向皇帝提出解決鴉片問題的建議時，林則徐幾乎沒有顧及禁煙會引起外國商人的反應，當然也沒有考慮過可能會與英國開戰。他一到廣州後，首先向中國走私販與煙民施壓，並集合行商痛斥他們，之後再透過行商警告外國人。
林則徐的英方對手義律曾任律勞卑貿易秘書。義律討厭鴉片買賣貿易，卻受困於自己所處時代的假設。他知道對帝國而言鴉片貿易在經濟上有其必要，身為公僕要保護帝國尊嚴與公民，也相信為推動自由貿易，可理直氣壯開戰。
林則徐宣佈禁鴉片時，義律擔任英國駐華商務總監，在廣州庇護一位英國走私犯。此舉激怒林則徐，他下令取消所有貿易，並包圍外國商館。三天後，義律同意交出二萬多箱英國鴉片，同時向英商保證女王會為被抄貨物負責。民間經濟紛爭，就此變成英國女王與中國皇帝之間的國家大事，價值兩百萬英鎊鴉片成為有說服力的開戰理由。作者推測，義律之舉既可能是別無他法，也可能是他希望逼使英國外交部作出明確反應，與前任律勞卑一樣，相信打一場簡短、尖銳又乾淨的戰爭，可以徹底解決中英之間的問題。
1839年5月，林則徐在虎門銷毀義律交出的二萬多箱英國鴉片，並準備上任兩江總督。5月23日，義律下令所有英國船隻離開廣州，鴉片貿易轉往香港。7月7日，一群英美船員喝醉後打死華民林維喜，林則徐要求英方查辦。義律既不願交出英國人給中國人治罪，也無法找出凶徒。林則徐進一步施壓，準備包圍澳門，義律被逼離開陸地。
林則徐似乎低估英國威脅的本質，稱英國人為「暴徒」，認為用筏隻火攻就可以打敗英國船隻，英兵也沒有有陸戰能力。英國艦隊在1840年6月抵達廣州時，林則徐還對皇帝稱那是大型鴉片走私活動。道光皇帝也不覺得中英關係值得認真與長期關注，不清楚與英國開戰的後果。到英國艦隊抵達時，皇帝的注意力已移向他處。
隨著與中國經濟紛爭不斷，英國知識界逐漸對雙方爭吵的商業本質，以及鴉片貿易的性質含糊其辭，反而系統分析中國的錯誤，以掩飾歐洲人想依自己規則控制貿易的事實。中國被指為排外而停滯，英國為維護國家尊嚴必須採取軍事行動。一旦開戰，英國就必須維持中國不可理喻的說法，推翻一切相反的事實證據。1830年代英國輿論與政客的錯誤，是將「中國」簡化為自滿的統一個體，事實上則絕非如此。
中國只是大清在十七、十八世紀擴張的領土之一。清朝皇帝利用一切文化、實務或宗教手段統治各民族，既提倡儒家美德，又是成吉思汗後代、藏傳佛教保護人與靈媒，也樂於借用歐洲人才強化政權。按中國中心理想，對外關係應該以朝貢體系管理，但實務上朝貢有時是外交保護費，中國對想朝貢的人不會拒絕，對不想朝貢的人則置之不理。
清朝遠非自給自足，而是全面依賴國際貿易提供生存基本所需，包括稻米、胡椒、糖與白銀等。由於人口膨脹，許多中國人也湧向海外尋求經商與就業機會。滿人身為少數民族征服者，對統治缺乏安全感，滿人與臣民以及不同地區臣民之間的衝突，持續削弱清帝國的統治。十九世紀的清朝已面臨太多危機，因而無法以適當方式回應英國人，將自己推向與英國的戰爭。
1839年11月3日，義律與林則徐為英方簽署具結書而準備在穿鼻交涉，之後的事情雙方各有說法，英方稱清軍水師拒絕接收交涉信，英方決定開戰，清方則指兩艘英國商船準備入河時，受到兩艘英國戰船阻撓，清軍水師前往了解時遭到攻擊。結果是清軍水師受損撤退，林則徐認識到清軍戰船無法與英軍匹敵，最好避免開戰，但此時開戰決定權已在英國內閣手中。
時任英國外交部長是巴麥尊，當時未有電報，對華指令要幾個月才送到。英政府在1839年處於內有叛亂，外有遠征阿富汗前景未明的情況。內閣對遠征中國缺乏熱情，決定開戰後也未向國會諮詢，對是否開戰一直避而不答。1840年4月7日，在野保守黨對政府處理中國問題提出不信任投票，但三天辯論後議員好像已經太累，不信任投票以九票差距沒有通過，英艦隊繼續向中國駛去。
1840年7月，英國艦隊炮轟九分鐘後佔領舟山。清軍在武器、堡壘與戰船方面都落後於英軍，仍然運用火繩槍，火炮經常沒有瞄準器與基座，戰船只有少量火炮，沒有單獨作戰能力。炮台沒有屋頂，也沒有壕溝防止陸上攻擊。軍隊調動速動太慢，軍紀不良，士兵遇到戰鬥很快逃跑。軍事預算不足，軍備廢弛，軍隊戰力成疑。更嚴重的問題是，清朝不願意承認與英國發生衝突，更不用說戰爭。
英國人在7月幾次嘗試照會清朝英國的要求，但沒有成功。清朝官員虛報戰事，令清軍指揮鏈嚴重斷裂，驛遞緩慢也令消息不能及時送到北京。道光皇帝聽聞英國艦隊開始北上，下令直隸總督琦善打發他們。8月11日，英艦隊到達天津附近塘沽港，琦善費心表示他不視英軍為入侵者，為他們提供食物。19日，道光指示琦善，英方指控林則徐的訴求將逐一查明，但其他要求則不會接受或處理。琦善極力奉承義律，拖延並說服義律回廣州。道光委派琦善接替林則徐，擔任新的廣州欽差，以完成雙方的磋商。
琦善與義律在11月抵達澳門，雙方一輪沒有成果的書信往返後，義律感到不耐煩，12月26日威脅中方回應。1841年1月7日，英方艦隊駛進虎門，在鐵甲艦「復仇女神號」活躍下大敗清軍。清朝儒家士子並未認清清帝國與英國的軍事差距，反而歸咎於國內的陰謀論，將一切罪責指向琦善，空想只要有英雄精神就能對付英軍。
1月21日，琦善收到義律要求割讓香港、賠償六百萬銀元等條款的草約，同時道光則強調義律的要求不可答應。琦善無計可施，只能拖延時間與欺瞞皇帝。2月13日，琦善得自自己已被皇帝堂表奕山與老將楊芳取代，同時義律催促琦善在草約簽字。2月15日，英方再度開戰，攻打廣州餘下兩道防線，清軍紛紛逃走。3月18日，英軍回到廣州城南的商館。同月13日，琦善被鎖拿赴京，家產充公，流放，後來在1842年復職。
1841年3月20日，英方收到清方回覆，廣州貿易恢復正常，包括鴉片與茶葉。新到任廣州的清朝官員楊芳隱瞞事實，向皇帝宣稱自己正竭力摧毀敵人。楊芳的上司奕山到達廣州後，認識到根本不可能剿辦英國人，只能答應通商。另一方面，道光皇帝決心解決中英問題，認為只要有人數優勢就能戰勝英軍。事實上，廣州當地人與外來官員互不信任，由外省調來的軍隊糧食、薪餉、訓練、裝備都不足，難以與英軍抗衡。
5月21日午夜，清軍發動突擊，情報早已為英軍得知，失敗收場。5月26日，英軍臨近廣州城，雙方達成協議，清方付贖城費六百萬銀元，並保證外省部隊六天內撤至廣州城六十英里以外。30日，英軍分隊遭到五千名持武器鄉民包圍，英軍派援軍驅散鄉民。翌日，鄉勇再度出現，可能多達二萬五千人，當廣州當局迅速介入。
這件事在中國稱為「三元里抗英事件」，起因可能是英軍褻瀆祖先墳墓，以及搶劫與強暴當地居民。三元里成為反抗帝國主義宣傳中的完美典範，但仔細檢視會發現，此事既對英國人感到憤怒，也對政府表現出怒火。奔走拯救英國人的，竟然是自己政府代表。三元里村民集結是為了報復當地確實發生的罪行，而非抽象的愛國主義。並沒有全廣東人都為愛國主義起來抗英，遠在他處的北京人對三元里事件也不以為意。當時的華南不可能彌漫著愛國反英情緒，整場戰爭期間，廣東人對外國人入侵都表現得漠不關心。
奕山與楊芳一樣，以謊言向皇帝報告，隱瞞兵敗賠款之事，宣稱外國人已聲言不敢在廣東滋事。道光滿以為事情已經結束，解散召集的部隊，完全不知道和平只限於廣東。對道光而言，這只是一場南方的貿易糾紛，根本不是全國性的衝突。
1841年初夏，隨著戰事拖延，而且仍未達到既定目標，英國政府對義律失去耐性，以璞鼎查(砵甸乍)取而代之。8月，璞鼎查抵達澳門，對廣東當局表示要與中國皇帝磋商，在有結果前英國艦隊會繼續北上作戰。奕山又再向皇帝隱瞞事實，令皇帝不知道英國艦隊為何北上。
8月26日，英軍大敗清軍，未受到激烈抵抗，翌日攻入廈門。10月1日，英軍再次佔領定海。10日，英軍佔鎮海，清朝新任欽差裕謙自殺。13日，英軍未遇抵抗佔領寧波。即使如此，道光對英國人進攻到底是為貿易、為英國同胞遭處死而報仇，還是有其他原因，仍然茫無頭緒。
10月18日，經無作戰經驗的皇侄奕經奉旨到浙江，指揮反攻。奕經赴任途中在蘇州美景中過冬兩個月，沒有決心與英國人開戰。1842年2月，清軍援軍從各省而來，他們不熟悉當地氣候與地理，也經常不聽指揮。經過又一輪拖延後，奕經計劃在3月10日凌晨展開反攻。突襲寧波的清軍成功衝開城門，但英軍一座榴彈砲擊退清軍。華南援軍本來要進攻鎮海，卻因迷路到中午仍未抵達，此時勝負已分。進攻舟山的部隊暈船又不熟地形，等潮水適合進攻時，寧波、鎮海兵敗消息傳來，部隊無心戀戰。3月13日，奕經西逃，到後來戰事平息，被流放新疆。
1842年5月18日，英軍登陸乍浦，滿州守軍抵抗失敗後，大部份人自殺。7月17日，英軍炮轟鎮江，21日佔城，滿州旗兵再次在抵抗失敗後，連同家人一起自殺。英國人觀察到，這場戰爭是「滿州人的事，而非中國人的事」。當滿州人被英國人擊敗，漢人就向無助的旗兵家庭搶劫。鎮江城破後，到處都是搶掠強姦，英軍自然也參與其中。
清朝戰區官員明白英軍無法「剿滅」，上奏皇帝建議談和。道光任命伊里布與耆英處理東南事務，卻命令他們必須對英國人「先剿後撫」。伊里布在1842年5月抵達杭州，向英軍要求休戰，但英方表示只願按先前照會規定的條件，與皇帝派來的全權大臣談判。耆英意圖自稱自己就是全權大臣，但璞鼎查要求提出更多證據。道光皇帝在六、七月時不批准給予耆英與伊里布全權，直到7月27日得悉鎮海已失，才勉強同意。
8月10日午夜，英軍宣稱早晨開始攻打南京，要求三百萬銀元贖城費，伊里布口頭答應。8月26日，條約基本要求確定︰清朝賠償二千一百萬銀元；五口通商；英國人有權住在通商口岸，訂定當地稅則；廢除行商專賣權。道光皇帝對一切已經感到厭倦，最後同意割讓香港島的要求。8月29日，南京條約簽定。
戰爭勝利說服很多英國人，這場戰爭打開中國大門，有其必要。十九世紀英國輿論中，以先是責備受傷一方逼自己不得不這樣做，然後繼續暴行來肯定過去行為佔主導。《南京條約》簽定後，中英雙方關係並無多大改善。隨著口岸開放，英國發現自己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回復，就擴大鴉片的生產與貿易，並要清朝解除鴉片貿易禁令，但沒有成功。
1856年10月，英國的廣州理事巴夏禮，藉清朝兩廣總督葉名琛徵用中國海盜船「阿羅號」一事挑起事端。巴夏禮聲稱該船在香港註冊，因而受英國保護，雖然他清楚該船在香港的註冊已在9月27日中止。巴夏禮與港督寶寧很樂意以此威脅中國，推銷對華開戰。11月3日，英軍開始炮轟廣州城。
英國國會對此舉並不支持，1857年3月通過議案令政府倒台。但該年春天稱為「中國選舉」的改選中，倒台政府發動仇外宣傳戰，宣揚對華開戰是光榮與愛國的觀點。4月7日選舉結果，倒台政府首相巴麥尊重新上任，開戰成為定局。
由於鄰近的廣西起事，無法調動援軍，1857年12月29日，廣州城投降英軍。總督葉名琛被英軍俘獲，流放印度，一年後病死。較早前在5月時，英法聯軍駛入進京路上的炮台，強逼清廷同意修改條約的要求。到1859年6月，英軍要到北京簽署文件時，清政府封鎖天津河道，英軍回擊，但遭清軍痛擊，死傷慘重。
英軍在1860年8月14日對天津各炮台報復攻擊，之後一個月雙方安排談判。清廷短視地將英方由巴夏禮率領的三十多人談判團綁架，並在刑部拷打。英方全權代表額爾金決定教訓清廷，英法聯軍在10月攻至北京城牆北緣。10月7日，聯軍抵達皇帝夏宮圓明園，大肆搶掠三日。10月18日，聯軍放火焚毀圓明園。
1830年代起，英國開始出現國內反鴉片遊說團體，他們逐漸將矛頭轉到反對中國，以反映當時盛行的種族觀，表現中國人道德低下。最初反鴉片運動的罪惡感，漸漸變成揶揄「中國民族性格」，最後則變成令英國人心安的想法︰中國人渴望鴉片與英國炮艦及追求利潤無關，只是中國人自找的。英國人的良心不安，結合帝國主義厭惡中國的情緒，結果產生了所謂「黃禍」的想法。
十九世界末期，在歐洲人的種族觀中，中國人雖然長期以來遜於白種人，但中國對英國仍造成不少挑戰。到二十世紀初，中國勞工開始在全球各經濟體形成廉價勞工社群，西方對中國的焦慮更甚。華人勞動效率較優秀，白種工人無法以此攻擊，因此轉為以道德與種族衝突入手。仇華運動風行於英、美、南非、澳洲等地，並以嚴苛法律限制華人移民。
1900年義和拳亂加深了這種「黃色恐怖」的印象，拳民攻擊北京的外國使館區，引來各國聯國攻入北京。媒體關於拳亂的報導中，似乎認為對全體中國人施加任何報復都是名正言順。聯軍摧毀華北宮殿與寺廟，殺害無辜華人，將之當成是合理的懲罰。
西方國家恐懼已定居中國勞工會展開復仇，並與對中國鴉片煙館的畏懼融合。事實上，以英國以言，居英中國人數目甚少，到1911年也只有一千一百人，倫敦東區鴉片煙館在1904年也不過六家。
英國人對中國人的恐懼，也反映在讓白人女性吸食毒品而墮落的陰謀論中。這種論調在十九至二十世紀小說中不時出現，當中最著名的是傅滿洲博士系列，這位中國反派聰明、邪惡、難以打倒又會吸食鴉片。作者指出， 黃禍論最可疑的，是它脫離中國看法與事件，由西方人自行發展而來。正如傅滿洲小說作者自鳴得意，他之所以能成名，是因為對中國人一竅不通。
十九世紀末，曾留學英國的嚴復傳播一套民族主義理念以改革中國，此理念既強烈批評自己的國家，又因懼怕而景仰西洋的對手。嚴復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認為中國受外國侵略是自然的現象。他相信中國必須體認自己的缺陷，團結為民族國家，西方則是中國唯一的老師。受嚴復影響的新一代中國思想家與活動家，致力於教育中國人成為現代國家，當中影響力最大的可說是梁啟超。梁啟超同樣不認為自己國家是西方帝國主義的無辜受害者，熱心批評中國的缺點，斷言拳亂引來西方暴力，是中國受傳統小說「毒害」而自招。
1900年，與這種自憎自厭的民族主義呼應，中國展開新一輪反鴉片運動。數十萬家煙館被關，群眾攻擊老煙槍，以各種奇怪偏方醫治鴉片成癮者。禁煙運動人士似乎不願將中國鴉片問題全歸罪帝國主義者，認為是中國人意志薄弱才上癮。反帝國主義情緒有時會轉向其他事物，例如1900年代反對外國收購中國的鐵路系統。
通商口岸與租界既是西方帝國主義的象徵，也矛盾地是工業化與現代化之地。上海到1901年已有各種現代都市設施。租界治外法權容許一定程度的言論自由，1900年代報章雜誌爆炸成長，創造公共輿論，成為民族主義與革命的基礎。1911年，民族主義革命結束中國兩千年帝制，發生地點就在漢口市俄租界內。
1920年代，孫逸仙為北伐軍閥，向蘇聯尋求資助，條件是允許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支持共產黨部份政策，並同意蘇聯抵抗帝國主義壓逼的原則。孫逸仙想將問題歸咎於帝國主義列強有許多困難，部份在於他在知識、情感與財政上欠西方的債。但到1924年，財政與政治危機令孫逸仙不得不認同蘇聯，開始認定帝國主義是中華民國最大敵人。
為了將反帝國主義植入人心，國民黨開始宣傳國家敵人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家救星則是國民黨。1925年孫逸仙死後，其接班人蔣介石將孫逸仙變成國民黨的政治聖人，以壟斷「中華民族」的所有說法。為利用反帝國主義情緒，國民黨1920至30年代宣傳攻勢，將1839至42年發生的事，從不重要新聞轉變成史無前例的民族悲劇「鴉片戰爭」。這樣做旨在說服民眾將問題歸咎於單一外敵，鴉片戰爭與不平等條約變成帝國主義長期的國際陰謀，只有國民黨可以拯救中國，所以國民黨要求中國人做任何犧牲，也變得名正言順。
國民黨對鴉片的態度同樣矛盾。1928年，蔣介石宣布絕對禁止鴉片，但私底下，國民黨為了歲收與其他軍閥一樣從事鴉片貿易。政府竭力讓指責國民政府抽鴉片稅的反對者噤聲，恐嚇其贊助者，抹黑他們走私毒品，或者發出死亡威脅，在他們家中放炸彈。
1930年代起日本侵略中國，在日本佔領的滿州地區同樣從事鴉片貿易。國民黨指控日本人打算用毒品麻醉中國人，而日本在北京的傀儡政府卻多次召開反對鴉片戰爭、打倒英國的集會。
妖魔化鴉片戰爭由國民黨打下基礎，最後由共產黨完成。依毛澤東的說法，鴉片戰爭變成中國革命的第一課，是為時一世紀資本帝國主義壓逼的起點。中國現代史簡單地變成中國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奮鬥史。銘記過去傷痛是要提醒人民，現今共產黨帶來的甜美果實——即使這包括人為飢荒、肅清反革命與文化大革命。
形式上，毛澤東在1939年起禁止共產黨地區產製鴉片。實際上，自1941年，蘇聯運送物資給共產黨的路線被國民黨封鎖，共產黨財政緊拙，靠一種「特產」才能脫身，這種特產就是鴉片。但是到1945年，當美國特使團來到共產黨控制地區，罌粟已經鏟除，換成高粱與大麥，令中國共產黨戰時純潔正直的形象得以維持。
作者認為，中國在過去三十年有兩件事仍然不變，一是中國共產黨不厭其煩宣稱國家由他們領導，二是該黨仍然認為，中國現代史就是帝國主義逼害的歷史。1980年代這種聲音似乎已沒有市場，但在1989年，當軍隊將槍指向人民，無產階級說詞已不能用。為填補宣傳真空，共產黨重新將自己建立為國家利益保衛者，對抗想圍堵中國的西方國家。1989年正是鴉片戰爭一百五十週年，政府開始大造文章，提醒中國人民被西方壓逼的歷史。
1990年代，愛國主義在中國勃興，鴉片戰爭自然是熱門題材，民眾反西方民族主義熱情也頻頻爆發。到1990年代末期起，透過網絡科技組織的極端民族主義群體出現，一般稱為憤青。他們將所有衝突都歸類為帝國主義陰謀。作者認為，西方也一直認為中國人的行動都是在針對西方，不明白中國統治者主要關心的，一直是國內事務，而非對外關係。在二十一世紀，中國與西方依然彼此誤解，十九世紀投下的陰影繼續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