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Angus Deaton的The Great Escape，主題是世界的進步與不平等，焦點在於健康與財富上。作者指進步速度不同本身會帶來不平等，只著重平均或最好的組別並不正確。此外生活品質(well-being)有許多面向，例如健康、財富、自由、教育、自主、尊嚴、參與社會的能力等，只看一方面並不足夠。
快樂調查某些結果表示，在超越一定財富後財富水平並不影響快樂，作者則指這種調查問的主觀快樂不能與生活滿意度混淆，前者是情緒，後者是對生活的判斷。以生活評估調查各國結果顯示，平均財富水平較高的國家生活滿意度也較高，而且生活滿意度與財富改變的百份比，而不是絕對水平相關。
至於快樂水平，除最貧窮國家的快樂程度較低外，收入與快樂的關係薄弱，而且快樂與生活評估的關係也不大。負面情緒經驗如壓力、憂慮與痛苦，與國民收入則沒有關係。作者認為，正如生活品質其他面向一樣，只著重於個人情緒也不足以評估人們生活的好壞。
比較各國每人平均GDP與預期壽命的關係時，會發現預期壽命隨GDP上升，但到大約10,000美元(2010計價)水平後上升速度會減慢。作者指這反映「疫病轉型」(epidemiological transition)的情況，令兒童死亡的傳染病在這時已大為減少，死亡主要發生在老年人身上，主因是慢性疾病，例如心血管疾病與癌症。
對比1960與2010年GDP與預期壽命變化，顯示出二戰後世界平均而言GDP及預期壽命均上升。即使是收入沒有變化的國家，2010年的預期壽命也比1960年高，表現出非收入系統因素也會影響預期壽命，這包括科學與醫藥更為廣泛傳播與實踐，尤其是發達國家實施已久的公共衛生政策在較貧窮地區得以推行。
預期壽命計算會受突發疫症影響，因為它是以當年的死亡風險為基準計算。這令較早期的預期壽命比較不穩，例如1918年流感疫症就令美國人預期壽命減少11.8年，但在之後一年則上升15.6年。二十世紀初美國的主要疫病依影響力順序為︰流感、結核病與痢疾。美國女性預期壽命一直比男性高，但差距從二十世紀初一路擴闊，直至1970年代才開始收窄。這種性別預期壽命差距演變有兩項主要原因︰生產死亡率下降與吸煙模式改變。
在年齡死亡率方面，美國大致上是隨年齡形成剔型死亡率模式，即初生嬰兒死亡率較高，隨年齡死亡率下降直至十多歲，然後在十多至二十多歲較高，之後隨年齡緩慢上升，在六十歲左右死亡率與初生嬰兒差不多，之後繼續上升。
作者指人類演化仍然是適應狩獵與採集生活，而不是農業或城市生活。對人體而言，狩獵與採集的生活模式有參考之處，包括︰長距離步行、主要以蔬果為食物、高纖維食物、較少動物脂肪、多元飲食、與人合作等。他們生育率較低，因缺乏儲存食物方法而平分食物，面對其他團體較為暴力，隨著食物供應減少生活變得越來越差。狩獵與採集過去的教訓是︰生活品質並不一定會隨時間進步，不平等也不是在所有人類社會中存在。
食物供應減少令人類走向「差勁工作中沒那麼差」的農業，當中出現食物儲藏令不平等加劇，動物家畜化與大型集居地也帶來新的傳染病︰結核、天花、麻疹、破傷風。嬰兒死亡率因營養不良與病菌疫病是上升。食物變得較單一。長距離貿易令各地疫病傳播得更遠。在條件理想是生育率上升令人口上升，但條件欠佳時人口則下降。個體生活水準沒有改善，但整體人口數目則有所增加。
發展較落後的國家平均壽命由1950-55年42歲，1965-70年55歲，升至2005-10年66歲。這些地區的死亡主因與過去較發達國家那些相似︰以嬰孩較多，疾病包括下呼吸道感染、痢疾、結核、百日咳、白喉、小兒麻痺、麻疹、破傷風等。比較不同國家會發現，嬰孩死亡率與經濟增長速度沒有關係，反而與政府的醫療開支相關。發展較落後國家在醫療系統的問題是，公共醫療系統無法提供有效服務，私營醫療系統也沒有受到良好監管，這反映人口醫療教育與政府能力不足。
發達國家自1950年代起50歲預期壽命增加，由數年至十年不等，可能原因為︰之前用於兒童疾病的資源可用在中老年疾病；吸煙習慣改變；發明各種防心血管疾病方法如降血壓藥、利尿藥、降膽固醇藥、心臟病發後服用阿士匹靈、搭橋手術等。此外，中老年生活也透過各種方法得以改善︰關節更換、白內障手術、止痛藥、抗抑鬱藥、更易接觸醫療專家等。
醫療的昂貴成本需與其他生活品質作平衡，然而我們實際上卻不知道要怎樣選擇醫療照護，很多時候也不是直接出資付費的人，令何謂合理醫療照護價格難以判斷。計算醫療支出時我們只知道它們的花費，卻不能準確計有它們帶來的價值。
在全球化環境下，小型與貧窮國家不時會因與大國的貿易協定令其在醫藥上處於不利位置。第一世界水準的醫療設施，也可能只服務較貧窮國家的少數有錢人，國內其他民眾則處於低水準醫護服務的環境中。從1950至2000年全球平均預期壽命有上升趨勢，中等表現國家差最佳國家的差距也在收窄，但表現最差的國家與中等表現的差距則拉闊。
平均身高有助於反映不同地區的營養狀況，歐洲男性從1850-60年平均身高166.7厘米增至1976-80年178.6厘米反映出當地營養改善情況。但身高數據也顯示非洲國家女性高度比印度及拉丁美洲女性高，這可能表示︰影響身高的疾病與貧困不完全等同影響生活品質那些因素；當地因素如飲食習慣也會影響身高；整體人口高度改變需要經歷數代時間。
作者指按歷史上不同國家的經濟分佈情況，十八世紀大部份不平等是在國內，兩端是封建地主與一般人，踏入二十一世紀不平等則主要在不同國家之間。
以GDP量度物質水平有以下不足︰GDP不包括如家務等重要活動，沒有計算休閒時間，包括清理污染、建造監獄、通勤的代價，也沒有說明由誰獲得甚麼。
在官方數字上美國自1973年至2010年貧窮率沒有下降，雖然這段期間每人平均收入上升60%。如果1963年訂下的官方貧窮線按時更新，貧窮率則會更高。美國官方貧窮線的問題是，它沒有按何謂「體面」生活的當代要求調整，也不是計算徵稅及福利轉型後的收入水平，後者令任何重分配政策即使有效，也未能反映在貧窮率上。
美國戰後貧窮狀況顯示，戰後至1970年代經濟增長快速，增長所得也在社會中廣泛地分享，但在1970年代後經濟增長減速，而且貧困人士與中等人士差距擴大。工作趨向兩極並更著重教於與科技，最低工資調整與通脹沒有掛勾令其真實價值減少，人口老化令老年人政治勢力加強，高收入雙職家庭與貧窮單親家庭數目增加令家庭收入差距擴大，這些勞工市場、政治、人口與家庭構成因素影響家庭收入分佈的情況。
從1980年至2011年，美國最高收入1%人稅前收入增加2.35倍，0.01%稅前收入增加4倍，而且父子收入相關度為0.5，是OECD國家中最高，反映公平機會的程度較低。假如收入與機會由固定的人掌握，富有者就可以透過金錢與政治將民主變成少數富人主政，令其他人無法獲得參與政治生活的好處。尋租者行為也會變成權力團體相鬥，以多數人代價讓少數人得益，最後摧毀各種令經濟增長的制度。
在對比國際經濟表現時，以匯率計價未能確切反映不同國家的價格差異，因為匯率並未反映人們消費不可貿易商品與服務的價格差異，這種差異來自各國土地與勞工價格有別。PP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是一般用於比較不同國家經濟的計價方式，它以各國不同商品與服務價格平均起來以計算國家價格水平。PPP計價的困難是，有些情況很難確定何謂各國的標準商品，例如在英國醬料Marmite是日常消費品，但在美國則很少見，價格較高；又例如在英國一般民眾也能負擔乘搭飛機費用，但在喀麥隆則是少數人奢侈品。在兩種情況以較高還是較低國家價格為基準會影響相關國家PPP水平，實務上是以兩者平均為折衷，卻有可能造成不論高低價格都未能反映的情況。
從戰後開始，不同富裕國家的GDP差距收窄，但全球所有國家的差距則沒有整合。以個人而不是國家為單位計算的話，全球平均增長率表現較好，從1960至2010年前者表現為1.5%，後者則為3%，這反映出兩大人口國中國與印度經濟快速增長。自1970年代起中國與印度快速增長，令超過二十億人平均收入由世界分佈底層升至中等水平，也令處於貧窮水平的總人數從1981至2008年減少7.5億，佔全球人口比例從40%減至14%。
作者指出有些分析評論試圖以個別經濟表現良好或不佳的國家特徵，找出普遍成功或失敗因素並不明智，以少數成功與失敗例子過度推論只是以偶然為基礎。在過去半世紀，有十年增長快速的國家在之後十年或二十年表現不再良好，那些總結成功關鍵的說法到該國表現停滯後就不再正確，即使那些因素在該國仍然存在。
1960年代起警告全球人口爆炸會帶來災難的說法並未成真，作者指這種說法是經濟學所稱的合成謬誤(lump fallacy，或稱零和謬誤)︰它只考慮人口增加帶來的負擔，沒有顧及新人口帶來的好處︰貧窮國家家庭既渴望其孩子出生，這些孩子也確實提高家庭的生活品質。作者指明富裕國家希望控制貧窮國家人口是出於自己的利益立場，一國的公有事務問題應由當地政治制度解決，而不是由有自己私利、對當地人生活缺乏了解的外國、國際組織或基金會執行。人口爆炸災難沒有實現反映出以下情況︰增加的人口豐富人類創意，令人類整體受惠；人口爆炸只是嬰孩死亡率下降、生育率滯後一段時間才下降的短期現象，全球人口增長率已由1960年2.2%降至2011年1.1%；生產力與資源運用效率因綠色革命與全球化上升，顯示問題會創造誘因令人們以新辦法行事。
在全球貧窮問題上，沒有世界政府令人們沒有責任感或能力改變全球不平等問題，量度國際不平等數據也不是國際政策，尤其是以個人為單位的不平等情況缺乏官方數字。然而，作者認為國際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與世界銀行最少有能力監測各國收入分佈，不同國家並不是完全孤立。
作者在最後一部份以很大篇幅談及國際援助的問題，他認為純粹給予貧困人士金錢就能消滅貧窮的想法是幻象，當中可能出現四種情況︰富裕國家民眾對減少他人貧窮漠不關心；富裕國家民眾不清楚全球貧窮問題；國際援助可能有效但現在並非如此；國際援助在某些條件下不但無效更會造成傷害。富裕國家在考慮援助哪個國家時總是面對兩難︰援助有條件發展的國家更可能有效，但這些國家本身可能不太需要援助；援助缺乏條件發展的國家則可能沒有作用，特別是該國貧窮是由惡劣制度或政府造成時，援助該國政府只會令情況更壞。
作者對現時國際援助的實際情況有如下觀察︰捐助者以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受助者的需要決定捐助地；各種援助間缺乏協作；援助專注於受助國家數目，令多人口國家貧困人士平均受助額遠比少人口國家低；援助附帶條件，例如受助國要購買捐助國的運輸工具與貨物；對最貧困國家的捐助比例不足，即使近年有改善也只是由1960年佔援助總額10%升至2010年三分之一；援助不時會捐給不會幫助自己人民的政權。作者也指出國際援助並不比其他國際連結重要，例如私人投資、僑民匯款、傳播基本科學與科技發明知識、貿易限制與國際資本市場。國際援助並不像投資一樣促進經濟增長，數據顯示人均受助較多的國家經濟增長率並不比其他國家高。
作者也對發展計劃，例如援助建設學校或診所的成效表示懷疑。在特定環境中成功的計劃不能保證在其他環境設定下成功，先導試驗計劃成功也不表示全面推行下也會成功，包括全面推行時參與的人員質素，以及大規模計劃的外溢效應，例如私營醫療系統抽空公營醫療人員。再者，需要受援助的國家政府能力往往有限，將政府能力用於援助計劃可能令其他公共服務受影響。
大規模援助政府另一問題是它不在需要向徵稅的納稅人負責，令它缺乏誘因執行政府的職責，如保衛法律、維持治安、保障合約執行、預防疫病、提供電力、學校、醫護等。這與依靠商品貿易為政府收入的情況相似，政府不用滿足當地需要或政治就能得到收入，影響是缺乏誘因維持收稅能力、欠缺權力平衡與分立、增加因追逐既得利益而引發內戰的風險。
談到為何捐助者無法取代受助國民眾問責受助政府時，作者指捐助者並未親身體會援助的影響，也沒有援助後果的直接資訊與反饋，他們依靠捐助組織取得資訊，但後者較注重援助額而不是援助的效果。此外，即使捐助者得知援助出現問題也傾向不會懲罰該國政府，因為懲罰受助國政府可能會損害其他人，例如當地人及外國分判商，或者造成受助國經濟混亂。受助國政府也很清楚這事實，並對捐助者提出的條件虛與委蛇。捐助國當地政治也會左右捐助對象，例如捐助國人民認為「一定要做點事」，又或者捐助國政治家收買人心，都會令受助國即使表現不佳也能接受捐助。捐助行業競爭激烈也令受助國政府無心改善人民生活，甚至樂意看到人民貧窮以收受爭相捐出的援助。
作者提到外國援助與殖民主義有相似之處，外國援助就如殖民時期一樣，聲稱是為了幫助人們，讓他們啟蒙走入文明，卻對當地民眾造成傷害。
在醫療援助方面，作者認為它有一定好處，例如成功由上而下控制個別疾病，像是天花與小兒麻痺，也傳播各種應對疾病的方法，如以防蚊網防範瘧疾。至於在地區醫護系統計劃上，醫療援助的表現並不理想，例如醫護人員與診所供應、公共衛生措施、安全食水及衛生系統、重要藥物供應、充足營養、預防風土疫症等。後者需要依靠政府能力，外國援助並未有很大幫助，甚至可能在提供由上而下計劃時令當地政府對醫療系統的投入減少。作者認為在貧窮國家提供醫療系統的能力有限，提供公共衛生措施如食水、衛生系統與害蟲控制會可能有成效。
在較有條件國家可自行應對貧窮問題，援助條件不足國家又會令情況更差下，作者認為富裕國家不應再想到「我們」需要做甚麼，不再提供外國援助，並說服其民眾外國援助會造成傷害。作者建議運用這些資源作以下事情更能帶來好處︰資助對付「非洲」疾病如瘧疾的藥物，並放寬對貧窮國家的藥物專利限制；提供誘因開發治療這些疾病的新藥物；增加對各國提供基於經驗的技術與知識建議；國際組織協助貧困國家在貿易協定上取得更有利條件；對惡劣政權實際借貸與貿易限制；停止富裕國家對當地的農產品資助；以助學金形式讓貧窮國家學生有機會接受教育並回饙母國。作者總結指，與其援助貧窮國家的政府，讓它們不再傷害人民並支持讓貧困民眾也能受益的全球化政策更有助令改善貧窮狀況。
未來全球可能面對的威脅包括︰全球氣候變化、中國出現混亂、原教旨主義者、抗藥性傳染病，以及富裕國家經濟增長減慢與不平等加劇，造成社會分配的衝突等。但作者對未來謹慎樂觀，因為脫離艱苦的渴求深入人心，而且知識一直累積；增長減慢可能是數字未能反映資訊科技帶來的好處；大部份非富裕國家仍大有增長空間，特別是中國與印度，也包括近期的非洲；預期壽命增長速度減少是因為現在死亡率減少的是中年與老年人；有足夠資源投入以改善健康，癌症有望得到更好治療；這刻在歷史上暴力程度很低、民主大為擴張、人們更高也更聰明、識字率大為提高，都令作者相信正如以往一樣人們在未來可以克服阻礙。
